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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有力
今天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人都懂得，当家庭、居民点、学校、志愿组织和企业公司健全时，整个社区也会健康发展，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引导这些社会机构和组织健康发展。正如佛罗里达州州长劳顿·奇利斯在1990年竞选时所说，“我们相信州政府的中心目标就是起催化作用，帮助各社区加强它们的城市软硬基础设施。我们希望以此来给社区力量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
当劳顿·奇利斯和乔治·拉蒂默等领导人把自己从收税和服务的大车上解脱下来时，他们懂得了如果让其他人干更多的划桨工作他们就能更有效地进行掌舵。如果一个组织最佳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于划桨，掌舵将会很困难。彼得·德鲁克在他1968年的名著《不连续的时代》中写道：
任何要想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去亲自“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
有人也许会问，如果一个政府实际操作干得少一些，难道那不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吗？我们这样不是在削弱公共部门的力量吗？一个把政府的力量与支出的经费大小和政府雇员人数多少等同起来的传统自由派人士也许会提出上述的诘问。但是，我们所看到像圣保罗市那样的多掌舵少划桨的政府，却明明是力量更加强大的政府。说到底，那些为航船掌舵的人对目的地影响的力量远比那些划桨的人要大得多。
那些集中精力积极掌舵的政府决定其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它们使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行动起来。有的政府甚至进行更多的规章管理。它们并不多雇用政府工作人员，只是保证使其他的组织机构提供服务和满足社区的需要。
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那些永远忙于提供服务的政府，它们主动放弃了指引航向的功能。那些陷于收税和花钱的困难处境而脱身不得的政府领导人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以保持他们的服务系统不要垮下来，就像在囚犯的踏车上一样，越跑越快却依然在原地不动，他们简直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问题。学区委员们如此忙于商谈合同和避免解雇教职工，而忘记了学校的质量问题。公共交通的负责人纠缠在使公共汽车准点运行和乞求更多的补贴这一类事务之中，他们从来不怀疑汽车时代以前留下来的交通模式是否还合理，那个模式就是由政府雇员操作的中央集权系统。联邦政府领导人整天忙于应付穷人和老年人医疗保健费用的不断上升，从而忽略了我们医疗保健体制的整体活力。
在由政府雇员提供服务的标准做法以外，我们还发现了36种其他的选择办法，包括从传统的到先锋派的广大范围。我们主观地归纳成以下三类：
1.建立法律规章和制裁手段 6.拨款
2.管制或者放松管制 7.补助
3.进行监督和调查 8.贷款
4.颁发许可证 9.贷款担保
5.税收政策 10.合同承包
11.特许经营 20.技术支持
12.公私伙伴关系 21.信息
13.公共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22.介绍推荐
14.半公半私的公司 23.志愿服务者
15.公营企业 24.有价证券
16.采购 25.后果费
17.保险 26.催化非政府行动
18.奖励 27.召集非政府领导人开会
19.改变公共投资政策 28.政府施加压力
29.种子资金 33.回报性安排
30.股权投资 34.需求管理
31.志愿者协会 35.财产的出售、交换与使用
32.共同生产或自力更生 36.重新构造市场
上述许多方法可以配合使用。例如，当维塞利亚市帮助建立非赢利性的住房公司时，政府就为这个称为“热衷低廉住房的维塞利亚居民”的公司向私营部门施加压力，催化产生非政府行动，提供种子资金，并把财产卖给这家非赢利公司，还提供技术支持。关于这36种方法各自的定义和例证，请参阅附录A部分。其中几种方法也在第十章中有探讨。
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的政府一方面支付了所有医疗卫生账单的40%，而另一方面却让私人开业医生、医院和保健组织来决定整个市场。我们的国会一方面为了挽救那些破产了的储贷银行而付出了5000亿美元的资金，另一方面却让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来决定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全和发展。换句话说，传统的政府忙于划桨以致忘记了掌舵。这些政府到底是有力还是无力？
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今天政府掌舵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全球性竞争对美国工业产生的影响。他们知道钢铁工业的衰落，汽车工厂大量解雇工人。但是，他们不理解全球性竞争对政府的影响。稍微停下想一想，这一切就十分清楚了。
如果公司企业要在超级竞争的全球性市场中获得成功，那就需要有最佳质量的“投入”，如知识水准最高的职工，最有开拓精神的科学研究，最便宜的资本，最好的基础设施。这就使得政府作为教育者、训练者、研究经费提供者、管理调控者、规则订立者、基础设施操作者的各种角色远比30年前更加重要。在1960年，20%的通用汽车公司工人是文盲算不上一回事，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20%的工人也不识字。但是，当日本汽车公司开始出售全部由有文化的工人生产出来的汽车时，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发现难以与之竞争了。
在80年代，我们的企业界和政界领导人突然大梦初醒，明白了除非改善我们的学校，提高我们的培训体制，控制我们的医疗卫生费用，否则我们的经济就会遭殃。为了要完成这些任务，我们不但要重新构造我们的机构组织和市场，我们还必须迫使美国最强大的一些利益集团实行转变，这些利益集团代表着诸多教师们、校长们、工会、医生和医院。我们今天所经受的冲击，同汽车制造和民用航空这些垄断性最强的行业被推入竞争性环境时所经受的冲击一模一样。突然出现的巨大的变革压力，使领导者不得不把总体利益置于那些想维持现状的特殊利益之上。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性的竞争也使得美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下降，因此美国的选民们拒绝交纳更多的税赋。这两方面相结合产生了新的压力，迫使政府大大改变自己的行为。政府用于管理，即“实际操作”和提供服务方面所花的钱突然变得少了。反之对政府进行治理，即“引导”社会前进，说服各个利益集团接受共同目标和策略的压力增加了。这便是我们有见识的政府领导人更加集中注意催化和促进变革、更少注重提供服务的又一原因，是他们多进行治理少进行管理的又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