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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
我在写作的时候坚持了一个基本的伦理。我的亲人里面有干坏事的人，有专门在城市抢包的、偷东西的、吸毒的，他们跟我讲了很多东西，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写作的时候我保留了很多。我在广州也被别人抢过包，那个时候我特别恨那些人，但当我知道我的表弟也干这种事的时候，我开始尝试去理解他们。
我表弟小时候家庭条件非常好，我舅舅是80年代的农民，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办厂赚了很多钱，一次性被别人骗光，然后再也没办法翻身。我表弟在几岁的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一个种子：“我家里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到外面捞回来”。他在农村是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很深的孩子，特别孝顺，很重情谊，所以虽然村里人都知道他在外面干尽了坏事，但大家还是喜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哪怕他无数次因为吸毒被抓去坐牢，回来以后大家还是很接纳他。
如果我们简单地按价值观来评判，这个人就是一个烂仔，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的妻子跟他结婚以后，娘家逼着她离婚，但那个女孩子就是不跟他离婚。聊天的过程中他曾跟我说，抢包的时候他有一个底线，绝对不能打人不能杀人。所以在很多关键的时刻，他其实有人性的挣扎。我们如果把他当作一个罪犯，不会理解他；但是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最让我着迷和不解的地方，我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妻子怎么样都不跟他离婚，我就明白了他很多背后的东西。
面对我的亲人这些经历的时候，一方面我的情感上有时候会受谴责，觉得自己把一个家庭的隐私这样全部暴露出来，好像对不起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我没办法回避，我如果选了这个题材，那么，这些抢东西的亲人要写、那些读书的亲人也应该要写，他们在表述的权利上是完全平等的。
温铁军：
刚才黄灯说到激进发展主义，这是我多年来批判现代性的一个观点，要知道，激进发展主义所带来的代价并不由利益集团承担，而是更多转向了弱势群体，当弱势群体也不能承担的时候就转向了资源环境，我们现在面对的，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环境的破坏、污染，食品的不安全，生活的高度紧张等等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少数利益集团占有大量的收益而把成本甩给了全社会。
今天我们遭遇的一切问题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个体内心的丑恶。在我看来，黄灯表弟的经历，就是激进发展主义的社会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在遭受这种成本转嫁和伤害，连同我们的资源环境，连同我们喝的水、吃的东西、呼吸的空气，所有的一切都是激进发展主义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
如果我们不善于做分析，只是从个体角度来看问题，那恐怕根本无解。有人问黄灯你写了这么多现象，把你自己家乡黑了，你光明的前途在哪里，有没有解决问题的道路？我们说，首先是得让社会有觉悟，知道我们在激进发展主义的大潮之下追求所谓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本身具有一个很强的内在机制，就是自毁甚于他毁。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以自己的行为在参与这种自毁的行动吗？我们怎样才能自觉，怎样才能把“自毁甚于他毁”的内在机制改变过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