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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200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选择工作，而是南下广州继续攻读博士，“南方”作为一个实在的场域，突兀地进入我的视野。对我而言，人生的宏图再一次展开，理论的诱惑让我沉迷。在学院的高深和宁静中，我一次次感激命运让我逃脱了90年代后期国企工人下岗的厄运，庆幸个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等待我的前景是，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我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驶入早已预设好的轨迹，从此远离底层，远离辛酸与泪水。在个人奋斗的路线图中，每个环节严丝合缝，与闪闪发光的时代交相辉映。确实，十几年前的博士头衔，还有足够的含金量让一个底层青年摆脱卑微。
我从来没有想到，堂弟黄职培的一次偶然造访，给我提供了契机。这个契机不但悄然改变了我多年的平静状态，而且让我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群体。
堂弟黄职培十四岁不到，就来广州打工。2002年中秋傍晚，他敲开我的门，看我在家，怎么也掩饰不住四年未见的喜悦。我因为一直外出求学，而他过年也很少回家，姐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他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如何巧妙躲过门卫的盘查、顺利进入无比神秘的中山大学。我这才知道，自己自由出入的校园，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少年时代就来广州打工的堂弟，尽管有着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盒是“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一箱是“蒙牛牛奶”，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东西，对当时的学生而言还十分珍贵，也很少享用，我没想到十九岁不到的堂弟，竟然给我送来礼物。我责怪他花钱，他只说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我问他手头是否还有钱，仿佛为了让我放心，他很开心地告诉我身上还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当时因为年龄太小、手艺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饭吃。他甚至没有接受一起去食堂吃饭的邀请，就匆匆赶回了工地。在此之前，我尽管多次从父母那儿得知，故乡的很多亲人都蜗居在广州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离我就读的学校并不太远，但我从来没有动过去看望他们的念头，甚至因为有些亲人赌博、吸毒，总和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混在一起，我潜意识里希望和他们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堂弟的到来，让我感动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逐渐清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我隐隐感到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自我审视悄然出现。
—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秘。这个偶然的场景和事件，堂弟压根不会放在心上，但它却总是自动校准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离人生的险境，在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努力中，越来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轨迹；在貌似精英化的个人路线图中，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我在暗中使劲，众多亲人不体面的容颜，在城市的傲慢和学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计的背景；我并非有意远离他们，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确实让亲人之间普通的交集变得遥不可及。
我得承认，堂弟的事，有很多让我迷惑不解。堂弟五个月大的时候失去母亲，幼年并没有得到父亲的细心照料，奶奶过世后，只得和哥哥相依为命。初中都没有读完，为了获取进城打工的机会，他谎报年龄，把实际年龄改大了四岁。我不知道，在戾气横生、情感粗糙的坚硬现实里，一个出身卑微的孩子，在广州多年的辛酸辗转中，如何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不知道在塘厦混乱、肮脏的环境中，一个底层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骗、被拖欠工资、被抓进收容所挨饿三天之后，为何对生活没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从此以后，我意识到，单纯从“经济层面”来观照打工的亲人，并搭配一份来自身份差异的道德优越感，或者敷衍地施以廉价的同情，是多么浅薄而又世故。对亲人精神世界和时代关系的勾连，成为我多年的心愿。
堂弟稚嫩的身影，彻底接通了我和亲人之间爱的通道，这条通道曾经畅通，只不过因为各自境遇的改变，被彼此的生疏、隔膜阻断。在知识的包裹中，我还发现，因为眼光的转向，心灵也重新获得了活力。2002年到2005年，我在中山大学读博士期间，多次接受他们的邀请，去白云区塘厦村和亲人共度传统节日。尽管去过多次，但塘厦村的每一条路、每一栋房子在我眼中都没有差别，我始终无法记住其相似的面目，每次去看他们，还是得由堂弟职培带路。跟着前来接我的堂弟，我一次次在城中村的街道间穿梭，真真切切地见识了什么叫“一线天”，什么叫“握手楼”，什么叫“蜗居”，什么叫暗无天日。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在我眼前展开，故乡的美好记忆与他们在南方的生活场景，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我决心书写这个群体。当他们进入我的视线，并调动了我强烈的表达欲望时，另一种警惕立即出现—我意识到，在进入他们的生存肌理、深入其内心世界时，要尽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避免介入式的冒犯。我特别害怕自己不由自主的优越感会凌驾于他们的讲述之上，更害怕他们不经意中讲出的人生经历，会在我的笔下，被文字轻佻地包装为他者的故事。因为对我的信任和爱，亲人们在讲起各自的南下经历时，哪怕谈起最悲惨的事情，都带着笑意，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须意识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与我文字背后情绪膨胀之间的客观差异。
本书的成形尽管来自一次偶然的机会，但如果要进一步溯源，就必须回到十几年前，我不再将乡村视为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问题的场域”。2007年，经由婚姻的关系，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在陌生经验的冲撞下，目睹了外省一个普通农家，怎样在社会转型、城乡碰撞中经受种种挣扎，这种因为深刻嵌入家庭所感知到的血肉相连的真切痛楚，让我进一步确信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深度关联，意识到农村作为社会问题的终端载体，在承受社会剧烈变迁的洗礼时，正在遭受难以摆脱的厄运。这种近距离的观照，让我逐渐明白，场域的差异不是构成困境的原因，共同的身份才是他们领受相同命运的秘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不过是我多年观察的一次偶然出场。由这个视点出发，本书中，我将目光投向了与我生命产生关联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并将其作为整体的书写对象，以此透视乡村更为丰富、复杂的状貌。尽管在地图上，这些普通的村庄，从来无法作为一个醒目的地名而出现，也无人可以指出它们的具体位置，但它们却经由亲人的泪水、呼吸和气息，流转到我的笔端，面目逐渐丰富、清晰。
我书写的立足点来自对三个村庄亲人命运的透视。
丰三村，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嫁入的中原村庄。它位居湖北，离我的故地几百公里，若不是姻缘，这个村庄和我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交集；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着我大部分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下一代。我得承认，对我来说，它依然有太多的陌生和空白，我既无法感知它整体的历史来路，也无法预测它明天的确定去向。
凤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庄。尽管自小寄居外婆家，我并未在此地居留多久，但爷爷奶奶墓碑上铭刻的孙辈名字，毫无疑问明确了我人生的来路。任何时候，家族发生了什么大事，告知在异地的我，从来都是一种理所当然。我知道任何一个家庭生、老、病、死的具体消息，知道村庄新修的每一条道路，知道远房叔叔儿子结婚的具体时间。今天，我父亲一脉的大批亲人，依然生活于此，有些并未摆脱生存的困境，但更多长大的孩子，已经踏上了和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征程。
隘口村，我外婆外公生活的村庄。这个弥散了我所有心灵、文化认同的村庄，是我一生精神的滋养地—闭上眼睛，我可以说出村里每一条岔道，可以感知村庄的每一棵果树。尽管和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身份依附关系，但从情感而言，它却深入我骨髓，最能勾起我对乡村的深刻记忆。今天，尽管从经济层面考量，村庄没有陷入触目惊心的贫困状况，但败坏的社会风气还是将它推向了未知的困境。
仅仅是与我有关的三个村庄，就显露出了完全不同的状貌，这提醒我留意，在对乡村的叙述中，任何单一的呈现都无法囊括村庄的丰富，都只能代表乡村的一种面相。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叙述以上三个村庄亲人的生存境遇，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勾勒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这注定本书的文体，既有别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著作。同时，我的专业背景与我以及所叙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都使我对情感的过滤难以做到彻底，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初衷，仍是问题推动下的真相呈现。
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调查比起来，也许书中的诸多表述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显得杂糅和不纯粹。但对本书的写作而言，因为对亲人命运的呈现是建立在共同的经验基础上，资料的获取也都在拉家常的状态下进行，没有刻意采用面对“他者”时所用的田野方式，这样，弥漫其中的主观色彩，因为渗透了来自情感的理解，附加了一份切肤的体恤，在知识过于密集的语境中，唤醒情感在叙述中的自然出场，自有其必要和价值。和很多侵入式的研究相比较，这种知根知底的表述，因为姿态的平等和耐心的陪伴，更能将谈话对象还原到各自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凸显其生存肌理和内心隐秘。
我始终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命运纠葛，在中国语境下对任何一个家庭的透视、对任何一个群体的透视，都能获得隐喻时代的效果，实现对真相的指证。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介入者，我目睹亲人命运的变迁，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生存选择背后的动因，知道每一个家庭隐匿的具体状貌和复杂牵连；虽然我无法保证由此进入人类学式的专业考察，但这些真实、复杂的经验，却让我找到了一个切口，对二三十年来转型期的乡村进行思考、透视。
毫无疑问，此书直面的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多种面相的差异客观存在，我所叙述的三个村庄，只不过是广阔大地的一个缩影。尽管本书无法穷尽一切村庄的细致肌理，但它依然能从整体上凸显农村状貌和其他要素的关联。说到底，农村问题从来不只和农村有关，它的背后关联着更广阔的世界。当全球一体化的序幕拉开，信息化伴随现代性强势渗透，农村的生存，从细处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剧，但从大处看，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互相竞争、交融的必然结局。对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被堵塞后的代价。
关于农村的出路，我在本书中并没有提供面容简洁的答案，这固然缘于乡村境况的复杂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早已呈现出疑难杂症的症候，即任何单一的方子都无法做到药到病除。更缘于乡村作为所有问题的终端场域，与各种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从空间层面看，农村与城市紧密连接，无法分割；从时间层面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从发展层面看，农村经济维度与文化、政治、精神维度产生了真实较量。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有些村庄因为地缘、政策和其他优势，获得了好的机遇，但更多的村庄，伴随经济凋敝、价值失范及人心荒芜，早已成为广袤国土上的触目伤疤，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我对当下更多停留于“经济维度”来观照、理解农村的路向深怀警惕，对种种流于表面、表演性的举措并不看好。今天，农村的诉求不应简单地停留于经济层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应得到重视。如何帮助农村建构一种自然而有意义的价值认同，激活农村与传统文化的情感牵连，激发其自身的发展动力，避免陷入单一消费主义的陷阱，已成为当下农村政策、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现实语境，也成为知识生产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七十年前，费孝通在写作《内地的农村》时，曾坦言：“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是个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人。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主张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们这种实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现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门造数字的空气。我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跨越时空，费老“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的叮咛，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我而言，从熟悉的农村场域，进入社会转型期诸多难题的考察，是我目前找到的有效介入方式。尽管在现有的知识谱系和学科架构中，个体经验依然面临有效性质疑的风险，但我相信，在一个事实上的大时代中，没有谁可以和时代的裂变逃脱干系。说到底，“乡村镜像”隐喻了中国和时代的整体图景。只不过，在直面城乡关系时，越来越多的知识人认同城市视角，并由此带上优越和强势的眼神，难以从内心承认城市与乡村一体的事实。
本书的写作，是我远离乡村后，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致意。
2016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