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大多数中国人把唐朝（618—907）视为中国帝制时代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唐帝国的疆域之大仅次于清王朝，是一个通过宗教、文字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东亚世界的中心。此外，唐朝作家创作出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最优美的诗篇，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但如同其他持续了几百年的王朝，唐朝也是中国的一个转型时期。自唐朝开始到其结束，中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王朝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唐朝前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灿烂的诗歌文化被中国人歌颂至今。但是在8世纪中叶发生一场激烈的叛乱后，帝国政权未能重振，而在之后几十年里，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已经开始描述一个仍对其生活有所遗泽的黄金时代。之后的朝代继续对唐朝早期的政治和艺术成就赞美歌颂。在唐朝之后中华帝国延续的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了全中国或至少是其北半部，因此唐朝成为最后一个强大的“中华”王朝。这一观念（抹杀了军事上软弱的明朝）忽视了唐皇室在血统上和文化上都是在5—6世纪统治华北的边疆“蛮夷”的文化产物这一事实。

对历史学者，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学家而言，唐朝后半期比前半期更能引发兴趣。以756年“安史之乱”为标志的历史断裂不仅对王朝命运而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轨迹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主张从唐到宋的长期变革始于8世纪中叶，标志着中国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变。虽然把西方历史分期加诸中国历史很危险，但内藤之后的众多学者证实了他的基本假设。“安史之乱”后唐朝对重要的经济、军事和社会制度的废弃，帝国文化地理的重构，与外部世界贸易关系的扩展，针对变化中的世界而出现的新文学艺术形式等举措和现象，是开始区别中华帝国晚期与之前历史阶段的第一步。

这一变革的第一个要素是对可以把起源追溯到公元220年汉朝崩溃时的一系列制度的废弃。唐朝建立之初，官方土地制度是均田制（至少在北方如此），要求周期性地将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户耕种。和土地所有制相联系的是根据固定标准从所有得到土地的农户那里以粮食、布匹、劳役的形式征税。军事制度把北方游牧民武装和世袭军户组织成拱卫都城长安的府兵。都城本身，如同其他大城市，被分隔为有围墙的里坊，贸易活动被限制在专门的市场里。社会被少数门第最高的世家大族和一些地位相对较低的地方豪强统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享有持续了几百年的特权。所有这些传承下来的制度在王朝后半期被终结了，只有大族们的统治是在10世纪初随着唐王朝自身的灭亡而结束的。

这些变化最主要的共同点是国家丧失了对财产和臣民的控制，同时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在“安史之乱”后，国家放弃了前期控制土地所有权的努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用募兵制取代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城市里对贸易的空间管制被打破，城市生活向帝制时代晚期的模式转化，在喧闹的城市街道上商业设施和居住区混杂在一起。遍布农村地区的新兴市镇成长起来，加速了由新兴的中间商阶层掌控的农业商业化体系的形成。同时，通过科举制度，精英家族的地位和生活与国运紧密相连，他们最终随着唐朝的崩溃而消亡。然而，科举制度在之后的朝代被保存下来并有重大发展。

唐朝后期与以前王朝不同的第二个要素是新文化地理格局的出现。在汉朝结束和589年隋朝兴起之间的几百年里，几个政权已经大规模地开发了长江流域平原以及更南的地区。沼泽低地被排干后，这一新开发的降水充沛的区域，开始获得比已成为古代中国心脏地带的北方黄河流域更大的农业生产能力。长江也更适于大宗货物的漕运，这有利于跨地区贸易的发展，因此促进了地域间的分工。开挖大运河是短命的隋朝最大的成就，通过大运河可以把以大米为主的粮食从遥远的南方运往位于西北的都城长安。虽然唐后期的南方人口仍旧略少于北方，但“安史之乱”后政府丧失了对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导致长江流域成为帝国的经济中心与主要财源。出于战略原因而设在北方的首都控制着在人口、文化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南方，这在中华帝国晚期成为常态。

向中华帝国晚期体制转变的第三个要素是唐朝商人重构了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在北方和西方，唐代中国继续和游牧部族联盟在政治上打交道，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断断续续进行的跨境贸易取得进展，当时这些贸易路线没有因吐蕃的崛起而被打断。但真正推动晚唐海外贸易的是南方大量的天然港口。如同之前几百年，大部分贸易活动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开展的，但是与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地区之间的大量新兴海上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海上大宗商品贸易把中国和一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相连接，尽管后来明朝停止了由国家资助的远航活动，这一贸易模式仍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得以延续。新的商业机遇引来很多胡商定居中国大城市，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人向东南亚和更远地区的移民活动。

城市里增长的贸易活动和商业化促成唐代第四个转变，即重要的文学新流派的出现。王朝前半期文学创作的顶点是以王维、李白和杜甫的作品为代表的诗歌的黄金时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从偏好浮夸、矫揉诗风的宫廷转移到都城和其他大城市，这使得初唐诗人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而且也可以采取更严肃的道德立场。诗歌的地理范围在晚唐时继续扩大，长安等地的妓院和娱乐区中出现了描写城市生活的喜悦和悲伤的新流派。

在同一时期，一些作者把散文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由儒家学者兼哲学家韩愈以及和他有关的作者创作的。他们大多从都城被贬至地方，并在那里度过了很长时间。在唐朝最后一个世纪里，作家们开始创作虚构的传奇故事，以此来探索唐代的男女关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成了文人们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的自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