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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
很多农村出来的孩子，哪怕是男孩子，他到大学以后生活越发艰难。我给大家剧透一下我的丈夫，他在我的面前很少讲起他家里悲惨的事情，很少说起他家里的窘况。他给我一个很明显的感受，他的家庭出身、包括后来接受的教育，真的让他非常的为难，他没办法直面自己的生活。按理说，那篇文章应该由他来写，但我发现中国没有“一个农民儿子眼中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能是因为直面自己生活的真相太过痛苦。
我们现在的价值体系是否定这些东西的，觉得我们以前的东西都是卑贱的，我们的农村经历、身份在整个社会里面、在整个城乡结构里面，是带给我们羞耻感的东西。我现在在大学教书，当我跟一个农村来的孩子交流时，他不愿意跟我说他们家里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很奇怪，我就想，一个人为什么不能直面自己呢？他为什么要掩饰很多东西呢？是谁让他这么做，是谁让他做这个选择呢？这背后的很多东西总是让我很困惑。
温铁军：
有一个南方的年轻人办了一个读书会，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他们看了我的那本《八次危机》。他说他是农村出生的孩子，原来有一种自卑感，尽管在城市里相对不错的单位工作，收入也还可以，但是总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为什么？因为家是农村的，自己的亲友有很多还是生活在贫困当中，所以在价值观上有一种自轻自贱的成分。他说看了《八次危急》以后自我轻贱的感觉没有了。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国家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起色，有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最初是我们贡献的，是我的父辈、我的祖父，我们农村向城市贡献了大量的剩余，才有了今天中国让世界瞩目的成就。今天城市的一砖一瓦，城市的一毛一分都有我们的贡献，我们是功臣，我们没必要自轻自贱。
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要帮助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我出身不好，不是我的祖先没有努力，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贡献。不是。
黄灯：
我以前读温老师的书的时候，听到温老师讲到一个观点，说我们中国在整个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激进发展主义路径太要命了。如果联系到我写作的话，我觉得我的那些亲人对命运的臣服、那种无奈，可以说是整个激进发展主义大的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可能我的写作微不足道，写的都是很细小的事情，但是背后还是有一个道德观在里面，尽管我没有办法提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但是我尽量用社会学的方法、人类学的眼光、文学的笔法，把我所理解的、我所看到人的转型状况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