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雇员：牺牲品还是受益者

当然，使用各种非政府机构来划船引起的最大恐惧，就是许多政府雇员会为此而丢了饭碗。这个恐惧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妨碍政府进入起更多催化作用模式的阻力之一就是大规模解雇工作人员。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实现这种转变可以不必进行大规模解雇。典型的情况是，政府每年有10%的雇员流失。政府常常可以利用这个自然减员来避免解雇。政府也可以把雇员调到其他部门去，或者要求承包商按可比的工资和福利来雇用他们。洛杉矶县同私营公司订立了一百多项合同，已经成功地为县政府雇员重新安排了工作。联邦政府要求承包商给因合同而失去工作的政府雇员以优先录用的机会。其他的政府则两种办法都采取。

政府雇员并不一定会成为企业化政府的牺牲品。在圣保罗市和维塞利亚市这些地方，政府雇员成为主要的受益者。这些政府创造的就业机会总量变化不大，有些工作机会转到私营公司或社会组织那里去了。但是对工作满意的程度则大大提高了。

在官僚主义政府中工作的许多雇员有动弹不得的束缚感。这些雇员被种种规章条文捆住了手脚，工作单调无味，分配给他们干的工作，如果允许自己动脑筋干，只消一半时间就可以完成，然而他们过的是沉默、绝望的日子。如果他们有机会为一个使命明确而且极少繁琐文牍的机构工作，就像在维塞利亚市、圣保罗市或东哈莱姆区工作一样，他们常常会变成一个新人。当他们到私营部门去工作时，他们也常常有得到解放的相同感受。

那些把掌舵决策转变为划桨执行的政府，只有少量第一线干活的人，更多的是决策者、催化促进者和牵线搭桥者。他们中较少文牍主义者，更多的是靠知识信息工作的人。请想一想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社区再开发局。1985年这个局（还有后面并入该局的另一机构）有41名雇员。这些传统的官僚主义机构向低收入家庭的廉价住宅提供维修贷款。1985年41名雇员只经办了37项贷款。

当桑迪·弗里德曼在那年竞选市长时，她许诺要改进住房情况。该市大约1/3的住房单元需要维修。她和社区再开发局主任费尔南多·诺列加认为靠老办法该市的住房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于是他们决定让市政府起催化剂的作用，牵线搭桥，重塑住房市场。他们说服了该市的几家银行共同建立了一个挑战基金，资金为1300万美元。这些银行为房主提供低息贷款以及15年的贷款偿还安排，这样就可以维修他们的住房了。市政府为每一项贷款的前5年提供担保，以限制银行家的风险。借贷手续是由一家非赢利卫理公会组织来办理，因为据认为低收入者怕同政府官僚和银行家打交道，但愿意同社区性组织打交道。

在此过程中，诺列加把手下两家住房机构合并起来，把雇员减少到22人（他这样做主要是靠自然流失，只辞退了5名雇员）。他重新培训了自己的雇员，使之脱离政府公务员系统，把他的机构组建得像银行一样。他把工资提高了50%，像专业人士那样来对待雇员们。他按月给他们布置指标，例如办成多少项贷款，金额多少等等，然后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干。诺列加说，今天这些雇员“成为更愉快、更多产、挣钱更多的人”。他们的影响也大得多了。人数减少一半，联邦提供的资金减少一半，但这个机构一年却办了1000项贷款，生产率提高了30倍。

诺列加宣称，“削减联邦经费的答案不在于削减服务，而是在于找到新的办法和手段。”他这样说：

出于某种原因，公共部门的观念是，“当资金被削减时，那么除了削减服务则别无他法”。但是以我看来，有时候正因为预算削减逼迫你寻找新的办法和手段，你最好的机会反而来了。我们被迫使用私营机构，舍此我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OP70pCa5vmh8d2CvXLfQ8D+mbgwuhBMLuh2kwbg4/ueerA3Qu/+B+JbdNqNXrS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