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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
温老师愿意从学院里面走出来，走到基层看到真实的生活然后反省自己，这种唤醒自己的过程的本身也是需要很多契机，很多理念并不是说忽然之间深入到你的内心了，它是需要很很多东西的碰撞，然后又要去沉淀、辨析、合并。
我在《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中讨论了80后、90后，尤其90后这一代怎么办的问题，青年人这一代怎么办，在现代性下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尤其是农村的青年人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写作的一大动力。
我自己在大学里教书，面对的大都是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孩子、只可能考到一个二本院校里，他们很多人毕业以后一直和我有交往，有些还混得蛮好，但是更多的是很普通的，还有一些正面临着各种困境。有一个孩子得了抑郁症，还要向我借钱去治病。如果你接触这些孩子多的话，你会看到，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命运是会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就真的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呢，是不是真的就因为他们高考没有考好，他们就活该像今天这样艰难地生活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特别沉重，联系到我的家庭、我所写三个村庄的那些年轻人，我发现那些人的命运有一种共性在里面，有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在里面，不单是个体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不单是原则化的状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至于农村以后的出路，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不能说找不到出路，也不能说农村没指望了。现在的困境太多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去创伤农村，只是在我的眼睛里确实问题比较多。真是有很多困惑推动我写东西，并不是我个人要写个文学作品。
何慧丽：
温老师刚才说到自毁与他毁，就我所看到的乡村，自毁和他毁是有关联的。在自毁和他毁之中，确实也有自建和他建的力量。自毁和他毁是一个惯性，而自建是他建是一种自觉性。自毁和他毁的惯性是说，它有可能给你的乡村、你的生命带来灾难，带来亲人之间的撕裂、人与自然的撕裂、肉体与精神的撕裂，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能够形成一种自建和他建的自觉性。自觉性是一种理性，是一种系统性，希望我们在惯性之中自觉开拓出一条自建和他建的路。行动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个体的行动确确实实会形成自建和他建的纪律性，这就是行动对结构的解构，行动有消融转化结构的力量。
就像上面黄灯提到的，自己的表弟，内心有挣扎，我想，挣扎的张力有可能会促成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媳妇对他的不离不弃，是一种包容心、是给浪子一次回头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他在去偷去抢的“自毁”之中还是有一种“自觉”的理性在其中，我们不能放弃这些亲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认识的乡村建设实际上是发掘发现自觉性、探索培育自觉性。希望这种自觉性能够在我们年轻人的身上播下种子，乡村建设还是要有赖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中国老祖宗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是对的。
温铁军：
我们的乡村建设搞了15年，最近5年我们把大量的青年志愿者派到乡村社会，发掘乡土文化对中华文明传承的价值，有大量农村中的普通民众自觉地守护着乡村文化传承，这些人做的事非常重要，但是没有被这个社会所认识。尽管黄灯说自己不能用这本书给人们一个解释，告诉大家农村会怎么样、农民会怎么样、出路如何，但是毕竟她用她的感受，用她的笔，把她现在身处其中的这段人生百态做出描述。我们会鼓励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音乐青年、诗人、画家到乡土中间去，不是一般的采风，你们得和乡土社会中的老百姓一起共同保护、发掘我们的文化之根，这大概是我今天来给黄灯撑起场子的原因。
希望听到这句话的年轻的朋友们能够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传下去，我们毕竟已经到了行将就木的年龄，我已经65岁，退休了，我们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这个自觉性，我们繁荣了几千年的文化很可能断掉。年轻人至少应该了解你的家乡有多少文化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是值得发掘的，不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放在那些无聊的网络游戏上，真的去做一把人生游戏，去发掘那些我们文明中值得传承下去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