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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天心的《三十三年梦》
杨照
那是个如梦般的情景，我和天心走在敦化南路的巷弄中，随着两个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找寻着应该在附近的一家商业摄影棚。《三十三年梦》在《印刻文学生活志》上连载好几个月了，我好奇问起这本书的写作进度，天心脸上露出了典型的羞赧笑容，承认了我早就猜到的情况——书绝对不会像和蔡逸君对话问答时所说的，以十六万字的规模收场，也因而她正挣扎着是否要以原来的方式继续写下去，还是应该调整，写得节制些、精简些？
毫不思索地，我冲口说出：“就写吧！别想那么多，先全都写下来再说。”会有此话，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资格、有权力建议天心怎么写，而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的脑中同时浮现起两个影像。一个影像，是小说《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的照片，在一本书的封面上，那本书，叫做《说吧，记忆！》。
说吧，记忆！事实是，记忆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仓库，存放了过往的声音、影像与情绪，等着我们爱怎么去搬弄就怎么搬弄。我早已知道：记忆真的不属我们主观意志的控制领域。要让自己记得什么，和让自己忘记什么，都永远艰难且不成功。而且，和一般想象不同，我的经验是要记得虽难，要遗忘其实更难。
人或许还能刻意压抑某些记忆，封在潜意识里，然而一旦记忆启动了，我们哪有办法决定记得什么、想起什么？先记得什么、后记得什么？只要记得什么、不要记得什么？
完全不在我主观控制中，和天心并肩走着，我脑中出现的第二个影像，是三十年前的淡水重建街，窄小曲折的巷道，前前后后错落走着天心、材俊、丁亚民、钟信仁、卢非易、杜至伟、游明达，以及好几个霎时竟然全都记起名字的“小三三”女生——高菁穗、吴怡蕙、林仲全、杜嘉琪……
还记起了我自己身上穿着一件那年突然红起来的成衣厂牌“WE”的蓝色套头平领麻纱上衣，风吹来，又薄又轻又宽大的衣服在身上飘，就在心上背诵白居易的诗：“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我们，就像是那带点豪气、带点嚣张，横排一字走在津头的少年们。
然后还想起了在淡水街头上，十七岁的自己惦记着手上写的小说，定了个叫“春雨三月”的标题，但心中始终不舒服，更想取作“年少春衫薄”，但这五个字，已经被三姊先拿去用在她的小说上，我能说服她把“年少春衫薄”让给我吗？……
记忆停不住，记忆有自己的动力与方向，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两手一摊，无奈却又多少有些耽溺地模仿纳博科夫：“说吧，记忆！”
以京都为主要场景，记录三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到京都漫游行走的旅程，《三十三年梦》如此启动了朱天心的记忆。她的主观打开了记忆之门，写作之初，她或许想象自己如同走入了一座庞大如宜家家具的库房，必要时动用堆高机将存放在高高低低架上的人与事与情景与情绪，下架、搬出。
然而几万字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察觉如此形象比拟逐渐不适用了。货架上的东西飘浮起来，有的轻轻飘到天花板上，堆高机升到最高也无从将之下架；有的则沉重地直落在堆高机上坚持要被带出去，甚至进而不理会开堆高机的人，自主操控着离开了记忆库房，自主成形为一行一行的文字，出现在《三十三年梦》书中。
仍然是关于京都的回忆，但记忆要说的，重点不在游记、不在旅情，甚至也不在或喜或悲的怀旧。记忆说的，毋宁接续了当年《击壤歌》中的“莫名的大志”。
经过了三十多年，穿越《三十三年梦》，我们现在可以更认真、更准确些理解那份“莫名的大志”。那不只是朱天心少年时期浪漫、口齿不清的随手修辞，竟然早早含藏了她终究的人生与文学核心。
容我强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于传统所说的“诗言志”，换成现代的语言说法，“志”就是价值、是非，文学作品必须有强烈的价值、是非为其基础，文学作品的重点，也在于传递强烈的价值、是非判断。
和她的外表截然相反，朱天心个性刚烈；和她早期作品表面呈现的截然相反，朱天心的文学，灌注了浓厚的价值判断。
《三十三年梦》中，对于亲人、友朋，乃至对于“胡爷”胡兰成的回忆，都必须穿过朱天心的价值、是非判断。大异于许多人的印象，就算对胡兰成，朱天心都不可能抱持着彻底、简单的全盘接受态。从第一次去日本、去京都时，她就已经在自己的脑中、心中，和胡兰成、和胡兰成所教诲的道理辩论，并没有因为那是来自“胡爷”的知识，便理所当然视之为真理。
如此我们也就不会意外，即便是一起长大的姊妹、即便是曾经论交二十年的朋友，也无法单纯以亲情或交情让朱天心改变看待、评断他们的价值与是非标准。
朱天心认真、坚持看待自己的信念，不轻易动摇。她的信念中，最稀有难得的，应该是“自由”吧！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她的“自由”信念，在社会领域中，甚至推扩到了“不认同的自由”；在创作的领域中，则推到了让每一个创作者都不得不为之动容的“不书写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在正面的选择——可以选择自己是什么人、认同哪个国家或地区哪个文化，可以选择自己要写什么——而在负面的拒绝，举世滔滔狂潮中，“自由”地拒绝任何标准答案。
更稀有、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三十多年间，朱天心（加上唐诺）为了保有这份“自由”所做的种种准备、种种决定。说吧，记忆——记忆说出了一个人如何尽量减却世间依赖、减却有所待的享受，以便让自己继续保有这样的一份“自由”。
在京都漫长、仿佛没完没了的步行，因而取得了一种现实以外的根本意义，正常旅人，甚至正常的生活者无法体会的意义——只靠自己，不依赖任何操之在人、操之在财富的工具与机制，走路时，她是独立且自由的。
天心记忆力惊人，能将三十多年来的众多细节全都存藏着。在书中，她甚至帮我记住了我自己都忘了的事。读着读着，我想起来了，高中二年级吧，的确曾经被主任教官找去，郑重其事地警告——高中生不得参与校外社团，如被发现，会被记过，还有可能送调查。我当然知道教官说的“校外社团”，指的就是“三三”。我没把警告当一回事，警告后仍然继续参加“三三”的活动，继续出入景美朱家。
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英勇，而是因为在那时候，对我而言，这不过就是和教官打交道时，一定要被斥责、警告中的其中一桩而已。我并未知觉这后面的政治意涵，更没有聪明到理解这原来是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一种最低阶的形式。
连带地，我记起了，就在这种不断被叫唤到训导处、教官室的情境中，我也有了自己的“大志”，我立意坚决追求，一定要做个“自由”的人。是的，我也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不受任何权威掌控、支使，为自己做决定，同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自由”的前提，当时我了解的，是不依赖，不依赖家人、不依赖单位、不依赖老板，而要不依赖，最好的办法是孔子说的“多能鄙事”，让自己身上多些不同的本事本领，就多点机会可以在这个社会上不依赖地活着。
当时，我努力开发的一项“鄙事”功夫，就是做美工、贴完稿。事实上，这也就是当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出入景美朱家的理由，《三三集刊》停刊后，只剩下报纸型的“书讯”在发行，“书讯”的编务由卢非易负责，我是跟在他旁边帮忙做美工、贴完稿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完稿后，卢非易特别请我去中华路“徐州啥锅”吃饭。我记得有一次“书讯”出刊后，在朱家的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检讨，好几个人觉得美工做得花俏了些。听着，少年的我脸红了，口中没有说出什么，但心里毕竟是不服气的。
回头想想，这中间有着一份深刻的反讽，反讽的深刻。奇异的时代，泊凑的机缘，让一群都想望“自由”的人，在那个客厅里集结为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因不自由的时代环境而生，没多久，解散各分东西，也就不意外了。
“三三”成为历史，《三十三年梦》从“三三”的灰烬中升起，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