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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根
外婆所在的村子叫隘口村，隶属湖南汨罗长乐镇。长乐镇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因为紧靠汨罗江，有古街数条，有繁忙的古港，商业十分发达。在外婆的印象中，民国时期镇上的热闹远超现在的繁华。我们小时候将“镇子”称为“街上”，“到镇上去”说成是“上街”。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多次提到长乐镇，其中词条“晕街”中的“街”，即指“长乐街”。从饮食看，长乐甜酒最为有名；从民俗看，流传至今的“故事会”（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闻名中外，被视为古镇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时候，每到过年，上街看故事，成为每一个孩子的最爱。故事会是长乐流传了几百年的民俗形式，内容以民间传说为主，包含了忠孝节义的价值传播；形式以台阁展示为主，融合了强烈的古典趣味。因为出故事的过程，调动了普通民众的热情，包含了上市街和下市街的竞争和对垒，客观上赋予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每逢过年，尤其是到元宵节，长乐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看故事，不但成为全镇人民的共同节日，也成为周边乡镇民众的节日。印象中，除了90年代末期到2006年前后稍稍冷清以外（此时正是“买码”、赌博、吸毒泛滥的时期），大部分时间，每年的春节，在长乐街都能看到玩故事。
独特的传统，塑造了长乐镇人独特的性格：聪明活泛、行动力强、团结义气、爱面子、讲排场、喜欢热闹、族群认同感强、不安分、喜欢冒险。相比临近的三江乡，因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长乐镇除了青狮村的“青狮桥人”外，大部分居民不太信奉“读书改变命运”（青狮桥人重视读书，也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几百年来，诗书之家的习惯传承）。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最好的地方是湖南，湖南最好的地方是汨罗，汨罗最好的地方是长乐，无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终归要回到长乐街的家乡。我还惊讶地发现，我出生的凤形村，亲人中外出打工的很多男孩，带回了全国各个贫困地区的女孩子结婚；而在隘口村，几乎没有找外地女子的情况。就算条件不太好的男子，他们宁愿找长乐峒里姑娘，也不愿找外地女子。
从人员分布看，长乐镇主要有黄、周、杨、陈、鲁、余等十三大姓氏，其中第一大姓为黄姓，即我外婆娘家，坐落在长乐镇东北面的青狮桥，距离镇子三公里。青狮桥自古重视文化教育，是长乐镇历史上读书入仕最多的家族。我小时候因为经常跟随外婆回娘家，总的印象就是青狮桥多大户人家，后来查找资料才发现，历史上，青狮桥确实是一个重教兴学的地方，村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宗族势力一直强大。现在修建的祠堂，除了敬奉祖先，同时兼办幼儿园，由村庄外出发达的人捐建，条件非常优越。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乡村的凋敝，青狮桥的祠堂，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凸显了宗族极大的修复、输血能力。
因为和外婆的亲密关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尽管青狮桥更多时候作为“外婆的娘家”而出现，但其通过外婆对我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的形成，还是起到了无形的熏染作用。外婆一生爱干净、讲究精致、对食物有着天然的敬惜之情，对婚姻中的男女关系，强调女性的隐忍和包容。在她看来，生育子嗣，更是女性的天职。外婆对我的最后一次教诲，是我博士毕业以后，曾向她提起，压力太大，不想生孩子。她将此记在心里，没有多说，只在当天晚上，和我慢悠悠地说起村上的贵奶奶，因为没有生养所遭受的委屈和凄伤，尤其强调了去世以后的冷清场景。我始终记得外婆向我强调的一句话，“千金难买亲生子，没有孩子，老了太可怜”。和鲁家塅浓厚的生活氛围比起来，来自青狮桥的外婆，天然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我从小便从她的讲述中得知，外婆的父亲是个秀才，在汨罗江边中了别人的冷炮，爬到江边喝了很多凉水，失血过多，不幸身亡，死时才三十多岁。在外婆扎实、高大的衣柜中，有一个朱红色的皮箱，是老外公当年用来装卷子、官帽用的，外婆在晚年，将箱子送给了我弟弟。据说，外婆当年之所以同意唯一的女儿嫁到三江，很大程度缘于爸爸姓黄。
长乐镇的第五大姓“鲁姓”，是我外公的姓氏，主要分布在鲁家塅屋场。从文化根源和村人的性格而言，鲁家塅和长乐街相差无几。以我二舅的话说，“长乐街原来有半条街都是鲁家塅的，现在还有一条鲁巷”。从二舅保存的家谱可以看到，鲁姓始祖任牧公，于元末自江西铁树观迁入湖南境内，一开始确实定居长乐街。尤其在洪武四年，德华公在长乐十字街置办产业多处；嘉庆年间，斐延公倡建鲁氏祠堂，位于长乐中街，1949年尚有遗址留存，现已全部改建。换言之，鲁氏先人，曾居住长乐街达六百余年，但现在几乎全部迁居长乐镇北郊的隘口村，俗称团山鲁家塅。在长乐的“故事会”中，鲁家塅属于上市街范畴，可以协助其他姓氏，一起参与上市街的故事比拼。现隘口村有两千余人，鲁姓人口有一千左右。村庄东北两面环山，中间是大片良田，房子依山而建，比邻而居，从背面的隘口水库下来，有一小溪流经村庄，有山有水，灵秀自然。我自小在鲁家塅长大，那里良好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童年回忆。
80年代村庄的日常生活
打讲（闲聊）
外公在世时，我注意到一个事实，他对自己喜欢的老人，最高评价就是，“这个老倌子好打讲（发“港”音）”。外公因为要吃炒肉，而外婆坚持要吃炖肉，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当外公以失败告终时，他常常气得绷着一张脸，不断地嘟囔，“这个阿婆子怎么这样不好打讲”？
外公在世时，是一个公认好打讲的老人。他认识的人很多，每天早晨起床、坐在阶基上乘凉时，总有冲里的老人跟他打招呼，“岳爹，你老人家好早啊”！外公照例会留他们歇歇，照例会留他们喝口茶，照例会与他们打打讲。“宋爹唉，我们都是黄土淹齐了脖子的人，你老人家凡事要看开点，不要打太多转身，不要太劳神费力。没事就多坐一下，到了这个年纪，今天不晓得明天。”于是，外公要外婆去称肉，买点瓜子，打点酒，他要留宋爹吃午饭，两个老人准备好好打打讲。他们照例会讲到大集体那年，去华容贩鸭子；讲到那年发大水，鸭子全部死光，不但钱没赚到，反而欠下了一屁股烂账。
外公对鸭子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他不但贩鸭子，还养鸭子，我小时候待在他身边，跟着放鸭子是我最喜欢的事。外公养鸭子极其有耐心，不但挖蚌壳、掏螺蛳给鸭子吃，到夏天怕鸭子上火，还要给它们煎凉茶。为了买鸭苗，他每年都会步行到华容或湖北监利一趟，而宋爹就是陪他最多的老伙计。可想而知，两位老人碰到一起后，有多少共同语言可以打讲。
与打讲对应的，还有一个词，扯谈。隘口村人爱扯谈，外婆很利索地将家里一切料理好后，告诉外公，要到冲里去敬神，但在路上碰到福奶奶，竟然跟福奶奶在树阴下，扯了一个上午。亲人对外婆的整体评价相当高，但他们共同的遗憾，就是嫌外婆知道的太多。他们坚持，要是外婆再糊涂一点，那方圆几百里，就没有老人可以和她相比。但外婆偏偏不能如他们的愿，她活得很通透，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外婆有很多好打讲的老人，她们坐在一起，围着吊壶，边喝茶边闲谈，很快就能消磨一天。她们的话题无非就是儿子、媳妇、孙子，不是东家媳妇的嫂子躲计划生育，没有生到儿子；就是西家的傻儿子，之所以蠢成了一坨泥，主要是因为爷爷在世时，做多了歹事，遭到了现世报应。聊完了别的村庄，就聊身边的人，彩妹子之所以如此厉害，一来就给喜奶奶一个下马威，主要来自娘家的教训。
令我妈妈不解的是，她离开隘口村嫁到凤形村，凤形村里的很多事情，从来没人告诉过外婆，但外婆对村庄发生的一切，却了如指掌，一清二楚，甚至爸爸同事离婚的消息，她也知道前因后果和其中的关键细节。外婆捕捉信息的能力让我吃惊，她甚至知道隘口村最有名的彩妹子，她弟弟和古仑一个姑娘废婚的原因。我还注意到一个事实，当年隘口村没人打麻将、也没人疯狂“买码”时，大家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打讲、扯谈。而现在，只要有四个人，就肯定拼一桌麻将，只要有两个人，聊的话题就和“买码”有关。我不知道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村庄闲人的减少，还是公共的晒谷坪被分割。外婆一次次地感叹，“福奶奶走了好多年了，三奶奶也去了好多年了，慧妈子快不行了，以后打讲的人越来越少，只怕阎王老子也快收我了”。
隘口村男人间的打讲，涉及的话题，比起外婆她们这群老婆婆，要宏大、深刻得多。我在武汉大学念硕士时，每个月都有讨论课，每次我的选题还没讲完，张老师就一锤定音，得出结论，“典型的湖南人”。他的根据是，我不论谈什么作家，总要扯到政治上面，总要扯到诸如启蒙的主题上。他根本没有料到，隘口村一个最没文化的男人，在打讲时候所谈论的话题，比我所讨论的选题都要深刻得多，要“启蒙”得多，当然也宏大得多。
隘口村人对宏大叙事的迷恋，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直到离开家乡外出念书，我才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我仔细回忆，在我童年耳闻大人的扯谈中，十有八九离不开国家大事，在八个关于国家大事的主题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与收复台湾、惩治贪官、改造社会有关。尽管隘口村的男人在扯谈到正有兴头时，总是被堂客们吆喝着回家吃饭，或是不得不配合阉猪的兰老倌，一起去抓猪栏里的猪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心怀天下的胸怀，干完手头的活，几个人很快就能进入谈论国家大事的状态。隘口村的金贵，刚刚还因为欠了别人的牌账，吓得到处躲债，但看到隘口村的男人又挤在晒谷坪里打讲，还是忍不住抛头露面地加入进来，并及时更正了苏联60年代撤离中国的具体时间，附带补充了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更令我惊讶的是，隘口村人对赚钱似乎天生没有太多兴趣，尽管隘口村的经济基础在周边数一数二，但他们从来就没有仅仅被积累金钱所吸引。就算做生意，他们内心向往的项目，也是与他们的财力、修养搭不上边的贩古董。在我看来，这种只有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教授才有资格玩的门路，居然被我称为“彪八面”的表哥玩得团团转。也许，隘口村人骨子里的不切实际，和爱打讲、扯谈的习惯息息相关。
我到广州念书后，目睹广东老板哪怕家财万贯，依然勤勤勉勉做小生意时，两相对照，才发现隘口村人真的很懒，他们宁愿花时间在天南海北闲谈上，也不愿好好打理家里的几亩田。他们宁愿相信，只要有一人“买码”发了财，自己就一定能够跟着发财。当我回家告诉妈妈，不到外面去看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勤劳时，妈妈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穷也是一世人，阔也是一世人，他们都看得开，懒惯了啊”！
事实就是这样，如果隘口村人确实能从闲扯中获得快乐，如果他们的酸甜苦辣，都能在打讲中付之一炬，我又有什么理由，强求他们一定要扎脚勒手、大汗淋漓地以深圳速度再建一个经济特区呢？如果他们在吃饱了饭后，始终坚持世上最有味、最过瘾的事就是扯谈，我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将隘口村人的懒散，归结到他们爱扯谈的习惯上呢？我凭什么要区分隘口村晒谷坪上成群结队的扯谈，和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城里人跑去泡吧？既然隘口村人能够以最小的成本，享受到聊天的乐趣，我凭什么一定要对隘口村人爱扯谈的习惯不满呢？
事实上，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我羡慕隘口村人没有一点思想压力，躺下去就能呼噜呼噜睡个大觉，不像我，不是担心课题的进展，就是担心怎样发几篇核心期刊论文。我羡慕他们每时每刻都有人陪着扯谈，不像我，无聊时候，只能困兽般地在房间走来走去，拿起电话簿，却不知可以拨通谁的电话，最后只得无奈放弃。尽管在他们眼里，我过得很好，但我知道，我永远没有他们那份扯谈的闲心，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走在村庄的任何角落，都会碰到熟悉的、能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