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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一直在寻找着自己与神仙的缘分，而与秦始皇有着深仇大恨的战国时代的贵族们，则一方面积极寻找着刺杀秦王的机会（如韩国的贵族后代张良雇死士谋刺秦始皇）；另一方面，也利用迷信活动瓦解秦始皇的信心。秦始皇三十六年，有陨石落于东郡，有人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不久，又有人拦遮咸阳使者，曰：“今年祖龙死。”这些举动使极其迷信的秦始皇内心充满了末世之感。更有奴隶出身的陈胜、吴广也懂得在鱼腹中藏一块“陈胜王”的帛条，来发动起义。
《秦始皇本纪》中说：“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族并起而亡秦族矣”，刘邦、项羽的崛起使秦王朝别无选择地走向了灭亡。而张良、韩信之流则用兵家易帮助汉高祖刘邦轻易地战胜了强大的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2年，不爱读书，往儒者帽子里尿尿的刘邦就这样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
该怎么治理国家呢？刘邦基本上照抄秦始皇。不过秦国的苛法不得人心，应该废除，替代以较宽松的法律；在以军功受爵上，刘邦不再只以军功为准，借鉴中古的分封制，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并且刘邦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天下定，论封赏，刘邦谓“为天下，安用腐儒”？汉初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阶层，大部分出身于社会下层，皆“鼓刀屠狗贩缯之属，少文而多质，甚至鄙陋粗俗”，然而社会却得到了较好治理，这是怎么回事呢？
虞书日永日短之图
其根源便是汉初以黄老之学治天下。黄老之学在西汉初期发挥了重大的社会作用。因为当时百姓刚经过秦朝苛政之苦及秦汉之间的战乱之灾，所以汉初政治务在安民休息，而主张“清静自定”的黄老思想正是适应这一历史条件的学术思想。于是形成了汉初质朴务实、不喜高华、不慕弘远、轻贱孔孟之道的政治风尚。宣扬孔孟之道的儒家弟子仕途不通，则转为王者或权势之家的宾客，回到先秦“游士”的寄身方式中。
经过战国中后期诸子对黄帝、神农的宣扬，汉代炎黄观念趋向成熟，并与政治紧密结合，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了以黄帝为宗的道统与帝统观念。汉代黄帝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以黄老宗师的面目出现，又多与符和图谶（chèn）联系在一起。这两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推动了汉代诸子炎黄观念的发展，并为民众认同，从而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因素。刘邦亲自为炎帝与黄帝立碑，并且为与黄帝争战的蚩尤也立了碑，这样一来中国各民族便都是兄弟了。不过中国人都是三皇五帝的后代的确也是史实，否则便不会被各民族所承认而达到统一的目的。
闰月定时成岁之图
古代律历记载，太阳绕地球一周天（实为地球绕太阳一周）为地球上十二月，但不是整数，所以用闰月定四时，三岁一闰，五岁再闰。这张图反映了古人对这种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
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政。吕家势力被扑灭后，文帝刘恒被拥戴登基，汉朝帝业，才算真正稳定。文帝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39年，从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由于文帝与景帝采用黄老之学治国，使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政治稳定使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人民真正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盛世（文景之治），因而被以后的历史家所称羡。
击鼓说唱陶俑
汉代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源于《易经》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使西汉社会从战乱的创伤中走了出来，出现了普遍的繁荣景象。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这件陶俑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挟鼓，右手举槌，做击鼓说唱表演，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
在崇尚黄老的学术氛围中，道家《易》得以彰显和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所记载：“楚人司马季主，通《易经》，述黄帝、老子，博闻远见。”在与宣扬孔孟之道的宋忠、贾谊辩论易道之广大时，使宋、贾二人“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
淮南王刘安曾聘请精通易学的九位高人，著《淮南道训》二篇。刘向《别录》载：“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署曰《淮南九师书》”（《初学记》廿一）。遗憾的是，此书早已亡佚，已无法了解具体内容。不过从刘向《叙录》中看，应当是阐述道家易学观的。另外《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也应当属于道家易或阴阳易。不过汉朝阴阳家易学与道家易学已无明显区别，他们本身都属于隐士易的范畴。
汉景帝刘启的母亲便是窦太后。她极其推崇黄老之学，喜读《老子》。一次询问儒家弟子辕固对《老子》的评价，辕固不屑一顾地说：“这本书上全是小家子的浅薄见识。”结果给窦太后惹火了，她让辕固去猪圈里去杀猪，如果不是景帝给他一把匕首，文弱的辕固恐怕有性命之忧。也许正因为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喜爱，儒家弟子为了争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开始学习黄老之学。如陆贾、贾谊、韩婴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也开始大谈黄老之学。
汉武帝继位后，政权仍然掌握在窦太后的手中，窦氏家族权势很大。此时一些儒家希望汉武帝能够重用儒家弟子，纷纷向汉武帝提出黄老之学的弊端。儒生赵络、王臧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窦太后得知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不得不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由此可见当时儒道两家的权势之争是很激烈的。而想大有作为的汉武帝虽然想“有为而治”，但由于有窦太后也没办法。
马王堆帛书（局部）
汉代 帛书 湖南省博物馆藏
汉代盛行黄老之学，易学也打上了明显的黄老标记。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和乙本等，是研究西汉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滇王之印
西汉 金印 蛇钮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汉武帝在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从此《周易》与《尚书》《诗经》《礼经》《春秋》开始合称为“五经”。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该印。印用纯金铸成，蛇首昂起，蛇身盘血，背有鳞纹。
景帝时期，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在歌舞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这正是汉武帝最为关心的问题。
当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令各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这时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独占鳌头而受到汉武帝的赏识。董仲舒出生于公元前179年，正是文帝刚执政的时候。他经历了文景之治的繁荣盛世，可是他无心于繁华享乐，一直潜心研究学问。《史记》《汉书》中说他专心学业，“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王充《论衡·儒增》亦载：“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桓谭《新论·本造》甚至说：“董仲舒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西汉当时六畜兴旺，马牛繁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们乘马也非常讲究，乘母马者被人轻视。可董仲舒对此并不留意，“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他沉迷于书海中，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他不单钻研儒家经典，还精读其他诸子百家，并从中寻求治国之道。
错金云纹博山炉
汉代制作 高26厘米 腹径15.5厘米 河北省博物馆藏
董仲舒精研《易经》，他的《易经》学说增加了天人感应、五行通天等学说，发展与丰富了周易。他研究学问时，对世间的富贵不屑一顾。该炉出土于河北满城汉墓，属于短柄炉，造型奇特，制作精巧。
董仲舒像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同时也是汉代易学大成就者，他把《易经》的能量充分地释放出来，使儒家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巩固。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以为“君权神授”，“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等表示愿望或谴责。又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以论证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并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武帝所采纳，于是形成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格局，为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沿袭。
事实上，董仲舒的学说，已非曾经的孔孟之道。它是汉代以前各种学说的集大成者。正因为如此，后来有人将儒家分为原儒阶段和新儒新阶，又有玄儒、理儒和心儒之分。不过这种说法不见得科学。因为董仲舒之后孔孟之道便消亡了。儒家不过成为一个空白的旗子，成为奔波仕途者争权夺利的一面旗子。后来，当孔子的“四书”、“五经”成为金科玉律时，孔孟之道便成了“吃人”的哲学。正是孔孟的泥于先古的哲学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过孔子的“四书”、“五经”也不能烧了，还得读，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与哲学的一部分。
董仲舒也被称为儒家，这实在是政治的需要。因为汉武帝为了统一政权，必然要废除老黄之说，只有这样，才能将一帮执老黄之说的重臣拉下马，从而换上属于自己的新的一批领导班子。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政治需要，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的理论与建议，但一直也没重用董仲舒。因为汉武帝自己内心还是很相信道家思想的。并且汉武帝在稳定了政权后，也起用过黄老之学的大臣。如精通黄老之学的汲黯被汉武帝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在朝堂上公开用黄老批评尊儒的汉武帝、张汤、公孙弘等，不仅未受打击，反仍受重用。另外，武帝晚年还酷爱仙道，一心想成神。他这时用人的标准是懂仙道，看谁的仙道懂得越多，给谁的官就越大。结果朝廷上下，巫蛊（gǔ）横行，他为此不仅牺牲了太子，还牺牲了皇后卫子夫。后来，他的仙道梦都成了历史笑柄。由此可见汉武帝不但没有“独尊儒术”，自己还陷入方士的迷信中不能自拔。
东方朔像
东方朔精通《易经》，据说他曾用占卦的方式猜出汉武帝盆下的蜥蜴，受到了大量的赏赐。
东方朔偷桃图
吴伟 明代 立轴 绢本水墨淡设色 （美）马萨诸塞州美术馆藏
汉武帝酷爱神仙之术，结果屡屡被骗，多亏精通易学的智圣东方朔的诙谐调笑，适时直言切谏，汉武帝才没有陷得太深。民间传说中东方朔是西汉名士，太白金星下凡，后世常以他偷仙桃的传说来象征长寿。
从汉武帝后，仕途以儒家为主，但其他诸子百家并没有遭到禁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朝的易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至今汉易在易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史记·儒林传》中记载，汉初孔氏《易》的传人为田何，田何传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但田氏易学在汉初的文、景之世影响并不大。尽管汉武帝将孔子所传的《易经》列为儒家的“五经”之首，但是儒家却往往更愿意学习道家易。于是道家所传的隐士易主宰了汉世的易坛。其代表为孟喜、焦赣（gàn）和京房。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焦赣“独得隐士之说”；京房受易于梁人焦赣，而焦赣曾经与孟喜学习过易学，可见这三家象数易皆非孔子所传之《易》。
六十律相生图
六十律配六十卦，自黄钟左行至于制时为上生，自林钟至于迟时为下生。
孟喜、焦赣和京房的易学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象数《易》，不单是汉《易》的代表，而且是中国易学领域中的佼佼者。孟氏易以四正卦配二十四节气，十二月卦配一年内阴阳二气的消息盈虚，六十卦配七十二候的卦气图式。孟氏的易学以卦气说为核心，极大地影响了汉代易学的发展。焦氏易精于卦象，并且将十二律吕细分为六十律，其与京房易又相差不远。现在有《焦氏易林》传世，将每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共四千零九十六卦，并成了四千零九十六首诗歌形式的卦辞。这本书据考证并非焦氏所著，因为《焦氏易林》与京房易相去甚远。并且《焦氏易林》采用的是伏羲先天八卦次序，有乾南坤北之说，其一卦变卦法，凡一卦变六十三卦者计之如下：一个六爻卦：凡一爻变者可得六卦；凡两爻变者可得十五卦；凡三爻变者可得二十卦；凡四爻变者可得十五卦；凡五爻变者可得六卦；凡六爻变者可得一卦；凡六爻不变者可得一卦。这就是任何一个六爻卦皆可变出六十三卦，加本卦即不变卦共有六十四卦。京氏易则以八宫变卦为次序，分别给八个宫各配七个卦。《焦氏易林》的存在，是说明中国之《易》并非孔子单传的又一例证。京氏易学是象数易的集大成者，其内容应与“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的焦氏易略同。《汉书·京房传》中记载焦赣曾言：“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结果京氏果然才四十一岁便被政敌害死。所谓“察渊鱼者不祥”，历史上有很多象数大师，每占必验，然而却不能自保，这完全是由于太固执的缘故。
西汉后期，“谶纬”之学盛行起来，形成了汉朝特有的易学文化。“纬”是对“经”的佐翼，六经皆有纬，《易经》之纬为《易纬》，成书于西汉，为《易经》疏注的名著，经传之羽翼，对《周易》影响很大，可惜已佚。《易纬·乾凿度》《易纬·乾坤凿度》《河图纬》《易纬·坤灵图》等“纬书”最为有名，也属于象数易学。“谶”是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因其以图或诗歌的形式预言未来事象，所以也称图谶、谶书。据《后汉书》的记载，西汉平帝时的名儒苏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新莽和东汉前期，谶纬之学极盛，以致被视为“内学”，而“五经”却反倒落至“外学”之窘境。光武诏定“图谶”，颁行天下；曹褒“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修“汉仪”。直到东汉后期的马融、郑玄诸大儒亦都博通谶纬。神学化的经学便成为两汉官学风气。这虽然是象数易的负面影响，但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象数易的重视。
二儒生
明代 绣像画
就理论渊源而言，董仲舒的儒学，已融会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如《易经》阴阳学、黄老刑名学、墨家思想、荀孟思想等学派。所以后世的儒家弟子大多附带精通测字、卜卦等易学小术。
南湖书院
清代 木与砖石结构 书院 安徽黟县
汉代讲经的风气极盛，《易经》成为了当时的显学。南湖书院位于安徽省黟县的南湖北畔。在明末，宏村人在南湖北畔修建了6所私塾，称为“依湖六院”。
正是受神学及象数易的影响，东汉末的魏伯阳通过对易学的研究，写出了被称作“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成为道家、道教的三大经典之一。而道教的内、外丹的修炼，则发展了中国的养生学与化学。
易学在汉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使易学渗透到了各个学说、各个领域。汉《易》于是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大类别，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