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关心,如何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能够按照《决定》扎实推进改革。我想大家都知道,推进改革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为什么推进改革很难?首先当然是因为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要改变已有的利益格局。改革又不同于革命,触犯了既得利益,多少总要给予补偿。很多时候,因为补偿的本金不够,就启动不了改革。拖来拖去,拖到实在不行的时候贸然改,一不小心改革就容易引发社会冲突。这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圈。现在讲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可见要触动的既得利益不小。虽然今天中国的国力比30年前强大很多,但触犯既得利益要补偿的价码也水涨船高。全部要补偿?怕是谁也补不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改革?怎样才能有效推进改革?我想从过去经验看,可能有一个办法、一条途径值得注意,那就是改革除了坚决触犯非触犯不可的既得利益,还要尽可能让更多人在改革中受益,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与改革方向一致的受益群体。
让我们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验。当时改人民公社,也触动既得利益。大锅饭体制下,敲钟上工发号施令的,掌权分粮分草的,可以决定别人家的命运,权力也不小。包产到户后,这些权力废掉了,既得利益当然也受到触犯。当时也没条件给补偿,生产队穷,国家也穷,补不起。那怎么推进改革的?就是在局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迅速形成全国包产到户之势,成片成片推进,很快家家户户多打粮食、多卖钱,解决了多少年来种地人自己也吃不饱的老大难问题。绝大多数农户从改革中得益,成了新的既得利益——包产到户的既得利益群体。一旦人数众多过了临界点,改革就不可阻挡。以往的农村基层干部,有能力的很快转过去搞工商副业、办乡镇企业,比敲钟管农民强多了,于是也转变为新的既得利益者。少数啥也搞不来的,怨别人没用,只好怨自己。
其他方面改革也如此。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1985年前是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就是多数人迅速在改革中得益。农村一改,几亿农民得益。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合法化,上亿人口得益。恢复高考呢?每年几百万年轻人有了奔头,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加起来也不是小数目。开放留学,又是每年多少万知识精英欢欣鼓舞。“四化”干部政策,让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官员脱颖而出。每开放一个市场,总有一批先行者尝到甜头。经验证明,在改革中受益人口越多,改革之势就越无法逆转。对改革不满意的总有,无奈寡不敌众,慢慢转弯就是了。
扪心自问,对邓小平的决策是不是一直都跟得上、都拥护?也没有,因为做不到。但对改革开放,我在整体上总是拥护。为什么?因为自己是78级大学生啊。当年如果不是邓小平果断决定恢复高考,此生哪里有机会上大学!没法子,我也是改革既得利益者。
国企改革很难,但只要认真改了的,也一定改出一些新利益。参与了市场竞争,总有能赚到钱的国企,总有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企业家。联想、海尔、格力、TCL都是国企改制的成果,否则,这批好公司都不会存在。资本市场是1990年开的,邓小平当时表态,说可以办,不行再关。但实践结果,开了就关不上了。为什么,“杨百万”们不干哪,多少新的利益群体在市场里受益,或满怀希望受益,谁还关得了?
当然,改革的既得利益也可能转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那就再改。再改也要注意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一波一波向前推。否则徒抱一步到位之理想,却不能实质推进改革。这些经验无非说明,不管观念上、理论上确立的改革目标多么正确,离开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就难以迈开步子。80年代早期改革的成功之处,就是在改革进程中较快形成了新的受益群体,人数要足够多。相信这个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也管用。
今天《财经》高朋满座,大家都关心新的改革决定能不能得到落实。我们究竟做些什么,才能有助于改革的实质推进?想到几点,供各位参考:
第一,今天的改革跟30年前不同,面临很多现存法律。有法要依法,但一些法律条款与全面深化改革相抵触,如何处理?不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是决定,很难贯彻。譬如土地体制,有法律文本,限定农民集体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农民房屋呢,规定不得抵押。这都是现存法律明文写上了的。为此,呼吁立法机关,包括社会相关各界人士,根据全会《决定》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梳理,把严重冲突的条款列出来,通过修法改法程序给予修订,有的则要建议废止。否则,以违法来推改革,那个路子走不通。只通过改革决定,既不修法也不改法,决定归决定,法规归法规,说上几年还是改不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这次《决定》明确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体系,重点是要素市场,这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发展中一个关键门槛。在这个方向上,要注意聚焦于某些区位密集推进改革,增加改革元素的集结,增加改革措施的密度。散开来搞改革无效,因为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不同,不需要每乡、每镇、每县都开市场。要素市场比较集中,金融市场更集中,价格发现一定在中心市场。这对中国很重要,人才不够、律师不够、合格监管者更不够。高端要素市场散开来建,哪里都搞不像样。所以集聚、集中为上,在中心大都会把要素市场建设好。
第三,落实《决定》,除了抽象的原则和准则,更要注意“图像”,也就是活生生的真实故事和真实场景。从传播效果看,抽象文字总敌不过图像。比如对民营经济,现在已提到了历史最高位。这很重要,因为是中央决定。但能不能落实,来回讲条条不如抓故事。当年邓小平肯定民营经济时,就是抓住一个“傻子瓜子”,连讲几年不准动,结果天下都知道那是当真的。现在落实改革,尤其需要“图像”,希望《财经》再报道一批好的改革故事,让人们不但读得懂条文,还相信条文当真,不是说说而已。像大学、事业单位和医院去行政化,光讲没有用,总要几个带头的把步子迈出去,形成改革风潮。否则讲几年也不动,将来再讲就没人信。
第四,通常人们认为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部门利益,这是对的。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条条还是块块,政府部门内也有主张改革的力量。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氛围、一种舆论,有助于激发政府部门的改革动力,降低那里的改革阻力。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是在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后,要有一个切实问责的机制,问推动改革之责。前些年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现象,似乎改革都是下面地方的事。有的高官习惯挑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们自己似乎就没有落实改革决定的责任。80年代有不少设在地方的改革试验区,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一起搞。无论深圳特区,还是后来的上海开放,从来就不只是地方责任。深水区改革,光地方是干不起来的,非上下互动,合力推进才搞得成。这经验是说,要加大中央有关部门推进改革的责任。形成如此舆论和氛围,部门内主张改革的力量就好抬头,改革干将就容易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