一个土著小孩

卡曼特是一个基库尤小男孩，父母是农场上的非法棚户。农场上非法棚户的孩子们总是到我房子周围的草地上放羊，因为他们总觉得这里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他们也和父母们一起为我干活。我对他们很熟悉。在我遇到卡曼特之前，他一定在这儿生活了很多年，但我总觉得他一定是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一只生了病的小动物。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正骑着马要穿过农场上的草原。他当时正在放羊，看起来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头很大，身子却出奇地瘦小，胳膊肘和膝盖突出得很明显，像是棍子上的疙瘩。双腿长满脓疮，从大腿到脚跟，全部都是。在广袤的草原上，他显得特别特别微小。但在如此微小的一个点上，竟然集中了如此多的苦难，这实在让人感觉很震撼。我停下来和他说话，他没有理我，好像没有看到我似的。他那张扁平的、棱角分明的脸上布满了痛苦，却又显露出极大的耐性。脸上那双眼睛黯淡无光，像是死人的眼睛，看起来他好像活不了几个星期了。你甚至会依稀看见几只秃鹰在他头顶盘旋，天空昏暗，似乎要燃烧起来。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哪里有死人，哪里就会看到秃鹰。我让他第二天上午到我的房子里来，看能不能帮他治好腿上的脓疮。

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是农场上土著人的医生。就像所有优秀的冒牌医生一样，我也有许多病人，每天基本上都会有两名到十二名病人来我这儿治病。

基库尤人能够坦然面对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习惯了意外。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白人们完全不同。大多数白人在生活中都是努力不让意外发生，也很习惯与命运做抗争。但黑人们与命运永远都是友好相处，他们一生都被命运女神死死地控制着。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黑人，命运女神就是他们的家，就是小屋里那熟悉的黑暗，是深深地埋在地下的庄稼根上的霉菌。他们能够从容面对任何命运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他们最期待在主人、医生或上帝的身上看到的品质是想象力。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期待带来的力量，所有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都把哈伦·拉希德哈里发看作是最理想的统治者。没人知道他下一秒会做些什么，也没人知道会在哪里见到他。每当非洲人提到上帝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在讲《一千零一夜》或是《圣经·约伯书》的最后几章。上帝震撼他们的，也同样是想象力带来的无穷力量。

因为土著人的这种特质，作为医生的我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或者说名声很不错。第一次来非洲时，和我同船的有一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那是他第二十三次到非洲尝试治疗昏睡症。他带了一百多只小白鼠和豚鼠上船。他告诉我，非洲土著根本不怕疼，也不害怕大型手术，但他们特别讨厌程式化的、重复性的或是步骤性极强的治疗，这才是给土著居民看病时最难克服的困难。这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很不理解这一点。和土著人熟悉之后，我最喜欢的恰恰就是他们的这种特征。他们对险境是发自内心地喜爱，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对造物主命运安排的真实回应，是天堂在大地上的回音。有时候我会想，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真正害怕的是我们的迂腐，是我们的书呆子气。在这些人手里，他们会死得很痛苦。

我的房子外面有一块铺平了的空地，病人们一般会蹲在上面等待。瘦骨嶙峋的老头们流着眼泪咳嗽着，眼睛骨碌碌地四下里看；打过一场架的瘦高年轻人平静了下来，眼睛黑漆漆的，嘴巴青肿淤紫；母亲们抱着发烧的孩子，这些孩子像是干枯的小花儿，挂在母亲的脖子上。我经常要治疗一些烧伤病人。基库尤人喜欢在小屋里的火堆边睡觉，正在燃烧的木堆或木炭有时会坍塌，然后滑到他们身上。储存的药物用完之后，我发现蜂蜜是一种很好的治疗烧伤的药膏。那块空地上很热闹，气氛极其火爆，就像欧洲的娱乐场合。他们叽叽喳喳地小声聊着天，一旦我走出来，这股欢快的小溪流就立刻断了水，空地上也安静下来。这种安静孕育着所有的可能。接下来，“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刻就要来了。他们每次都由我确定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其实我根本不懂医术，只是从一般急救护理课堂上学到一点点医学知识。幸运的是，我竟然治好了几位病人。从那之后，我的医生名声便传播开来，即使之后有好几次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声誉也丝毫未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那时我每次都能把病人治好，谁知道找我看病的土著人会不会越来越少。当然，我会获得专业名医的声望——这完全就是一位来自沃拉亚的医术高超的医生，但他们还会觉得上帝与我同在吗？他们所知的上帝，存在于大旱的年月中，存在于夜晚大草原上的狮群中，存在于孩子单独在家时徘徊在附近的豹子身上，以及不知道从哪儿蜂拥而至，但一旦飞过，连一片草叶都不留下的蝗虫群中。另外，飞过玉米田，却没有做任何停留的蝗群——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带给他们无比的喜悦，春天很早就降临的雨水，田野和草原上开放的花朵，长得绿油油的庄稼，都让他们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当他们考虑到生活中这些重大事件时，我这个来自沃拉亚的神医恐怕也就成了一个外来者。

第二天早上，我吃惊地发现，卡曼特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房子外面还有三四个病人，但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而是身子挺得笔直站在一边，脸上是一副马上就要死掉的表情。他对生命毕竟还是留恋的，决心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

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变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病人。我让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从来不会出错；我让他每隔三四天必须来一次，他也会准时过来。一般的土著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治疗脓疮的过程极其痛苦，但他每次都很坦然很淡定地忍受下来，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病人。鉴于此，我本应该把他树立成一个榜样，供其他病人效仿，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同时也让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我真的很少会遇到这样野性十足、完全与世隔绝的人类。他坚定而决绝地放弃和周围世界的接触，把自己与周围的人完全隔绝开来。他从来不会主动和我说一个字，也从来没有直视过我，只有在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才会开口回答。在伤口被清洗和包扎的时候，其他孩子会哇哇大哭。对于这些孩子，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或怜悯，而是低声笑着，笑声里带着轻蔑，带着一种“我太了解这种疼痛”的意思。他一眼都没看过这些孩子。他没有欲望与周围世界以任何方式进行交流，因为他所体验过的交流方式都太过残忍。他像古代的勇士一样，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直面痛苦。不论事情变得多糟糕，他都丝毫不会有所触动。他的工作和生活哲学教会了他时时刻刻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这样的行为通常都是颇宏大和庄重的，会让人想起普罗米修斯对自己信念的宣言，例如：“痛苦是我的名分，狠毒是你们的本性；现在来折磨我吧，我毫不在乎。”再例如：“好吧，尽你狠心做，你原是无所不能。”卡曼特是如此瘦小的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在他身上出现，总是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真不知道上帝在面对这个小孩子的这种生活态度时会作何感想。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主动看着我，和我说话时的情景。当时，我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方案，正在尝试从书中找到的一种新方法——把一种膏药热敷在脓疮上。所以，我和他已经相当熟悉了。我有点心急，想赶紧做完，就把药膏做得太热了。当我把药膏敷上轻拍的时候，卡曼特说话了：“姆萨布……”然后深深地瞥了我一眼。非洲土著们把白人妇女称作“姆萨布”。这本是一个印第安词汇，他们把发音稍微改变，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词汇，听起来感觉就很不一样。卡曼特的这声喊，是在求助，同时也是在提醒我，像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在提醒你放弃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想到这个词，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希望，然后就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因为把药膏弄得太烫，我对他感到很抱歉，但心里还是愉快的。因为他的这一瞥，预示着我和这个小野孩开始互相理解了。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受难者，除了苦难，他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但在我身上，他已经不再期待苦难了。

我尽心尽力地为他治疗，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坚持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但这种病我确实治不了。有时这儿的脓疮好了，别的地方又长出新的。最后，我决定把他带到苏格兰布道会里接受治疗。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希望。卡曼特虽然感到很震惊，但他一点儿都不想去。不过，因为他的放牧生活和生存哲学，他对很多事情都不会太反抗。于是，我就开着车把他送到了布道会，带着他走进了长长的医院。对他而言，周围的环境是陌生的，而且充满了神秘，他浑身都在颤抖。

苏格兰布道会的教堂位于农场西北十二英里处，海拔比农场高五百英尺，算得上是我们的邻居。农场东部十英里处是法国的天主教布道会，海拔比农场低五百英尺，而且地势比较平整。我本人不怎么支持这两个布道会，只是跟他们的私人关系比较好。这两个布道会之间有着很深的敌意，这让我觉得很可惜。

法国的神父们和我是好朋友。为了能说说法语，也为了能享受一次愉快的骑行，我和法拉常常会在周末的早晨骑马去他们那儿做弥撒。路上，我们要穿过一个金合欢种植园，而且要走很久。这个园子是属于林业局的，已经建好很多年了。走在园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而浑厚的松香味，甜蜜得直想让人欢呼。

不管去哪儿，罗马天主教堂都会把它那种独特的感觉带到那儿，这一点颇令人叹服。这里的神父们在当地土著人的帮助下，自己设计和建造了这座教堂，他们是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的。这是一座精致的灰色大教堂，顶部是一座钟楼，坐落在一座宽大的庭院里，脚下是一座平台和台阶。而庭院，则坐落在教会的咖啡园正中央。这是殖民地最古老的咖啡园，管理得相当不错。院落的两侧是带有拱廊的餐厅和女修道院。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河边坐落着教会学校和磨坊。河上有一座拱桥，骑马穿过这座桥，沿着一条马路一路向上，就到了教堂。拱桥用灰色石头堆砌而成。如果你在桥上下马观看周围，你会发现，整座桥干净整洁，周围的景色迷人至极。你会感觉自己正身处瑞士的南部或意大利的北部，而不是非洲。

神父们都很友好。弥撒结束后，他们会站在教堂门口等我，邀请我去喝杯红酒。我们穿过庭院，走进宽敞凉爽的餐厅。对于这片殖民地上发生的事情，这些神父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发生在犄角旮旯的事情，他们都很清楚。所以听他们讲话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很擅长用甜蜜、亲切的交谈套取你所有的信息。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精力旺盛、整日粘着花朵采蜜的小蜜蜂，而且还是全身褐色、毛茸茸的蜜蜂，因为他们都长着又长又密的胡须。虽然他们对殖民地的生活如此感兴趣，但却仍然过着一种法国人的流亡生活，对某种高级的神秘力量一直耐心、愉快地保持着敬重。一旦接到“任务解除”的命令，他们会立刻把所有事情留给当地人，以最快的速度飞回巴黎。所以，你会感觉，如果不是这股不知名的神秘力量，他们应该就不会来到这儿。如果是这样，那座用灰色石头砌成的、带有钟楼的教堂，以及餐厅里的那些拱廊，还有学校、整洁有序的种植园以及传教基地，也就都不复存在了。

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去餐厅，法拉总会把我们的两匹小马牵在手里。在回农场的路上，他一定能感觉到我愉悦的心情。他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从来不喝酒，所以他觉得我喝的酒和我做的弥撒一样，在我的宗教仪式中占有一样的地位。

这些法国神父们有时会骑上摩托车到我的农场吃午饭。在农场上，他们给我讲拉封丹寓言故事，还给我提出了很多关于咖啡种植的好建议。但我对苏格兰布道会就不太熟悉了。那儿的地势极高，站在教区内向四周的基库尤村落观望时，视野极其不错，但整个教区基地却总是给我一种“失明”的感觉，就好像除了它自己，就再也看不见别的了。他们竭尽全力说服土著人穿上欧洲人的服装，我觉得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但他们的医院是很不错的。当时，院长是亚瑟医生，他乐善好施，聪敏过人。我的咖啡园里很多人都得到了他们的救治。

卡曼特在苏格兰布道会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骑着马去基库尤车站，路上经过教会医院。去车站的路离医院的空地很近，与其平行着向前延伸。我看到卡曼特在空地上站着，与正在锻炼恢复的病人们保持着距离。他的腿好多了，可以跑了。看到我，他奔向空地的篱笆旁，跟着我一直跑到了篱笆尽头。他沿着篱笆向前跑着，像是我骑着马吸引过来的一头小马驹，在一个小型牧场里奔跑。他向前跑着，眼睛一直盯着我的小矮马，但始终没有说一句话。跑到空地的尽头，他不得不停了下来。走过空地之后，我回头看他。他笔直地站在那儿，头抬得高高的注视着我，很像一匹小马驹盯着远去的骑马人。我抬起手臂向他挥手，第一次他没有任何反应，我挥了好多次之后，他的手臂才突然像泵杆一样直直地指向空中，而且也只指了一次。

复活节上午，卡曼特回到了农场。他带给我一封信，是医生写的。信里说，卡曼特的腿已经痊愈，以后再也不会复发了。我看信的时候，卡曼特盯着我的脸，没有想和我讨论的意思，他肯定早就知道里面写什么了。他应该在想更重要的事情。卡曼特平时总是很镇定，或是表现出一种内敛的庄重，但这次却明显看得出他在强忍欢喜，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

土著人非常喜欢戏剧性的效果，卡曼特也是如此。为了让我感到惊喜，他用旧绷带把自己从脚后跟到膝盖裹个严严实实。很明显，他觉得这个时刻很重要，倒不是因为他运气好康复了，而是因为他慷慨地想把这份快乐传达给我。他可能还记得，我因为治不好他的腿而整日心烦意乱。而且也很清楚，医院的治疗结果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他慢慢地，慢慢地把绷带从膝盖开始拆掉，然后露出来光滑的双腿，他的腿上竟然只留下了一些依稀可见的灰色伤疤。

看到这样的效果，我大吃一惊，感到特别开心。平静庄重地享受了我的反应后，卡曼特又让我震惊了一次。他居然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跟你一样了。”他告诉我，然后又要求我一定要给他一卢比，因为耶稣在这一天复活了。

之后，他就回家看妈妈去了。他妈妈是一名寡妇，住在离农场很远的地方。后来，这位女士在聊天时告诉我，卡曼特这天的行为很不同寻常，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告诉了她很多在医院里见到的奇人奇事。去过他妈妈的小屋之后，他很快就回到了农庄，他觉得自己现在理所当然是属于农场的。之后，他就一直在农场上为我工作，直到最后我离开非洲。这期间，一共有十二年时间。

我第一次见到卡曼特的时候，他看起来只有六岁。他有一个兄弟，看起来有八岁。但兄弟俩都告诉我，卡曼特是哥哥。我想，卡曼特应该是因为长期的腿疾而发育迟缓。所以他那时应该已经九岁了。后来他长大了，但整个人看起来还是很矮小，或者说某些方面发育畸形，但至于什么地方畸形，还真说不出来。日复一日，他有棱有角的脸庞慢慢变得圆润，走起路来也相当轻快。我以造物主的眼光审视他，倒并不觉得他难看，只是他的双腿太细了，永远都像是两根棍子，所以整个人看起来也就有点古怪，有点像小丑，又有点像魔鬼。如果稍微改动一下，我想他就可以坐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俯视民众了。他的身上带着一种鲜明的活力和生机，如果是在一幅画中，他一定是需要浓笔重墨的那一笔。有了他，我在农场上的大家庭显得独特而别致。他的头脑总是不太正常，或者至少是形容白人时所说的“特别古怪”。他是一个喜欢思考的孩子。或许是因为常年的苦难生活，他习惯了遇事就思考，然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一直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与世隔绝的人。做同一件事情，他的方式绝对与别人不同。

我在农场上办了一所学校，然后轮流从罗马天主教会、英国教会和苏格兰教会请来土著教师为孩子们上课。肯尼亚土著的教育严格地控制在宗教范围内。当时，除了《圣经》和一些圣歌集之外，还没有别的书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在非洲的时候，我一直计划着把《伊索寓言》翻译过来，供当地的土著居民阅读，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实施这项计划。这所学校是我在农场上最喜欢的地方，是农场上人们精神世界的中心。学校就在一座由波纹铁皮搭建的仓库里，整个仓库是长形的，也有些岁月了。在这儿，我度过了无数美好的夜晚。

卡曼特会跟我一起到学校上课，但从来不和孩子们一起坐在板凳上，而是站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好像是故意要让耳朵听不到老师讲课的声音，故意无视其他被允许进来听课的孩子们的狂喜似的。后来，我看到过他躲在我的厨房里，努力回忆着从黑板上看到的字母和数字，一笔一画地、慢慢地抄写和临摹，往往字母和数字都是倒着的。我觉得，即使很想去学校上学，他也不会和其他人一起去。在童年时，他的内心已经扭曲或封闭起来了。长大后，对于他而言，不正常的事儿才算正常。真正的侏儒在灵魂深处是傲慢自大的，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是因为其他人都是扭曲的。卡曼特就是以这样的心理来面对被孤立这件事情的。

卡曼特在金钱方面极其精明。他平日的花销很少，而且很成功地和一些基库尤人做了几次山羊买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在基库尤族里，结婚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他曾经像哲学家似的告诉我，金钱这个东西真是一文不值。这话听起来既透彻又富有原创性。他基本上和生活保持着一种很奇特的关系：他是它的主人，但却从不赞美它。

他天生就不会赞美别人，即使对于动物的智慧，他也只是认可和“觉得还好”。我和他认识那么长时间，只听他赞美过一位索马里女士。没过几年，这位女士就来到我的农场上生活了。只要听到别人说出什么自信的话或豪言壮语，卡曼特就会发出一种低低的、带有嘲弄的笑声，而且完全不分场合。所有土著人的内心都带着一股强烈的恶意，看到谁做错事情，就会发出尖锐刻薄的笑声。听到这种笑声，欧洲人会觉得很受伤，心里会很反感。卡曼特更是把这种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把它演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自我讽刺。利用这种方式，不论是在面对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失望和灾难时，他都能够从中寻找到乐趣。

我在许多土著老妇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心理，比如被火烧了好多次的老妇，再比如血液里已经流淌着宿命感的老妪。不管在哪里见到她们，只要她们嘲讽我，我都能听出来。但我心里很同情她们，只当是某个亲姐妹在嘲讽自己了。我常常让仆人们在周末早晨给老妇们发鼻烟，那时我一般还没起床。土著人把鼻烟叫作“汤博科”。于是，每到周日的早晨，就有一群奇奇怪怪的人围在我的房子周围，院子也变成了一个凌乱不堪、破旧的养鸡场，里面挤满了瘦骨嶙峋的秃毛老母鸡，“咯咯咯”地叫个不停。因为土著人不太习惯大声说话，所以她们的声音都很小。尽管如此，声音还是会穿过卧室开着的窗户飘进来。在某个周日的早晨，基库尤老妇的这股温和、活泼的小溪起了涟漪，突然变成了一条欢笑的瀑布。一定是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发生了。我把法拉叫进来问他怎么回事。他不怎么情愿地告诉我，他忘记买鼻烟了。老妇们走了很远的路，到了之后却什么也没拿到，她们说自己真是“布里”。这件事后来成了这群基库尤老妇的笑料。如果在玉米地的小路上碰到她们中的某个人，她就会停下来，定定地站在我面前，用一根弯曲的、瘦巴巴的手指头指着我，那张又黑又老、布满皱纹的脸上就绽开了笑容，脸上的皱纹也折叠在了一起，像被一根看不到的绳子牵着一样。看到她们这样，我就会想起那个周日的早晨，她和姐妹们走啊走啊，从山下走到我的农场，却发现我忘记买鼻烟了，她们最后连一粒都没拿到！哈哈哈，姆萨布！

白人们总说基库尤人不懂感恩，但卡曼特绝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对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他都会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在我们认识后的很多年里，他主动帮我做过很多事情，而我并没有要求他去做这些事。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如果不是我，自己可能早就没命了。他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他的感激。比如，他对我特别友善和热心。更准确地说，是特别耐心。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个宗教的缘故。但实际上，我觉得在他的心里，我应该是属于傻瓜世界最傻的那群人。从他来到农场为我工作，和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之后，我就总能感觉到他投射在我身上的犀利眼神，好像他正在对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公正而明确的批判。我甚至觉得，打一开始，他就把我不怕麻烦地为他治疗这件事当成了一种怪癖，而且这是不可救药的。饶是如此，他一直没有对我失去耐心，一直非常可怜我，试图通过各种详细的解释，指导我摆脱无知。有时，在面对某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思考上很长时间，就是为了好好地准备这个问题的解释，好让我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卡曼特刚到农场时，他只是帮我喂养家犬，后来成了我的医务助理。从那之后，我就发现他的双手非常灵巧，但单从这双手看，你不会这么觉得。我让他到厨房做个小学徒，给老厨师埃萨帮工。后来，埃萨被人杀害，他就接替了他的工作，并一直在农场做这份工作。

土著人一般对动物没有什么感觉，但卡曼特不是这样，作为专门养狗的仆人，他是专业和权威的，甚至把自己都当成了狗群中的一员。他常常会跑过来跟我交流，告诉我它们想要什么，在思念什么，以及它们对事情有什么看法。在他的照料下，狗的身上没有长过跳蚤这种非洲害虫。有很多次，我和他在半夜被狗的嚎叫惊醒，然后一起在防风灯的灯光下，一个个地捉狗群身上的大蚂蚁。这种凶残的蚂蚁在斯瓦希里语里叫“赛富”。它们总是排成一队，碰到什么吃什么。

在教会住院期间，他一定也睁大双眼留心观察过，因为他可是一位细心体贴、很有创新性的医务助理，虽然对那儿的医疗技术，他没有什么敬畏或偏爱之心，表现得像平常一样。在离开这个职位后，他有时也会从厨房里走出来，参与某个病人的治疗，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作为厨师，他又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模样，你完全无法把他与其他厨师相提并论。在他身上，大自然完全无视“能力”与“才华”出现的先后顺序，直接大步迈向“才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慢慢地变得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这样的事情通常只有在天才身上才会发生。在农场厨房这个小烹饪世界里，卡曼特显示出了作为天才厨师的卓越才华。甚至“江郎才尽”这种天才的无力感在他身上也是看不到的。如果卡曼特出生在欧洲，经过聪慧老师的调教，那他很有可能会名声大噪，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幽默大师。不过，他在非洲已是相当有名，对待厨艺的态度简直就是一位大师级人物。

我很喜欢烹饪。从非洲第一次回欧洲后，我拜了一位名叫佩罗什特的法国厨师为师，他在一家非常著名的饭店工作。那时，我觉得如果能在非洲把这些美食做出来，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看我如此痴迷于烹饪，佩罗什特先生还曾邀请我和他一起经营他的饭店。现在，我只要看到卡曼特，就感受到了这种熟悉的痴迷感，而正是这种痴迷彻底地攫住了我的心。在我看来，和他一起工作的前程简直是不可估量。这个“野蛮人”身上竟然具备烹饪西方食物的天赋，这是我见过的最神秘的事。这不得不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因为它很可能是天赐的，是命中注定的。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本来不信上帝存在的人，在一位颅相学者给我指出“神学雄辩术”在大脑中的位置后，就又重新开始相信上帝的存在。如果“神学雄辩术”是确定存在的，那么神学也就存在。如此一来，上帝就一定是存在的。

只要与烹饪有关的领域，卡曼特都展示出了娴熟的能力，非常令人震惊。在他那双黑瘦弯曲的手里，厨房里的各种花样食物和精品菜式都是不足为奇的小把戏。这双手深谙有关鸡蛋饼、肉馅大酥饼、调味酱和蛋黄酱的一切。他有一种能够把事情化繁为简的特殊才能，就像传说中的幼年基督一样，用泥巴捏了几个小鸟，就能让它们飞走。他鄙视所有复杂的工具，就好像无法忍受它们独立地完成工作似的。我给他买了一个打蛋机，他硬是把它扔到一边，任它生锈，然后一直用那把我用来清除草场上杂草的刀去搅蛋清。他搅出来的蛋清层层叠叠的，像是轻盈的云朵。他的双眼极富洞察力，似乎受到过神灵的启示，能在整个养鸡场里挑出最肥的那只；他认真地用手掂掂鸡蛋，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下的；他会制定计划，帮助我改善伙食；他不知道通过什么交流方式，从一位朋友手里拿到了一种非常好的莴苣品种的种子，这个朋友住在离农场很远的小村里，也是一位医生的助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种种子，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过。

他能熟记各种菜谱。他不认识字，也不认识英语，烹饪书对他来说毫无用处。他一定是掌握了一些我不清楚的系统分类法，然后把学到的所有烹饪知识存储在了那颗不太漂亮的头颅里。他用当天看到的突发事件来为菜品命名。比如，他有时把酱汁叫作“闪电劈树”，有时又叫作“灰马死掉”，而且从来都不会混淆。但无论我怎么努力，他总是记不住上菜的顺序，这是唯一一件我无法让他做到的事情。因此，每当有客人来，我就必须为我的厨师画好上菜的顺序，就好像要提供一份图画式菜单一样：首先是个汤盘，然后是一条鱼，然后是一只鹧鸪或一个洋蓟。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是因为他记忆力不好，而是因为他觉得万事万物都有个度，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和这个小魔鬼一起工作的场景非常令人感动。这个厨房名义上是属于我的，但在准备饭菜的过程中，它以及我们身边的整个世界都掌控在他的手中。在这里，他完全能够理解我的意愿，甚至有时我还没有说出口，他就已经做了出来。我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于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对于连他自己都鄙视的事情，他竟然都能够成功地完成。我很奇怪竟然有这样的人。

卡曼特对欧洲人的菜肴的味道毫无感觉，他虽然已经有所转变，和西方文明有了接触，但内心深处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库尤人。他的根深深地扎在自己的部落里，扎在对族人的信任里，就好像只有这样，他才活得像个人。有时，他也会品尝一下自己烹饪的食物，但下一秒脸上立刻就出现了一种不信任，那神情像极了一个巫婆在品尝自己做的肥皂汤之后的表情。

有时，他的聪明才智似乎失去了作用，会给我拿来一些基库尤人的美食，有时是一个香甜的烤红薯，有时是一块肥羊肉。就像一个与主人生活了很久的小狗，虽然也算是受了文明世界的熏染，但依然会把一根骨头当作礼物，放在你面前的地板上。我总感觉，在卡曼特心里，我们肯定是精神失常了，才会把美食弄出这么多复杂的工序。

在很多事情上，卡曼特会很坦诚地告诉我自己的想法，但每当我尝试询问他对自己所做食物的看法时，他却总是守口如瓶，一字不提。于是，我们就在厨房里肩并肩工作，不再理会对方对烹饪重要性的看法。

内罗毕有家穆海咖俱乐部，那儿的很多厨师都是我的好朋友。每当他们有新的菜式出来，我就把卡曼特送过去，跟着他们学习。卡曼特还是学徒时，我家就因美味佳肴而在殖民地出名。这真是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我渴望自己的艺术品能够有人欣赏。因此，每当朋友们来和我一起吃饭时，我都很高兴。卡曼特对别人的赞赏毫不在意，但能记住常来农场就餐的客人们的口味。“我要为伯克利·科尔先生做一道白葡萄酒鱼。他自己带了白葡萄酒，让我做鱼的时候放进去。”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是沉重，好像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为了得到美食专家的意见，我邀请居住在内罗毕的老朋友查尔斯·布尔佩特先生来和我们共餐。布尔佩特先生是老一代的旅行家，斐利亚·福格 都比他晚出生好多年。他周游世界，尝遍各地美食，是那种只管享受当下，不管未来会如何的人。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关于运动和登山的书籍记录了他的事迹，包括他在做运动员时的探险活动，以及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的登山壮举。有一本名字叫《来得容易去得快》（ Light Come Light Go ）的书，专门记录了世界上著名的打赌活动。书里记载，老先生有一次跟别人打赌说，他可以身着晚礼服，头戴高礼帽游过泰晤士河，结果他真的这么做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后来竟然效仿利安得 和拜伦勋爵 ，横游了达达尼尔海峡。能和这样的人面对面用餐，我就感到很幸福了，现在居然可以用自己做的美食招待这个自己喜欢的人，这份幸福感就又多了一层。作为回报，他和我分享了自己关于食物的看法，还聊起了他对世界上很多事物的想法。最后，他告诉我，这是迄今为止他品尝到的最美味的佳肴。

更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威尔士亲王 也曾驾临农庄用餐。他对我们的坎伯兰调味酱赞不绝口。土著人非常敬重国王，很喜欢谈论他们。因此，当我给卡曼特转述威尔士亲王对调味酱的赞美之词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对别人的赞美表示了兴趣。甚至好几个月过去之后，他竟然还想再听听亲王的赞美。他像一本法语课本一样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位苏丹王的儿子真的喜欢那种猪吃的调味酱？他是不是全部吃了？”

出了厨房，卡曼特依旧对我很关心。他常常想帮助我，当然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比如什么事情对我有利，什么东西很危险。

有天晚上，已经过了午夜，他突然提着防风灯无声无息地走进了我的卧室，好像在值夜班似的。那应该是他刚来农场不久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还很小。他手里提着灯，站在我的床边，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迷路的蝙蝠，两只大大的耳朵向外铺开，又像是一小团非洲鬼火。他非常严肃地说：“姆萨布，你最好赶紧起床。”我坐起来，头晕乎乎的，心里想着，即使是再严重的事情发生，也该由法拉来叫我起床。我让他离开，但说了两遍，他还是站在那儿没有动。“姆萨布，”他又说，“你最好赶紧起床，我想上帝来了。”我起身下床，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郑重其事地把我带到餐厅，从这儿我们能看到西边的山峦。此时，透过餐厅的玻璃门，我看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是山火。熊熊的火焰在山上燃烧，火舌舔着草地，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山脚的平地。从我住的房子这儿望过去，简直就是一条垂直的火线，看起来确实像是某个巨人在移动，在向我们走来。我静静地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凝视着外面的山火。卡曼特就站在我的旁边，也在注视着这股山火。我怕他被吓住，就安慰他，跟他解释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不管我怎么解释，对他好像都不起什么作用。很明显，他把叫醒我看成了自己的传教使命。他说：“是呀，或许是这样吧。但我想还是要叫醒你，如果真的是上帝来了呢。” btxf/hSwxUKwphAerNkJMrN459z4KNVj9xsh2CTKlzQrtusiqED8f85V8SavKC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