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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治理重新下定义
拉蒂默并没有什么宏伟的战略。他只是对日益减少的税赋收入和紧迫的需要这双重压力作出反应。但是，10年的官场生活使他懂得，他是在从根本上给政府扮演的角色重新下定义。他在1986年的市情咨文演说中总结了他的新思维。为了在将来取得成功，他说：
市政府必须进行某些调整，而且在某些方面对传统的角色重新下定义。我相信，市政当局将会越来越经常地规定自己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市政当局将会越来越多地规定自己的任务是确定问题的范围和性质，然后把各种资源手段结合起来让其他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市政府将更加愿意穿针引线把稀缺的公私资源结合起来以达到我们这个社区的目标。
对于传统的市长、州长和城市主管们来说，这个新思维同他们对自己角色的看法简直是唱对台戏。过去50年来，大多数政府领导人一直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单方面的：收税和提供服务。当然，在1930年以前，许多“公共”服务是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比如宗教团体、种族协会和街坊文教馆。但是，进步党人和新政拥护者相信，各级政府应该利用政府雇员去提供他们决定的大多数服务内容。对于宗教团体和其他民间组织排斥信仰不同和种族不同的人的倾向，他们深感忧虑。他们决心刹住使政府名誉扫地的承包制度带来的普遍贪污腐败的歪风。而且，他们又不具备我们今天拥有的监督承包者业绩表现的信息技术。于是，他们把一切都放在政府手里。
到了7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市长、州长或者议员能够想象有其他的可行之道。他们已经被链条锁在收税和服务的大车上了。1902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内，税赋收入年增长率为5.3%，所以日子还过得去。但是，当经济增长放慢和财政危机袭来时，这个方程式就变化了。现在各种问题出现了，选民要求政府拿出解决的办法，政府领导人只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增收税赋，他们也可以拒绝选民的要求。但是对那些希望连选连任的官员们来说，实际上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首都华盛顿，我们的领导人靠借债来逃避这个两难的处境。但是，在州和地方一级政府的预算一定要平衡，他们开始在传统的“是”与“非”之间某个地方去寻求答案。他们学会了怎样把社区团体和基金会结合起来建造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怎样把企业界、劳工和学术界结合起来促使经济革新和创造就业机会；怎样把居民团体和警察部门结合起来解决造成犯罪的深层次问题。换言之，他们学会了怎样用催化的手段动员整个社区来促成问题的解决，怎样掌舵而不是划桨。
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两任市长理查德·卢格和比尔·赫德纳特同印第安纳波利斯进步委员会一起联手重建城市。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当地公民和企业界的领袖。他们一起研究出一个战略的构思和计划，决定把该市建成全美国业余体育运动的中心。他们建立了伙伴关系，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并且动员了成千上万志愿者来参加工作。在十年内他们吸引了110亿美元以上的新投资，建造了11座新的运动设施。
赫德纳特解释说，“我们搞了大量的创造性杠杆融资”：
当我们造印第安纳大体育馆时，我们首先从非赢利机构募集了3000万美元资金，然后才到州一级请求通过立法允许我们市政当局征税来支付部分费用。在建造网球场时，市政当局发行了400万美元的债券，而私营部门则出资300万美元……
管理一个城市，就要认识到对话比政府议程上的项目更加重要，动员大家来议论，来工作，来思考我们的地位和目标，而不仅仅是议程上的具体项目。当市长仅仅提供服务是不够的。这在80年来已经是清楚明白的事了。市长就要牵线做交易，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拉到一块来。
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是一个不景气的工业城市，当时的国会议员保罗·聪格斯说服了那里的银行家把共有资产的1/20拿出来，向那些想扩大业务和搬迁到市中心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他同地方政府领导人一起研究出洛厄尔计划，即制订一项协定，使那里的每一家重要企业都为改善洛厄尔市做一件重大实事。企业界和政府领导人联合的行动促使王安电脑公司在城里建造了三幢商用办公大楼，使得州政府在洛厄尔建造了第一个城市文化遗产公园，还使得联邦政府起而仿效，建设了全国第一个城市国家公园。这一切努力帮助洛厄尔市改变了面貌，10年间该市的失业率从16%降到3%。
到1980年，抗税运动剧烈地改变了大多数美国城市的财政平衡。突然之间，圣保罗、印第安纳波利斯和洛厄尔这样的夕阳工业地带的城市因走投无路而采取的种种办法，开始在美国各地出现了。
■ 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求助于社区团体和私营部门的倡议，用以解决从住房、艾滋病到无家可归者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市政府的雇员从1980年的1万名减少到1988年的4000名。
■ 马萨诸塞州非政府组织为社会服务提供的资金从1971年的2500万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7.5亿美元，覆盖了3500多个单独合同和拨款项目。
■ 旧金山、波士顿及其他城市首先倡议“联动计划”，让那些想要在市中心修建大楼的公司企业承诺建设相应的托儿所和低廉住房。
■ 加利福尼亚州的运输部同四家私营财团协商达成特许协议，让它们来建造收费的公路。
在我们进行全国性调查时发现，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常规办法之外还有36种不同的其他选择办法，这是政府箭袋中的36支箭。有些办法是早已有的，比如制定规章、税收政策、合同承包和拨款。而另外一些办法则令人惊讶。我们发现各地政府都在进行风险投资，创建私营的金融机构，使用志愿者来管理公园和图书馆，交换房地产，甚至用构造市场的方法来鼓励节约能源，以及再生利用和环境保护。
令人吃惊的是，联邦政府已经在大量依靠其中许多办法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萨拉蒙说，“大量依靠第三方来进行公共服务工作的这类做法，事实上已成为联邦政府在国内问题上的标准操作模式了。”这种“第三方政府”的形式用的是“政府之所长，即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使美国人敌视政府的传统与近代美国人喜欢政府提供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越来越多的服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调和起来”。
甚至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这样的新政自由派领袖人物也谈起这一新的做法。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