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首次出现龙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是元朝建立后的第22个年头，距离开国皇帝忽必烈汗（1215—1294）驾崩尚有两年。这条龙出现在太湖边。太湖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一大水系，它像一颗心脏，通过纵横交错的自然与人工河流的密网为这片淤积地带输送水分，上至明朝的第一个首都南京，下至沿海港口上海，皆仰赖它的润泽。随着蛟龙腾空，洪水便从龙口倾泻而下，淹没了沿湖的庄稼地， 良田变成了泽国。

仅隔一年，元人便再次目击到龙。这次，它出现在陈山，这是位于太湖东南75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陈山上有一座修于宋代的龙王庙。这座庙被称为龙王行宫，行宫是皇宫的专称之一，因为龙王就像皇帝一样，在全国各处巡视，故有此说。因庙宇年久失修，地方官觉得应该重新修葺，以期取悦龙王，为全县普降甘霖。至元三十年七月十五日（1293年8月25日），临近正午时分，画工正在作业，突然雷鸣电闪，狂风大作，两条龙驭风而至——龙王和他的幼子驾到了。双龙俯瞰战战兢兢的画工，随即摆尾，没入云中。说时迟那时快，一阵雨从天而降，为该地长达两年的干旱画上了句号。

翌年，忽必烈汗薨。三年后，龙王携子二度在陈山呼风唤雨，竟被群龙乘暴雨大闹鄱阳湖（即长江自太湖溯游而上的第二个主要湖泊）的声势所压倒。它们在空中纵横翻腾，兴风作雨，让周围的州府都遭了洪涝之灾。

此后42年内，龙再未现身。直到元顺帝至元五年六月十五日（1339年7月29日），一条恶龙猛扑向滨海省份福建的腹地山谷。恶龙带来的疾风暴雨横扫了800户民宅，冲毁了1300公顷农田。10年后，五龙再次驾云莅临江南，吸卷海水于天空喷洒。此后的17年内（1351—1367），有关龙见的记载有七次。至正二十七年（1367），也就是元朝的最后一年，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六月四日（7月9日），北京。只见一道电光闪过，便有一条龙从废太子府的一口井中一飞冲天。那天早晨稍晚些的时候，有人看见这条龙栖息在附近一间寺院的洋槐树上，事后人们发现树干上有抓痕和灼烧的痕迹。第二次在一个月后，山东省的龙山，这里是一处祈雨胜地。在七月的暴雨中，一条龙曾现身山顶。 待龙飞升后，一块大石自峰顶滚落，留在了该地的民间传说中。八个月后，忽必烈的众多子孙之一被迫放弃元朝皇位，避入蒙古草原。元朝的军事统治遂告终结。

龙主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毫不费力地解释了这些奇怪的事件。他们在帝国境内叛乱四起的背景下，看着元朝最后17年逐步增加的龙见事件，于是知道这是元朝即将衰亡的天兆。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1355年8月10日），飓风袭击了江南，一条白龙自旋风中冲出，一位小品文作家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回忆道：“凡龙所过处，荆棘寒烟，衰草野邻。”当次年内战打到江南时便是这番景象。他哀叹道：“视昔时之繁华，如一梦也。” 12年后，即1368年，朱元璋（1328—1398）自华中的叛乱里脱颖而出。用描述称帝的标准语汇来说，便是朱元璋“飞龙在天”，而明朝草创。

朱元璋把忽必烈汗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元明两朝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形态，也左右了中国其后的走向。在他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直到20世纪毛泽东的崛起。忽必烈的野心是征服东亚，而朱元璋在开疆拓土方面的胃口则没有那么大。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从蒙古人手中夺来的满目疮痍的国土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Daoist utopia），尽管它很快就走了样，沦为一个法家的古拉格（Legalist gulag）。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即“伟大的祖先”的意思，这是对开国皇帝的尊称。但这并非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因此，我遵照一般的指称习惯，或直称其名讳——朱元璋，或以其年号称之——洪武（取“武运洪大”之意）。每个皇帝都要择取一个年号，或标榜自己过往的功绩，或表达对未来的期许，“洪武”即是要明朝子民牢记朱元璋的赫赫军功。

朱元璋在成为洪武皇帝之前，就十分留心元朝境内的龙见事件。驭龙是他的象征性职责（metaphorical task），他可不是不在乎象征意义（metaphors）的人。朱元璋很早就得到了第一次机会——至正十四年（1354）秋，距离他建立自己的王朝尚有14年。当时，他正在南京以西的长江流域作战，该地区遭遇大旱。当地父老告诉他，附近的泥沼地里时不时有龙出现。他们请他向龙祈祷，以避免灾害全面爆发。许多年后，朱元璋记道：“时信而往祷之，期日以三。后果答我所求。”雨来了。在谢龙的仪式上，朱元璋赞颂神龙：“不伤而不溢，功天地，泽下民，效灵于我。”——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有朝一日自己的子民称颂自己的话，“今也，龙听天命，神鬼既知。”——既然朱元璋提到“天命”这一王朝兴亡的法则，那么自己要当皇帝的意思已昭然若揭。他以一阕赞歌为整场仪式画上句点，他赞颂的是龙，可又像是在说自己：

威则塞宇，潜则无形。

神龙治水，寰宇清宁。

既然有一位龙主登上了宝座，群龙就要俯首听命：它们从人间撤离。除了朱元璋即位的第一年夏天，鄱阳湖因暴雨引发洪灾外，洪武年间再无龙见的祸患。他确乎是一位龙主了。

明代的龙

1404年，第一次有龙闯入明王朝的疆域，这是永乐帝（1403—1424年在位）登基的次年。整个永乐年间尚有数次龙见，最后一次还带来一场疫疠。永乐从自己的侄儿建文手中篡夺了帝位，建文在一场神秘的宫廷大火中丧生，人们有理由猜测永乐是遭到了天谴。并非人人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暗示皇帝不配做皇帝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每个人都保持沉默，永乐驾崩后，直至15世纪80年代，整个王朝内基本没有龙见。

弘治年间（1488—1505），经常有龙见的记载。其中五次见载于地方史料，不过，仅有两次入载18世纪编纂发行的官修史书《明史》。首次官方记载是弘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496年7月14日），在北京附近的长城某墩，突降雷暴雨，有龙自一士兵的刀鞘内腾起。第二次是在九年后，弘治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1505年6月8日）正午时分，紫禁城宫殿内忽旋风大起，中有幻影，后驭风升空而去，据史家所记：“若有人骑龙入云者。”

弘治年间的这些龙见记载引起了时人的注意。山水画大家（同时以酗酒而闻名）汪肇也许是受到这些记载的启发，进而创作了《起蛟图》（图1），在我看来，这幅画堪称明代描绘蛟龙与风暴的顶峰之作。这些龙见的记载，困扰着弘治皇帝（图2）。明王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控制在庸碌无能之辈手中，到了弘治年间，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的君主，他革除烦苛弊蠹，锐意兴革，明习机务。 上天岂会对这样一位皇帝不满意呢？抑或上天要警示的是人民而非皇帝？也许是弘治九年（1496）长城的那次龙见，促使弘治皇帝遣中官至内阁询问有关龙的事情。内阁无人能对，又急往各部找寻知悉情况者。 （我们在下一章会讲到他们发现的专家罗。）弘治年间的最后一次龙见是弘治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1505年7月8日）——被描述为“有人骑龙入云”于紫禁之巅，这解释起来并不难，因为这正是皇帝驾崩之际。这是上天遣使召回自己的爱子。

龙是上天的造物，也是皇帝个人的象征。只有皇帝及其直系子孙居住的宫殿才能得到九龙壁的庇佑而远离恶灵的骚扰。只有皇室能穿着绣着龙的袍服，使用绘着龙的食器——尽管如此，官民效仿皇家用度的风气甚炽，因此绣匠、窑工往往去掉一只龙爪，使其不能被算作龙，借此方法绕过官民限用龙纹的禁例。事实上，亲王们也必须遵守这种降一级的待遇：现今仅存的一座明代九龙壁，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建于大同代王府内，壁上飞龙都少了第五只爪子。

统治者与龙的联系可追溯到传说时代的中华文明创始者，他们制服了住在华北大片沼泽地里的龙，将泥沼变为耕地，驯化野兽。有些皇帝甚至以龙为宠物。 这种联系是模糊的，但它的影响力却是双向的。龙可以是皇帝权威的表现，也可以是上天不满皇帝统治的征兆。这就是龙被记载，甚至写入史书的原因。作为来自自然的征兆，它们是一个大模式上的小片断，如果这个模式被释读出来，则将揭示国家事务的未来走向。

朝代循环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模式：上天授命通过夺取或守住皇位来证明自己拥有天命的人。这种逻辑是同义反复，但并未因此而减少一分说服力。开国皇帝自然是奉天承运，没有理由发生龙见，有谁宣称见到该现象不啻邀祸。 王朝的气数开始动摇的时候，龙才会来访，开国者家族暨其王朝丧失天命的前景开始浮现。弘治驭龙宾天——可能是史官编造的故事——表明他为上天喜爱，因此在弘治的案例中，龙是在告诫人民拥戴自己的皇帝，而非对皇帝本人的示警。

龙见在继任的正德皇帝在位期间（1506—1521）变得频繁，故事发生了变化。在正德朝的头六年里，龙并未出现。直到正德七年六月十五日（1512年8月6日）晚，山东龙山东北160公里处，有赤龙腾空，光如火。它自西北到东南盘旋不已，之后飞入云霄，引来滚滚天雷。不过，赤龙并未造成什么破坏。五年之后，正德十二年六月九日（1517年7月7日），九条黑龙惊现淮运交界处，伤及行人。黑龙自河中吸水，一只小船被水龙卷吸上空中。船家的女儿正在船上，龙只吸去小船，将此女轻轻抛回地面，毫发无伤。一年后，这种奇怪的景象复现，后果愈发严重。三条口中吐火的龙驾云而下，来到江南，吸二十余舟于空中。许多在船上的人坠亡，而更多的人是被吓死的。300余座民居被毁，遍地瓦砾，此后红雨如注，五日乃止。 这些景象都比不上11个月之后的鄱阳湖蛟龙斗。几十条龙同时出现，规模超过了元大德元年（1297）和明洪武元年（1368）的龙见。许多在暴雨中被淹没的岛屿再未露出水面。

所有人都赞同正德朝的龙见并非上天欢喜的征兆。在人们的记忆中，正德是有明一代最荒唐的皇帝。 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有《正德龙异》一篇，是为明证。这些龙不仅是坏皇帝当政的普遍征兆，而且是对他的臧否和可悲下场的明白预告。沈德符成功地把每一次龙见与皇帝多舛生涯中的每一个特定时刻联系起来，包括他的死亡。正德在长江流域垂钓时，醉酒坠水得疾，三周后薨逝。水是龙的标志性元素，沈德符大胆地暗示，正德之死是龙所为。

自此而后，龙就成了明朝皇帝的常客，伴随他们经历一次次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正德的继任者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深受龙见困扰，其中犹以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的10年（16世纪50年代）为甚。在这期间，有18次龙见的记载有准确的时间，还有更多的记载则时间不详。一位江南文人曾收集过嘉靖朝关于龙的故事，第一条龙出现在杭州一位兽医家中；第二条在过杭州方山时将巨松连根拔起；第三、第四条则喷着如火的热气，在苏州城郊连毁民舍数十间；第五条在杭州名胜西湖兴风作雨，推倒了一座铁塔，掀翻了数艘湖船，还对一座寺庙里的千佛阁痛下狠手，将其碎为齑粉。

万历朝（1573—1620）与嘉靖朝一样龙见频仍。尤其是第二次龙见，万历十四年七月十五日（1586年8月29日），有158条龙惊现南京西郊空中，山崩地陷，溺死者无数。直至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期间（1628—1644），关于龙见的记载不断。崇祯十六年（1643）秋，二龙现。此时的明朝已是强弩之末，政治、经济、军事危机和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统治者再也无力回天。次年春，明朝覆亡。

全球的龙

中国人并不是这一时期唯一目击龙的民族。欧洲也有关于龙的记载。伦敦的科普作家爱德华·托普赛尔（Edward Topsell）在《大蛇的历史》（ The Historie of Serpents ，1608）一书中以两章的篇幅写龙。托普赛尔从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寻找材料，其中包括康拉德·盖斯纳（Konrad Gesner）那本被多次再版的《动物的历史》（ Historia Animalium ）。他把所有可以找到的有关龙的记载勉强拼凑成一段连贯的叙述。他告诉读者，有关龙的记载有着纷繁芜杂的来源：“有的以国别区分，有的以数量和体积区分，有的则以其肢体的不同形态区分。”他的叙述通篇以历史上的记载为主，末了才将话题引到自己的国家：“即便是在我们的国家，许多龙已被发现并杀死。”不过，他掌握的最可靠的近代事例却来自欧洲大陆：法国（“得到许多博学之士和可靠人士的见证”）；1499年5月26日，卢塞恩（“据各种渠道反馈，许多人都目睹了同样的事情”）；1543年，德国（“确实咬伤多人，终身难愈”）；比利牛斯山脉（“一种凶残的大蛇”）。他向读者保证，巴黎的学者有可供研究的龙的标本，“据说是从印度带回的”。

托普赛尔知道，有的读者会质疑他的故事，因此他转引了一个德国人为盖斯纳写作自然史所提供的信息。他坚称，在盖斯纳看来，自己“绝不会写捏造的事情，只会写下像这样的真事，因为他是从诚实守信的人那里听来的，而后者确实目击了龙和火灾引起的不幸”。托普赛尔依样画瓢地为自己辩护道：“我所记述的事情经得起任何通情达理者的检验，那就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生有羽翼的大蛇和龙。”他竭力证明它们的存在，却只能强作声辩道：他宁可劝告读者相信自己的话，而不愿让他们等到有龙出现在英格兰的一天，“免得随后要大难临头”。

托普赛尔的言之凿凿，恰恰说明到1608年为止，并非每一个欧洲人都相信龙的存在。20世纪的学者已经为之聚讼纷纭。托普赛尔宣称自己关于龙的叙述没有“杂糅传说和真相”，从侧面反映出他所竭力抵抗的怀疑思潮正日趋高涨。另一方面，他的书又很畅销，说明许多人仍对龙的存在坚信不疑。

与托普赛尔同时代的明朝人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陈耀文，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进士，此后不久他编纂了一部名为《天中记》的类书，在这部书中，他毫不怀疑远古时代对龙的记述。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从浩如烟海的早期典籍中挖掘资料，为读者奉上了一本通晓万物的大百科全书，其中的第56卷就是关于龙的。我们从这部书中读到，“人火得水而灭，龙火得水而炽；龙之目可见百里（约58公里）”。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它们显然也有自己看不见的东西，“人不见风，鱼不见水，鬼不见地，羊不见雨，狗不见雪”——而“龙不见石”。我们还知道了，龙角可长达六米，这正是北魏太和十一年（487）献给皇帝的红纹龙角的长度。 陈耀文的素材几乎全部来自尘封千年的故纸堆。他的同代人对这类知识并非没有怀疑，一些人开始在“笔记”——一种常见的文人书写形式——中记录自己对龙的质疑。这些笔记约略等同于同时期英语世界的“摘抄簿”（commonplace books），所以我应该用这个词来指称这种汉语文体。宋代以来的文人以此记录稗史野谈，我们正是在其中找到了明代学者对龙的困惑。

龙性

多数明代学者认为确定龙的本质是一个分类的问题。他们追问最多的是龙可以被归入的属类，而非龙究竟是什么。龙在空中飞行，会喷火，会发光，因此是对阴阳二元谱系（黑暗/光明，女性/男性）中“阳”的最强有力的表现。阴阳是长久以来中国人对物理世界之想象的基本结构。事实上，龙潜伏在水井或其他阴暗潮湿的地方，一摆尾就能招来降雨和洪水，似乎又表明它与“阴”的亲缘性。中国人宇宙观的核心原则——物极必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龙显然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极端。

较真儿的学者便被难住了。陆容（1436—1494）的《菽园杂记》是明中期一本以搜奇志异为主的笔记，本书将会多次引述到其中的见解。陆容在说到龙的时候，一反常态地不置可否：据说“神龙或飞或潜，能大能小”。但因为没有判断这些说法的根据，他只能下结论说，“其变化不测。信矣哉！” 半个世纪后，郎瑛（1487——约1566）作《七修类稿》，这是一部更偏重考史的笔记。他在其中试图以明代士人最擅长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阴阳难题，即逐一筛查文献，找出最早的记载。这也是爱德华·托普赛尔的方法，他曾经兴致勃勃地写道：“（龙）在历史上提供并制造了如此丰富的题材，足以让我们从中发现它的本质。” 如果考虑到生育必将解开龙的真实本质的秘密，郎瑛应该会赞同关注龙诞的问题。不过，事实上，人们在这一点上有重大分歧。一些人认为龙是胎生，另一些则支持卵生说。接受卵生说的人更多，如陈耀文《天中记》即采此说。 郎瑛问道，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从卵里孵出的东西——上至飞鸟，下至爬虫——是如何获得属于龙的魔力的？他语焉不详，认为“愚意龙为神物，变化不测”，这说明他不会像陆容那样相信有关龙的奇谈。不过，最终郎瑛还是认输了。在引述了有关龙的诸家论说（属阳还是属阴？胎生还是卵生？温血还是冷血？）后，他诚惶诚恐地总结道，真相究竟如何，只能“录俟博物君子”给出一个较为肯定的说法。

龙见通常发生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因此目击者总是力图从这一论据出发。可是，一旦人们开始发问，这些关于暴雨的报告就变得可疑起来。郎瑛提到暴雨使人视线不清的说法就很有道理。他指出，“世人见龙，或挂或斗，或经过，或取水，则必风雨交至，雷电晦暝”，因此要辨认清楚是很困难的。同时，龙也总是刻意远离人群，“甚之败屋拔木，不过闪闪于云烟中，见其盘旋之势耳，欲睹全体不得也”。 结果，人们往往靠发挥自己的想象来填补经验的空白。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郎瑛仔细分析了正德年间（16世纪10年代早期）一次可疑的龙见，并指出，目击者只是瞥到一眼便武断地认定是龙了。

接着，郎瑛又说起广东的一次龙见。当时他正客居于彼，但并未言明他是否亲眼所见。他写道：“一日早潮方平，一龙自空坠于沙场。”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抵御动物对人类领地的侵犯，因此“渔人各以所担之木棰之至死，官民群往观之”。郎瑛描写道：该生物“其高可人，其长数十丈，头足鳞角宛然如画”——生活模仿艺术——“但腹惟多红色”。郎瑛对这次龙见十分满意，于是他最后写道：“此可谓见之明也。”这条龙并没有帮助他解决如何分析龙的问题，但至少证明了龙的存在。当然，从逻辑上讲，在一个生物身上发现中国画家赋予的龙的特征，并不能证明那个生物就是龙，遑论证明龙的存在，但这并不是郎瑛的思路。对于他来说，龙是否存在从来就不构成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何为龙的特征。他必须剔除可疑的龙见案例，以防止错误的信息干扰了他对龙进行的动物学分类的分析。

陆容比郎瑛早生一代，他对于海龙的证据还有些将信将疑。他复述了景泰年间（15世纪50年代早期）在温州湾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某海洋生物的故事。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曾出现过二龙相斗的场景（元代第二次官方记载的龙见）。人民争相围观，还欲割取其肉。但该生物忽然转动，把伏在身上的百余个业余屠夫卷入海中。当时的目击者无法确定这种今天会被认作鲸的生物是不是龙，但他们判断它应该属于龙之类。陆容对这次龙见有所保留，但并未质疑将龙单列一类的做法。

16世纪后半期的文人似乎失去了探讨龙的本质的兴趣。他们仍然转述龙见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可作政治解释的故事，但他们对15世纪作者所求索的问题已提不起兴致。我在晚明笔记中发现的唯一关于龙的详细研究是谢肇淛的《五杂俎》。这是一部汇集自然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物部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其中前13条是关于龙的。第一条将最具灵性的龙与最凶猛的虎对比，认为龙可被人豢养，虎只能关在笼中。在第二条中，他批评相士所谓样貌像龙者必定具备龙的威力的说法。尽管谢肇淛反对相士人以似物为贵的说法，却并未进一步怀疑关于龙的其他学说。在第三条中，他解释说龙是最淫荡的生物。龙与其他生物交配，生下具有双方特征的杂种，在此后的六条笔记中，他不断重复这一观点，他认为“盖龙性淫，无所不交，故种独多耳”。龙甚至与人交媾。谢肇淛转述说，岭南有善致雨者正是利用了龙的这种性情。他们把少女架在空中作饵，当龙围着少女徊翔欲与之媾和时，他们设法阻止，龙因不得近身而洒下雨露。

尽管如此，谢肇淛也和陆容一样抱有怀疑，龙见对他来说是有问题的。龙现身时，总是在云雨的裹挟之中，得见龙的全形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多能看清它的部分而已。他也提到人火和龙火的区别，不过又评论说：“此亦不知其信否也。”他对所谓凤凰喜食龙脑的古话也半信半疑。“夫凤非竹实不食，而亦嗜龙脑耶？” 然而，对任何一种关于龙的传说的怀疑，都未一举粉碎对其真实性的确信。龙自古就位居万物之首，元明时期亦复如是。即便如此，我觉得，正如在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不再相信托普赛尔的说法，晚明士人也不能全然接受时人所谓的龙的知识。

《五杂俎》中关于龙真实存在的最确凿证据，是在北京以西黄土高原的河滩上发现的龙骨。崇祯九年（1636），山西省东南的曲底村发生山崩，露出了一具完整的龙骨。龙牙宽3厘米多，龙头有五斗大，脚爪长1.2米。这是一条可以触摸的龙。不过它在被发现后被迅速肢解了。 曲底人不是猎奇者，亦非业余古生物学家。和我们不同，他们对利用化石建构地球的历史没有丝毫兴趣。他们考虑的东西要实际得多，且与同时代的欧洲人相同，那就是以龙入药。根据欧洲药学知识，龙身上具有药用价值的部分存在于它的软组织中（托普赛尔曾提到过龙的脂肪、眼睛、舌头和胆囊），尤其是龙血。 然而，根据中医的理论，龙的精力集中在龙骨内。 这就是民间争相发掘龙骨的原因。3年前，山西大旱，而在此后的10年中饥荒愈演愈烈。饥荒引发了严重的疾疫，当时的情景用该省一位史学家的话说就是“饿殍载道”。 当龙骨露出地表之时，恰逢曲底村村民四处搜罗药材救命的紧急关头。

以龙为史

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元明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吗？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的正统历史学家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们翻开元明正史的《五行志》就会发现，史官把龙见与蝗灾、六月飞雪等异象放在一起。当我初次阅读这些章节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蝗蝻与霜雪上，而忽略了龙。蝗蝻导致饥荒，非季节性降雪也许是气候变冷的证据。那么龙见呢？

既然当时的史家认为龙是值得记录的，我们或许能够从揣摩龙对他们的意义中获得一些启示，进而体会出龙对我们的意义。 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mass hysteria），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可能是把它们当作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descriptors）。海岸上的龙在海洋上掀起海啸；飞掠狭长江河流域的龙留下的是暴涨的洪水；黑龙劈裂房屋，抛撒瓦砾，遂变身旋风；把舟女和江水一同吸上天空的龙，再读之下就令人想到了水龙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仅仅把龙解读为气象，即便是正确的，也可能会忽略了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元明时代的人对恶劣天气的判别能力与我们一样好，但当他们看到龙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恶劣的天气——他们还看到被扰乱的宇宙秩序。我们无法把龙看作是龙，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特征，但并不是那些能看到龙的人的特征。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

当然，龙不仅仅是动物，它们还是可怖的生物。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说过，恐龙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因为它们“个大、凶猛，而且已经绝种了”。 龙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在元明时代的人眼中，它们仍然是活跃着的生物。中国境内最后一次龙见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地点在海边，距离最后一个中华帝国——清——的覆亡仅仅数年。 见龙是与力量远胜于自己的生物遭遇，人们不仅看到龙，也为之深深吸引。此外，隐形的生物现形，是上天在影响人间。

现代西方人就会有所不同吗？近年来，有威尔士农民宣称在自己的农田附近看到黑豹。威尔士的生态环境并不适宜黑豹生存，因此当局否认了这种猫科动物的存在。然而，威尔士境内外的许多人都相信那里确实有黑豹。人类学家萨曼莎·何恩（Samantha Hurn）已经指出，对“动物的象征性力量”的兴趣反映出“人类把动物当作定义工具或人类活动之象征的普遍倾向”。 大型猫科动物为那些宣称看到它们的人提供了一个揭露看不到或说不出来的东西的机会。在威尔士的案例中，黑豹成为那些憎恨禁止猎狐的英格兰法规的贫苦农民的“代言者”，因为这种法规使狐狸尽情繁殖并捕食家禽、家畜。在官方法规面前感到无力的农民，把黑豹当作一种自然力量，用以对抗难以捉摸的国家权力。

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以皇帝必须声称自己控制得住龙。龙使普通民众想到了自己在面对不可预测的上天和时而冷酷无情的国家时的脆弱性。那些看见龙的人可以宣称，这些偏离常态的现象是皇帝未能留意民生的征兆。洪武皇帝声称自己能控制龙。即便是悲情的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也在当太子时梦到过一条黑龙缠绕在宫殿柱子上的情景——这是他在竭力争取权力并证明自己继承大统的资格。

大多数的皇帝不是龙主，也没有见过龙。元明两代的龙只在普通人面前现形，后者则决定了龙的意义。

如果在威尔士真的存在黑豹的话，真正的黑豹也不会在意狩猎法规，它们走出自己的安身之处是为了觅食，而非表达政治上的愤恨。即便根本没有黑豹存在，人们还是会不断发现黑豹，并把它看作对现状的警示以及如何使其趋于合理的灵光乍现。如果元明两代真的有龙，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将其纳入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历史中去。不过，即便龙根本不存在，它们所化身而成的暴风雨已经足够真实——这一证据足以使人们相信，龙就潜伏在他们的视界边缘，随时会引来滔天洪水将他们冲走；同样，它们也时刻准备着严惩那些只会以暴政、苛政扰民的昏君。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龙。（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的英国，那么我们也会知道威尔士龙是最危险的物种。）

即便我们仅仅把龙见解读为恶劣的气候，也将有助于使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历史更加贴近古人的真实经历。本书第三章要论述的是，气候的确是影响元明两朝的重要因素。元明两朝（1271—1644）共有28位皇帝，他们艰难地挺过了一个又一个合法性危机，如果说他们的性格和热情是塑造这四个世纪的历史轨迹的主要力量，那么气候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丝毫不容小觑。所幸龙并不要求人们区分坏的预兆和坏的气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龙令人生畏的异常举动向当时的人们证实了，他们正经历一个政治动荡、气候恶劣的艰难时世。对此，他们在制度设计和生存策略上想方设法，为的是躲避灾祸，惨淡经营。当他们在努力作为时，世界也被大大改变了。我们只需举出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制（autocracy）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见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时期，它们在质和量上已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社会规范变得多样化，文化产品有了新的形式和用途，理学家开始怀疑儒家思想根植的基本假设。宋代的天下主义被抛弃了。宋朝在明朝只是一个文化隐喻，当人们需要一个（道德、制度、习俗上的）榜样之时，宋朝就是他们标举的榜样。但实际上，她已不再具有任何示范性力量，没有人会认真将其付诸实践。过去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她只是一个传说。现实要求用新的观念来解释私人财富的增加、个人情感的形成，以及因两者的不断发展而导致的与国家职能部门的日渐疏离。尤其是在明王朝的最后百年间，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在热烈地争辩：哪些信仰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他们身处的这个繁荣、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更好的人世间，还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泥沼，最终将走向道德与政治的毁灭？这种状态究竟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

中华帝国以内的世界变了，帝国之外的世界也发生着变化。商人和水手把明王朝织进了一个联通南中国海、印度洋与大西洋的贸易网络。一个全球经济体正在形成，明王朝被逐步推向核心参与者的位置。然而，环境、政治、军事上的灾难将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阻碍明朝前进的步伐。1644年，明朝的终结者来了，但不是自海上来，仍是从蒙古草原来的。不过，明王朝结束了，帝制和支撑她的文化并没有结束。这段故事——亦有龙翩然出没的身影——要一直说到20世纪。 eA8ha2u4acSkbiDDiLcjQP/ZUJKVqfV94aLL8y92wwMuJsw5Qgt8JmMyGr6zKt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