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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
我本人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做当代作家评论，我明显地感觉到现在很多作家的生活越来越同质化：99%的作家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毕业后马上能够开始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有自己交往的圈子、有相应的资源，比如说内部评论的圈子，固定投稿的杂志圈子，各种利益团体很快就能够形成，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异质化越来越强，转型期激烈的冲突、矛盾，似乎很难进入作家的视野，不同的人群，生活的圈子隔膜得特别厉害，这是我感受特别强烈的一点。我的堂弟是出生5个月就没妈的人，总是生活在最底层，遭受了很多很多伤害……他一个人在外地、没有太多钱，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买了礼物来看我，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对我来说真的类似鲁迅在日本仙台看了幻灯片那样的意义，从那一周开始我就反省自己在干什么。他知道去关心他的姐姐，可他的姐姐，也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有资格坐在非常舒服的房间里面，整天写一些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论文，然后还自以为很高明？
写这个作品，首先是记录自己的一些经验，问问自己敢不敢直面自己的生活，敢不敢直面自己生命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你原来那些生活是可以给你换来利益的，但是跟别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应该说这个坎儿我过了很久很久，过了好多年，直到堂弟来看我的这个偶然事件以后，我才彻底醒悟过来。
何慧丽：
“我出生在秦岭山脚下、黄河岸边”，从小我们那边小孩子写作文都写这两句，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到四十岁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小的时候上过树，捉过知了，也下过河捉鱼。大家知道河里的鱼是很难抓的，但是我总结了一套办法能把它捉住，那就是把鱼赶到沙子里——鱼身上是黏的，在水里特别光滑，但只要把它赶到沙子里就好下手了。我小时候也上过山，秦岭山没有路，有路也是羊肠小道、羊牛踩出的路，经常是在山坡上自己找路、开辟出一条路走下来。我也放过牛，家里有头老黄牛，一村五六十头牛，小孩子必须去放牛，我记得一放学就放牛。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六岁开始读一年级，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在村里面，初一到初三是在镇里面，高一到高三是在县里面。我考上武汉的大学，背着包拿着火车票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终于飞出去了，后来发现坐火车之前的这十多年给了我无穷的滋养。
温铁军：
我跟两位都不一样，我是一个典型的城里人，从小在北京长大，父母都是解放前在北平上学的学生。《北平无战事》里面搞民主运动的学生，他们就是那些人。我母亲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又上不了学又挨饿的那种。我父亲当年是辅仁大学的，参加了学生运动，最后上了黑名单跑到解放区去，随着解放北平，进城后就参加了人民大学的组建工作，他们算是人民大学最早的一批教师。
我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城里孩子，而且生在学校、长在学校，上的又都是人大附小、人大附中这种当时比较贵族化的学校。按说我应该最中产阶级化，是最不属于农民阶层的人，最不知民间疾苦。但十几岁的时候我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还有“上山下乡运动”，因此，我们这一批人，所谓老三届，初中三届毕业生，高中三届毕业生一千多万人都下乡了，这样，十六七岁的我真的进入了“下层社会”生活。
在此之前，我在北京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被大院圈起来，连和北京市民接触的机会都很少。我上中学，老师都说你别说你是北京人，你说句北京话我听听。这种小圈子不是真实的人生。赶上一场社会大变革，这小圈子里的人被全数扫入了下层社会，开始长达十一年的工农兵生活，同时又带着一个“我要自觉地改造自己”的理念。第一年，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是满腿的疮，被跳蚤咬的、不服当地的水土。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造，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认同，即：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不在底层社会中生活就对它漠视。当我自己成为下层社会中一员的时候，当我也学着跟其他人一样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其实大家做人的那点本能到底是什么。
黄灯：
温老师的很多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我是70后出生的，温老师是50后出生的，像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就是应试教育的产儿，知识全部是从学校得来的，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接触现实生活。站在写作者的角度来看，生活资源是一个问题，我刚刚也说了，现在的很多写作者他们的生活是同质化的，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写作技巧的问题、是创作者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精神资源出问题了。
温老师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青年之后有一段上山下乡的经历，我觉得对您来说，不完全是人生下沉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更丰富的话，思想上也不会那么极端，还是很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