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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持续时间长，改革历程复杂，到现在还没画上句号。围绕国企改革的讨论，尤其需要以可观察的经验为基础。无论科学还是政治，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应该就是现实的情况、问题与可能的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以下简称《实录》，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14年4月出版）以第一线实战者亲历的经验为基础，对国企改革的历程做了清晰梳理，总结已有改革经验，讨论国企改革留待解决的问题。当然，本书主要从政府机关角度切入，围绕改革政策制定与出台背景，记录了作者对国企改革逻辑的理解。如果配合改革实例和底层改革故事一起来读本书，相信收获会更大。
在理论上，国企改革差不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社会主义体制初建时的构想，是凭借布尔什维克掌控国家机器，打造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以至所有人都受国家雇用，实行计划经济。过去市场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计划理论则强调把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同一个议题。《实录》讲述了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国企改革。但更广泛地看，金融和其他国有体系，以及地方（政府）公司等，也都是超级国家公司分权改革的产物。当然，由于苏联和中国都不发达，所以，“超级国家公司”在实践中不可能纯粹，苏联有集体农庄，中国更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搞不成清一色国有制，还长期存在农民集体经济。不过，农村非国有经济也服从国家指令计划，也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通过价格低廉的农产品支持国有企业的低工资、低物价、高积累。《实录》介绍，中国酝酿改革时，在1978年的经济务虚会上提出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经济低效率。当时中国领导人走出去看世界，发现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就是以前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不少在战后也发达了起来。这使那一代领导人产生了紧迫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加快现代化，也因此提出放权改革的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四川经验为基础，将加强国有企业自主权写进了《决议》。那就是国企改革的先声。三中全会对农村部署休养生息，决定用外汇进口粮食来缓解农民的贫困。但实践结果，安徽、贵州、四川、内蒙古等地农村通过包产到户成为改革的领跑者，其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农村围城市”的改革态势。在竞争环境里，国企不改就稳不住了。
更大压力来自开放。早年特区自广东、福建等“边陲”开始，把中国台湾企业、香港企业、日资韩资企业“放”了进来。加上本土的乡镇企业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给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营企业，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再也不是国企一统天下。市场竞争的逻辑很简单：谁的产品质优价廉，消费者就买谁的账。过去基本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怎么说国企优越都行。等到有对手上场，光靠嘴巴说说是赢不了的。更何况，竞争会从产品市场传导到要素市场，于是，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新准则登堂入室，一系列市场定价问题提上日程。其实，所谓资源定价问题，讲到底是产权界定问题，因为谁有权叫价、谁有权还价、谁必须承受价格决定带来的经营压力，归根到底都是财产权界定的问题。正是在市场竞争环境里，传统国企的控制权、经营权，乃至法定所有权的变革，相继提上改革的日程。
这样形成国企改革路径，与苏联有很大不同。中国经验是先放出一个市场，将国企推入，然后由市场竞争的逻辑推着国企改革向前走。起先人们接受企业经营自主权，后来发现，是产品定价权和要素定价权，最后才深入到企业产权的界定。一拍接一拍，随着市场竞争深化，人们关于国企改革的认知也不断深化。
1997年末，中国越过加入世贸（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关口。再有五年准备期，中国就全面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恰恰在这个时段，国企大面积亏损。挑战很严峻：在有限开放环境里国企尚缺乏竞争能力，一旦入世全面开放市场，国企怎么生存？中国被逼推进国企改革，拉开了背水一战的帷幕。
这也是这本《实录》最为精彩之处。须知当年国企职工人数最高峰值为1亿多人。本来国企大面积亏损，从成因分析与工人的关系不大，因为从体制到管理都不是工人们在做决策。但是，到了大批国企包袱过重、积习难改之际，财政兜不起、银行帮不了、股市容不下，一大批国企非破产、重组不可，涉及“下岗”的工人就达几千万之众。不少老牌国企，很多工人一家几口都在一个厂子工作，企业亏损、欠薪、下岗，波及千家万户的生计。中国能从那个局面走出来，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层面的麻烦，还连带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架构层面的挑战。作为这场艰难而重大改革的亲历者，本书作者实录当时的形势、面临的选择、采用的方略与方法、遭遇的种种难题和破解之道，今天读来还令人觉得惊心动魄。
大的招数就是本书讲到的，依据不同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同状态，从实际约束出发寻求不同的突围之道。邵宁的表达很传神：绝不能因为都叫国企就按一个套路来处理，而是把国企这张“大纸”，一片一片撕开来谋求实际问题的解决。就是说，要像庖丁解牛一般，把数目惊人的国企分拆开来，各自求解。事后按大类分，第一板块就是数目最多的中小国企，机制旧、包袱重、竞争力弱，甚至严重资不抵债。客观上，要这类企业全部扭亏增盈，重新以国企的身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一席之地，根本没有可能。办法就是最早山东诸城蹚出来的那条路：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实现国企转制，把一批扭亏无门的国企重新“放”回市场，允许国企破产或改成非国有企业，了清历史债务，在市场环境里重新出发。若问这片纸究竟有多大？《实录》记下了，大数是100万家企业、好几千万员工。用当时的语言，这是“放小”。
第二板块，是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国企，但基本上在竞争性市场环境里运作，经营绩效不好，可是用“放小”的办法也不合适，因为资产规模很大，如以较高价格出手，社会上能接手的企业不多。“贱价出让”呢？又犯“国资流失”之天条，反正不是用诸城之法说转制就转得了的。对这类国企，后来基本是在股份制框架里，允许非国有资本以增量进入，逐步改变全盘国资的结构。这个板块又有多大？据《实录》披露，大数是5000家大国企，涉及数以千万计的职工。
以上两大板块改成之后，国企扭亏增盈的压力基本就减下来了。当然，并不是完全在国企架构下实现扭亏增盈，而是把相当一批国企转制成非国企，或者改成非纯粹国企，才消除了国企大面积亏损。剩下第三板块，即经由合并重组、在国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释放小部分股权的大型国企。对这个类别，在国资委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资产，改善企业治理，并主动与世界500强大公司对标，改出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世界级大企业。
上一波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扭亏增盈。这也带来一种认识，即认为但凡国企实现了盈利，余下的就是做大做强，再也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到了国企普遍盈利，特别是央企的年利润高达数万亿人民币、不少名列世界500强时，说国企还要深化改革，听起来似乎就不那么入耳了。
我的看法，对央企的赢利还可以做点深入分析。第一，企业账面利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范畴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业所占用资源的租金。譬如资源型企业占用大量可开采资源，以及国家通信公司占用通信基础设施等。这些稀缺程度极高的资源，给谁占用，都会产出收益。如果开放竞争，非国有企业或非央企公司，谁不愿意出一个价来争相占用这些资源？这里所说“出一个价”，是资源租金而不是利润，应该从央企账面利润里扣除，因为它并不代表央企经营决策和管理努力所带来的真正贡献。
第二，在市场经济里，利润具有资源配置导向的功能，因为不论利润如何产生，总意味着“需要向产生利润的方向投入更多的资源”。换言之，利润导向与市场准入注定在一起发挥作用，才不断把企业创新之果“外溢”到整个产业、市场和国民经济。但是，在我国现实条件下，部分央企获得高额“利润”，但所在市场又不开放准入，其他企业眼见这里存在超额利润，也不能进场来竞争一番。这种“关门赚得的利润”，对整体经济并不具有正面意义，因为这类“关门赚得的利润”，其实构成了一切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现在大家看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消失得很快。其中一个原因，是大批中国企业的成本中含着“硬硬的难以消化的部分”。当下不少央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资费水平偏高，甚至需要政府领导人出来喊话降低资费，恰恰表明市场不准入条件下的关门利润对国民经济不是福音，而是一种成本负担。
第三，央企的巨额账面利润，大部分留存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并没有全额上缴国家财政，更没有回馈其产权主人即全国人民。至于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润或资产划给社保，本质上是对历史欠账的一种补偿，因为我国社保缺口主要来自过去低工资时代国企工人没有，也不可能预扣下的足额养老金。但是，国有资产并不仅仅来自国企工人的贡献，全国人民包括农民也对国资形成做出了贡献，因为多少年低价缴纳的粮食税，也是国资形成的一个来源。倘若问到农民从央企巨额账面利润中得到过什么实际收益，恐怕基本上就是没有。这样的分配格局，不改难以交代。
第四，最近周永康案、中石油窝案、令计划案，以及中央巡视组对一批央企巡视的结果，暴露出拥有天量利润、资产和无数“实际好处”的央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只关在牛栏里的大肥猫。在道义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当然是国企，从而属于全国人民，但从实际控制权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是当下超大型国企的一个普遍的致命伤。
综上，盈利的国企固然是过去改革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再也不需要深化改革。从紧迫性来看，现在也不亚于90年代上一波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环境，因为从机会成本的视角分析，当下盈利国企如不深化改革，代价将不仅仅是某一个经济部门的，也是国民经济全局的；不但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
至于怎么深化国企改革，今天阅读这本《实录》对当下还是有很大启发。邵宁讲的基本思路，即在改革实践中分类求解，我以为还是管用。如果有机会，我们希望再听听邵宁对当下的国企如何继续分类推进的思考。
邵宁： 由于职责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作为学者，更多地从合理化的角度分析问题，国有企业应该怎么改革；而从部门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会考虑改革的路径是否可行，有没有风险。所以，如果从学者角度来讲，可能会简单地认为私有化没有问题；但是从部门角度来讲，国有企业改革没那么简单，必须具有可操作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有那么多已成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国有企业，但国有控股不是想退出就能退出的。实际上，我们对国有大企业的改革，与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改革方式基本一致——通过公众公司化改革，逐渐卸下国有包袱，把国有大企业变成上市公司。唯一的差别在于，英美政府在国有企业上市以后，把国有股份卖掉了，而中国没有卖。但不是不能卖，从长远来看还是可以卖的。
刚才其仁讲到了分类改革，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分类改革。简单而言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改革。比如，现在有些国有企业（中石化、中石油、电信、电网）自己没有定价权，完全由政府掌管，由发改委指导价格，在政府特许的范围内、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向社会提供服务。对这样的企业，需要把它们改造成市场经济中受到专门法律约束、专门社会监管的特殊企业。二是针对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可采取公司制改革，发展公众公司，逐渐消化掉国有包袱，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实行国有股减持。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前景还是非常清楚的。
周其仁： 邵主任的总结很精彩，国有企业改革就如一张大纸，要一条一条地撕，过去30年国有企业改革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径。刚才任总（任志强）的观点是不是，别那么麻烦了，直接一把火烧掉算啦？我的观点在他们两位中间。市场经济到底与哪种产权制度相容，有一段时间大家形成一些共识，但过一段时间又产生了分歧。鲁迅讲过，说屋子太暗，需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答应。但倘若有人主张拆掉屋顶，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开窗。这么看，在有的情况下，激烈改革的主张，也有助于推进平和的改革。改革是由多种力量从不同角度共同推动的。
当然，鲜明的观点容易招来鲜明的反对。当年农村改革的时候，究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吵得一天世界。但老是激烈地吵，谁也不知道怎么拍板好。还是转到一些比较具体的现实问题，争论的激烈程度就降低了。所以，把问题转到“怎么办”上来，把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要解决的问题上来，更利于改革的实质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