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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秦的诸子百家

先秦诸子百家的出现,与周朝的衰落有很大关系。

周朝自武王伐纣之后,经周公辅政,国势日强。但传到了夷王姬燮(xiè),由于他懦弱无能,被孝王夺取了王位。孝王因病去世后,诸侯又依据父权子继的定例,扶立他为帝。于是夷王便对诸侯十分感激,朝见诸侯时步下堂来和诸侯相见,使天子的威严大为下降。他在位期间,迁居太原一带的犬戎不断地反叛,几次派兵征讨,都未能根除。夷王在位三十一年后,因病去世,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姬胡。这位姬胡便是昏庸无道的周厉王。

周厉王利用周王朝制定的3000多条刑法对人民采取了残酷的压榨,并且派巫官去监视人们的言行,凡是说了对周厉王不满的言论的人,一概格杀勿论。巫官滥用职权,枉杀了不少无辜,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不敢讲话。这就是历史上“卫巫监谤”的典故出处。当时召公虎曾提醒并劝告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三年后,即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义愤的平民们将周厉王赶跑了。厉王逃到彘(zhì,今山西霍县)。国人暴动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它动摇了西周奴隶制统治的基础,标志着西周由鼎盛时期开始走向衰落。周厉王逃亡之后,大家推举德高望重的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

古今易学传图

以孔子为《易经》的源头,易学耳传心受,其传承脉络斑斑可考。由此图可见,易学源清流浊,愈到后来,枝节愈繁茂,蔚为大观,实为人类历史上学问传承的一大盛事。

共和行政的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行政后,西周统治出现过昙花一现的“宣王中兴”。周宣王死了以后,儿子姬宫涅即位,就是周幽王。周幽王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光知道吃喝玩乐,打发人到处找美女。有个大臣名褒珦(xiàng)劝谏幽王,周幽王不但不听,反而把褒珦关进了监狱。

烽火戏诸侯

周幽王为群佞困蒙,这种境状在卦象上显示了出来。

褒珦的亲人为了把褒珦救出来,便投幽王所好,在乡下物色了一个极其漂亮的姑娘并把她买了下来,然后教会她唱歌跳舞等技艺,再对她进行一番精心打扮,献给幽王,以替褒珦赎罪。这个姑娘算是褒家人,所以叫褒姒。

周幽王为了褒姒,日日裂锦,千金一笑,烽火戏诸侯,后来干脆把申后和太子宜臼废了,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并且为了防止宜臼与伯服争夺王位,追杀宜臼。这种行为引起宜臼外祖父申侯的极度不满,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西北犬戎攻击幽王。士兵攻破镐京,把周幽王、虢石父和褒姒生的伯服杀了。那个不常开笑脸的褒姒,也给抢走了。

等各路诸侯知道犬戎真的打进了镐京,这才联合起来,带着大队人马来救。可是犬戎的首领早已带着士兵把周朝宝贝财物一抢而空,放了一把火之后撤走了。

周幽王的荒淫无道,终于给西周画了一个句号。

诸侯们将太子姬宜臼立为天子(即周平王),然后便回各自的封地去了。可是诸侯一走,犬戎又打了过来,周朝西边的许多土地也被犬戎占去了。平王恐怕镐京保不住,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因为镐京在西边,洛邑在东边,所以历史上把周朝在镐京做国都的时期称为西周;迁都洛邑以后称为东周。

备受重视的礼乐

蔡侯申甬钟 春秋 乐器 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出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乐之邦。到了春秋时代,庄严优雅的音乐和文雅的礼节更是一个有高度修养成的君子所不可缺乏的。他们参与的大型的典礼上,都会有甬钟、编钟、磐等乐器的出现。有学者考证中国的音乐和周易同源,并且易理对音乐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自从夷王开始,周室逐渐走向衰落。到了东周的平王,更加衰微,使周文王与周公打下的疆域成为五侯争霸、七国争雄的竞技场。正是这种大背景下,当时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即“士”这个阶层由贵族中的最底层转为平民中的最高阶层。

在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中,士代表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处于贵族中的最低阶层。他们不是一般的文弱书生,都受过系统的教育,通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打仗的时候,可以作下级军官;和平的时候可以作卿大夫高级贵族政治上的助手。他们的职守是世袭的。在贵族等级制度中,他们有固定的地位、固定的生活和固定的工作。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阶层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随着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的崩坏,士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只得自谋生活。在当时各路诸侯互相兼并夺权的斗争中,还有许多原来高于士的贵族,甚至是原来的国君,也失去他们原来的地位,流亡到各地。这些大小贵族,过去凭世袭的身份,衣食无忧,过着剥削阶级的生活。而现在,他们只能靠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自谋生路了。他们在各地游来游去,寻找可以依附的主子,因此也被称为“游士”,而一些以武功或力大称著的游士,则称为“游侠”。其中长于礼、乐、卜、巫、祝、占,熟悉古代典籍的人,可以成为私学的老师,或在别人家有红白喜事的时候,给人家指点怎样行礼来谋求生活出路。“游侠”们则以充当贵族的武士为生。

马上的武士

唐代 彩绘贴金骑马陶俑 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现在的中国还有武士存在吗?这个问题的确很难让人回答。不过,在春秋时代的中国,中国武士的精神可是举世敬仰的,并且这些武士都精通一门学问——武易,一门和《易经》结合的关于武术的学问。

春秋战国时的“士”

奴隶制末期的士,主要是一些专搞意识形态的人。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国君与政治上的当权者都要“养士”,以作为他们制造舆论的工具,例如齐国的王在齐国都城近郊“稷下”聚集“文学游说之士”,称为“学士”,有“千数百人”。其中地位高的有七十多个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齐世家》)。其他大贵族,如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等,都“养士”数千人。他们“养士”所用的生活资料,都是从加重劳动人民的剥削而来。如《战国策》记载,孟尝君派他所“养”的“士”到乡下去收高利贷的利息。可见,大部分士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靠当时有权的人供给。因此,在这时候,士虽亦号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但基本上还是剥削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

从前,这些世袭职守的知识分子,有可能并没有过多地学习各种知识,就像一般富家子弟一样读书不认真。可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只有通过知识才能很好地生存,才能摆脱成为奴隶的命运。并且,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他们甚至可以重新成王成侯。于是知识在这个时代便显得极其重要。所以一些士在离开东周或其他诸侯国时,往往将朝中的一些重要典籍偷了出来。这些拥有典籍的人一方面加紧学习治国安邦之术,及时充电,积极寻找可以依附的君王;一方面利用这些知识进行私人教学,广收门徒,扩大自己的声势。于是原来只有贵族才能掌握的知识便开始流传到民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即是记载了东周王室内乱中,王子朝等将国家图书、典籍拥为己有的史实。

古刻本的《左传》

《左传》中提到古代君王有疑问时都要占卜。不过《左传》中的占卜方式和《易经》有点不一样。

在这些典籍之中,最重要的著作当首推易学方面的文献。因为在当时“强奴欺主,群侯争霸”的血腥背景下,礼仪已失去了实用价值。而集天文、地理、兵法、谋略、占卜、哲理于一身的易学才是当时大环境所最需要的。所以在众“游士”阶层中,易学应当是一种最实用的知识,可以使掌握和拥有这种知识的人更好地生存。然而,这种实用的知识,并没有全部被“游士”所掌握,而是被另一种“士”所掌握,即当时拥有特殊地位的“隐士”阶层。

春秋战国时代,隐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比如,古代文献记载,齐桓公欲见隐士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但桓公不从,“五往而后得见”。由此可见统治者对隐士的重视。为什么统治者对隐士如此重视呢?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隐士的知识具有较高的含金量,他们的知识对成就统治者的霸业有帮助;其二,统治者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理想,急需要经天纬地之才的帮助,他们对隐士表示恭敬,可以吸引更多的能人前来投靠。

隐士之所以比游士的知识更有含金量,与其归隐之前的地位有关。一般游士原来只是贵族中的最底层,所学不过“六艺”,再加一些及时充电得到的知识,毕竟知识深度有限。隐士则不同,他们往往归隐前是上层贵族,或因没落或因厌世或因避乱,于是选择了隐居生活。他们曾经的地位使他们曾经拥有更为广阔的学习环境,可以学到更重要、更实用的知识,所以选择隐居生活的人往往是品味极高,深明治国安邦之术。而隐士最精通的学问,往往正是博大精深的易学。

卢鸿草堂十志图

王原祁 清代 册页 纸本水墨设色 纵28.2厘米 横2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隐士是中国的一个特殊阶层,并且自古至今这个传统都没有间断过。“大隐隐于市”,精通易学的南怀瑾先生称得上现当代中国的大隐士。卢鸿是唐代隐士,曾作过《草堂十志图》,描写其隐居之处的山林景物。这幅画是宋代的山水画家的临摹之作。

孔子也曾多次想向这些隐士学习有关礼及道方面的学问,只是大多数的隐士认为孔子的仁义学说是乱人性、使人走向虚伪和做作的假学问,所以对孔子很反感。如《微子第十八》中便记载了长沮、桀溺两位隐士对孔子的厌烦态度。有一位隐士则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道家多源于隐士,其代表便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比孔子年长二三十岁。老子为周朝史官世家,他曾任东周守藏室之吏,所以学问渊深,对《归藏》《易经》八卦之类稔熟,由于东周王室内乱导致老子辞职归隐。据考证老子的思想便是受了《归藏》的启发。老子之“道”便是源自于《易经》的“阴阳太极”理论。老子的弟子整理的《老子》一书成为道家第一本经典著作,对后来的道家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无为而治”的治国学说则为西汉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曾多次向老子求教礼仪方面的知识。孔子五十岁(一说为五十一岁)时,在求教老子关于道的理论后悟出了道的玄机。此时正是开始学习《周易》的期间,所以可以推测出孔子正是从老子那里得到了有关易学的知识,而“五十知天命”。

《论语·述而》中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说孔子是到了五十岁才学习《周易》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系辞》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足见孔子对易学之重视。可是孔子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家,为什么不早一些学习《易经》呢?

老子骑牛图

张路 明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老子曾是管理周王室的藏书吏,他著的《道德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据统计,《道德经》中有五十多处文字来源于《易经》。

笔者认为:其一,《周易》在古代作为沟通人神、预测吉凶的工具,与诗书礼乐完全不同,孔子只想恢复周礼,所以他年轻时没有学习《周易》;其二,当时《周易》是一种极其珍贵的书籍,孔子有可能一直没有搞到较全的资料;第三,孔子有可能曾经看过《周易》,但是没看懂,因为《周易》如果没有名师指点,确实是很难入门的。《庄子·天运》中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说:‘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

由此可见孔子学易并非五十岁,而是在三十八岁便接触易学了,只是没读懂。通过和老子的接触,孔子才有所启发而对易有了新的理解,并且发现《周易》里面也包含着天尊地卑等礼仪方面的哲理,于是便开始更加刻苦地攻读易学。据说孔子在读《易经》这本书的时候,经常翻阅,由于每一片竹简之间都有连接的绳子,时间久了,就把韦编的绳子磨断了三次,这说明《周易》对他有极强的吸引力。

老子与孔子

作为精通易学的两位大思想家,他们的人生态度彻然不同。庄子记载过孔子与老子这两位伟大思想家见面的情形。思想的迥异使得这次见面变成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孔子像

马远 宋代 孔子像 绢本淡设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孔子崇拜周公,而且经常期盼能梦到他。这虽是一件小小的轶事,但我们或许可以就此推测孔子的易学思想深受周公的启发。

孔子所说的“五十以学易”是指能够理解《周易》的含意了,而并非刚刚接触易学。其实也正因为孔子感到易学的艰深隐晦,所以他收集了当时有关解读《周易》的一些文献,并且加以系统地整理,使这些文献更适宜人们理解《周易》,于是便有了孔子编《十翼》之说。而事实上,孔子之前即有解读《周易》的各种文献,孔子不过是对其进行了整理,并且重点阐明义理,宣扬礼教思想,对于占卜等怪异之术,则不进行宣传。所以说孔子所传之易并非《周易》全部的内容。

而孔子对古代其他经典的修订,也是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儒家的六经本非儒家专有,只是经过孔子删改后,便成为儒家经典了。顾炎武说“六经皆史”。可是经孔子删订后的六经(删,即删除杂芜,选录精华;订,即订正讹误,编次顺序),无疑已成简史了。

孔子讲学

无名氏 水墨画 约15世纪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身处日趋混乱的春秋时代,他试图进行社会与伦理的改革,并开创了中国有教无类的私塾教育之风。孔子虽然精通《易经》,但是得到他的易学真传的学生并不多。据《史记》记载,孔子把全部的易学传给他的鲁国学生商瞿,商瞿这一系易学流派是中国最正统的易学流派。这幅中国古代的绘画描绘了孔子正在为学生授课。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中国上古时期遗留下的文诰有三千余篇,孔子选取其中唐虞至秦穆公时的文献数十篇,加以排列整理,这就是《书》,又称《书经》或《尚书》;《诗》也如此,据传孔子从三千多首古诗中,删重去复,去粗取精,得305篇,称“诗三百”,并配乐弦歌,重加整理;《礼》,古时礼节繁缛,不相统一,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今传礼仪远没有这样多,亦为孔子选编删取所致。《乐》是上古及中古音乐方面的文献资料,其文本今已失传,所以没法了解孔子将《乐》删订成了什么样。孔子对《易》的贡献在于“赞”。赞,即辅助、辅佐之意。《易》本卜筮之书,但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孔子整理了《周易》的辅助读物,使人们能理解圣贤阐发于《易经》中的哲理。孔子当时或付之口说,或书之简端,后来弟子集腋成裘,遂组合成十篇《易传》,即后世所称之“十翼”。所以《易传》既存有孔子之前的旧说,又杂有孔子的相关言论。对于《春秋》,孔子则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其是非标准主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和与之相应的礼制,凡有违背,皆在讥贬之列。《春秋》的写作方法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吴楚之君实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书曰“天子狩于河阳”,变被动受召的耻辱为主动巡视的威风。一字一句,都寄寓了孔子满腔的仁义礼乐用心,所以说《春秋》已不是简单的史书,而是孔子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蓝本,已非史实。

孔子对这些典籍的删订,使很多历史事件没有传下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然而这并不能磨灭孔子对后世的伟大贡献。《史记》中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可见如果没有孔子,由于周朝衰落,战事频繁,恐怕古代的历史文献早就失传了。正是孔子广收门徒,才使六经得以流传至今。

孔子圣迹图

焦秉贞 清代 绢本设色 圣路易斯美术馆藏

孔子宣传仁学“费力”,正是效法《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孔子的仁学“不讨好”,但他从不放弃,正是效法《易经》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

孔子为什么不合时宜地宣扬礼制仁义呢?其实,这与孔子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有关。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商纣王的哥哥微子(箕子、微子、比干被称为殷末“三仁”)即是孔子的远祖。微子被封于宋,微子嫡传后代世世为宋侯,其支脉则世世为大夫。微子后代的一支传到孔父嘉的时候,孔父嘉(为大司马之职)的政敌太宰看上了孔父嘉的妻子。与之相遇于途,“目逆而送之,曰:美丽艳”(《左传》桓公二年)。于是太宰利用一次政变杀了孔父嘉,占有了孔父嘉的妻子。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逃难于鲁,卜居于曲阜东昌平乡之陬邑。子孙袭姓孔氏,遂为鲁人。心有余悸的孔氏子孙隐姓埋名,从此沦为游士阶层。一直到孔子父亲孔纥孔叔梁,才稍有事迹见载于史册。

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手下的一名武士,腰圆体壮,体力过人,以勇武闻名于诸侯。叔梁乃字,纥是其名,“叔梁纥”为尊称。在诸侯间的战争中叔梁有勇有谋,立下不少战功,于是被封为陬邑大夫,成为当时的贵族。邑字在古代指国家的意思,也通称诸侯的封地、大夫的采地;大夫为古代官名。西周以后的诸侯国中,国君下有卿、大夫十三级,“大夫”世袭,且有封地。可见到了孔子父亲的一代,又转为世袭的贵族了。并且他的封地便在鲁国的“陬”这个地方。

曲阜孔庙

春秋末期 砖木结构 山东省曲阜市

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为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地方。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孔庙中许多建筑物的名字都和《易经》有关,例如作为藏书之用的奎文阁和天一阁,前者来源于二十宿之一的奎星,赞美孔子为奎星下凡;后者来源于《易经》“天一生水”,取灭火之意。

叔梁虽然事业有成,但却一直没有儿子。他娶施氏为妻,连生九子,都是千金;又娶一妾,生下一子,只是这个孩子是个脚有毛病的残疾儿。叔梁为使先人香火有后,于是在60余岁时向颜氏求婚,将颜氏年龄最小的三女儿徵在娶了过来。叔梁与徵在生下一子,便是孔子。关于孔子的出生,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春天的社祭中,叔梁与徵在野合而生下的孔子(古时有在春社及秋社祭时男女野外群交的风俗)。故《史记》中说:“纥与徵在野合而生孔子。”

叔梁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为了避免叔梁那个多子女、多妻妾的家庭的各种矛盾,徵在离开了孔家,带着小仲尼卜居曲阜城内,有可能便是回到了娘家的附近居住。正因为如此,孔子的童年便没有享受到贵族的生活,而是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布衣生活。这种生活《史记·孔子世家》中被描述为“孔子贫且贱”。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便去世了。而母亲并没有向孔子透露过孔子的身世。在极其注重孝道的鲁国,按照“生同室,死同穴”的规矩,该如何将母亲与父亲埋在一起呢?这使孔子有些犯难了。这时,一个与颜氏为邻的挽车夫的母亲向孔子透露了关于其生父及显赫家世的背景,并告诉他孔氏一族迁鲁之后的家族公共墓地的所在地。至此孔子才知道自己是世袭大夫的贵族后代。《史记》中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并且他邻居的职业是“挽车夫”,可以看出孔子的母亲的家族便是以给人举行丧礼或祭祀之礼仪为职业的。因为按照周制,城邑之居民以职业及社会身份地位之别而分类居住。世居世业,不能改变身份。孔子从小便经常看见大人们举行丧礼及祭礼的仪式,所以他小时候便以模仿这些仪式做游戏。受环境的影响,礼乐便在孔子的心中扎下了根。孔子说自己“十五而志于学”,其实当时学的不过是一些丧礼祭祀之术,好能够胜任代代相传的职业。而这些,却也正是周礼中的一部分。

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

孔庙的古木森森见证了岁月的沧桑,正如周易所揭示的:变易,简易,不易。

北京孔庙

始建于元朝 木结构 北京市

庙内的祭孔礼乐器均照原样陈列,可以想见当年钟鼓齐鸣,庄严肃穆的祭孔乐舞。庙宇内古树环绕,青烟袅袅,香案烛台中,寄托了人们对孔子的崇敬之情。

孔子知道自己的身份后,便不再安于现实的穷困生活了,因为大夫是世袭制的。他于是做了一件极其勇敢的事件,即找到并挖开叔梁的坟墓,将自己的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

这一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自己是世袭大夫的贵族后代。

孔子葬母得到了贵族名分,可是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世袭的土地与权利。可能孔子的父亲去世后家道衰落,其所封的土地已被其他贵族所占有(战火频繁的春秋末期,这种情况应该是常见的事)。当时季氏家“飨士”,孔子便腰里系着一根麻绳前往,不料却被拒之门外。飨士,是古代大贵族招待游士的饮宴,贵族借此“优贤礼士”之机联络感情,笼络士心。年轻的孔子也许认为自己也够这个资格去不花钱吃一顿好饭菜,结果却被季氏的家臣阳货损了一顿:“季氏宴请的是游士,哪敢请您这样的人啊!”因为孔子是世袭贵族之后,比游士级别要高,当然不应当参加这个宴会了。受到训斥的孔子嘴上不说什么,心里肯定觉得身为家臣的阳货训斥自己是失礼的,又想到自己现在仍然穷困潦倒,自然会感到礼制不健全的害处。

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贵族,孔子开始自学贵族们必须掌握的“六艺”。他以顽强的毅力进行自学,并且四处拜访名师。由于他学习刻苦,不但精通了六艺,而且精读六经,学识渊博。孔子并非一个文弱书生,他身高一丈(相当今天的190cm),力大可举城门,并且长得一表人才,于是才貌双全的他逐渐在贵族中间有了些名气。孔子二十岁结婚,二十一岁生子,鲁昭公送他一对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因此给儿子起名孔鲤。可见此时的孔子已名气不小了。

阙里宾舍

戴念慈 1982-1985年 钢筋混凝土结构 山东曲阜

阙里位于曲阜市中心,是孔子当年居住过的地方。孔子三岁时曾“迁居阙里”。宾,即宾客;舍,指家,《论语》中有“孔子至舍,哀公馆之”。曲阜阕里宾舍是一座仿明代庭院式双层建筑,富有传统的民族风格,为我国建设部副部长戴念慈先生所设计,并因此而获得国际建筑设计金奖。

孔子像社会上的游士一样开始广收门徒,宣扬自己的礼制仁义思想。后来被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族任用。季氏(季平子)委任孔子作其私家的小家臣,做过“委吏”和“乘田”。委吏,是司库房的小职官;乘田是管牲畜的小牧官。春秋末期,政治权力下移,多数邦国内出现了政在大夫的局面。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瓜分了鲁国的公室。他们专权行事,僭越礼制,如季孙氏祭祖竟用了天子礼仪——八佾之舞。孔子虽然看不惯这些,但是为了成为贵族阶层,就必须得投靠季氏。

孔子周游六国

孔子在礼崩乐坏之世,想推行王道,实行仁政,自然四处碰壁,然而孔子依然弦歌不绝,这种乐观与他对《易经》的研习有关。

孔子正想通过季氏的提拔而得到鲁昭公的重用,没想到接下来鲁国便发生了著名的“斗鸡之变”。季平子与郈(hòu)昭伯以斗鸡方式进行赌博。赛前两家都弄虚作假,季氏在鸡翅上涂了芥茉,以便在斗鸡时造成对方视力模糊;郈氏则在鸡爪上装了铁爪,以便能够抓伤对方。结果季氏赌输了,并且发现对方的鸡爪有问题。于是双方由争吵转为争战,季平子领兵占领了郈昭伯的封地。郈昭伯向鲁国国君昭公状告季平子,鲁昭公正想借此机会削弱季孙氏家族的势力,所以便出兵攻季孙氏。可是,季孙氏却与叔孙氏、孟孙氏联合起来,大败鲁昭公,逼得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孔子本指望季氏在鲁昭公面前提拔自己,见鲁昭公都跑了,也只得离开季氏家族到了齐国。然而齐国国君并没有重用孔子的意图,孔子只得又回到了鲁国。此时鲁国大权完全掌握在季氏家族手里,所以孔子也没心思在朝中混功名了。当时孔子年已四十岁,“四十而不惑”指的就是这个含义,他已经不再盲目地追求功名了。不过此时的孔子以收徒授书为业,几千门徒的他从经济上来说也确实不必太着急找个官做。

鲁昭公客死异乡后,季氏家族立昭公的弟弟为王,即鲁定公。就在孔子五十岁时,也就是孔子开始读懂《易经》的时候,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弗扰在费邑宣布独立了,他托人召请孔子。此时“知天命”的孔子还真动了心。只因性情率直的子路反对,才没有去成。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起用孔子整顿鲁国秩序。孔子做了鲁国的中都宰(县邑长官)。经过鲁定公的几次提升,最后孔子官至大司寇,成为鲁国最高司法长官,此时孔子五十二岁,当时的国家大权仍然在季氏家族手中。公元前498年,孔子向鲁定公提出削弱“三桓”势力的主张,最后以失败告终。

全家福图

清代 传统彩印年画 王树村藏

周公在《易经》中设有家人卦,孔子因此特别重视家庭,主张“持家”。因为每一人之仁心仁性,其最直接的发源地为家庭。类似全家福这样的年画更是表达了每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尽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愿望。

鲁壁

土石墙 山东曲阜孔庙内

传说孔子九代孙为躲避秦始皇焚书坑儒,将孔子诗书藏在故宅夹壁中而得以保存。后人修此垛纪念,取名“鲁壁”。

第二年,齐国向鲁定公献80名美女,24辆四匹马拉着的华丽马车。季桓子怂恿鲁定公接受齐国的馈赠,于是君臣沉湎于声色,三日不理朝政。接着,鲁国举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祭肉给孔子。这一切,无疑在暗示孔子已不受重视,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于是“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四处碰壁。流浪十四年后,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弟子子冉(子冉在鲁国当了官并立下战功)的帮助下才重新回到了鲁国。

综观孔子一生,便会发现孔之所以要强调礼制仁义,其一是他早年最先接触了礼教,从小便受礼教熏陶,可以长袖善舞;其二是正是封建礼教的世袭制度使孔子由一个贫民成为贵族,所以他认为礼教是好的,他是封建礼教的受益者;其三是他成为贵族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应得的利益,所以他深刻认识到有必要健全封建礼制,他认为自己是不健全礼制的受害者;其四,他想通过健全礼教来巩固自己的贵族地位,建功立业,辅佐朝政。可是他的理论不适应当时的形势,所以一生挫折。

杏坛讲学图

在曲阜的孔庙里,孔子栽植的一棵桧树北面的一座建筑,就是黄瓦朱柱、彩绘精致、小巧玲珑的杏坛。坛前有四棵杏树,相传这是孔子当年坐在坛上弦歌讲学、弟子读书的地方。《易经》也在孔子的教学之列,不过只有少数弟子能够精通《易经》。

孔子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十五而志于学”的阶段,他学礼不过是继承母亲家族的职业,为了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第二阶段是他拥有贵族名分后努力求取功名阶段,此时他把人生目标提高了,开始学习更多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他东游十四年后归鲁阶段,此时,鲁国仍然没有重用他,他于是总结自己的学问,使自己的思想成为一种学术。孔子一生的成功在于他广收门徒,正是他的这些门徒使他可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地享受贵族一样的生活,也正是这些门徒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而孔子的有些门徒,也看透了孔孟之道的不切实际,背叛了儒家,而开始学习其他知识。并因此而自成一家,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墨家、阴阳家、法家等重要学术流派的开创者。孔子所创的儒家,一直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直没有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学派。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其实也不过是汉武帝在窦太后去世后,想除掉窦太后的余党以建立自己的一帮新领导班子的政治运动。所以董仲舒的文章没有说出汉武帝的意图时,便叫董仲舒重写,最终借董仲舒之口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而董仲舒的思想本已不再是孔子思想,而是集成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并且董仲舒的易学思想主要继承了道家及阴阳家的学术,所以后世认为是董仲舒发展了《易经》中的阴阳五行理论,其实他不过是学习了儒家以外的易学知识而已。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与中国的易学有着一定渊源,但却不是孔子所传的《易经》,而是来自于隐士与道家所传的易学。战国时期一位极重要的人便是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羽,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他被尊称为中国的“智圣”,后人把他尊为神,道教中他的天界尊号为“玄风永振天尊”,又称“王禅老祖”,佛家称其为“禅师菩萨”、“禅师爷祖”。

三教图

丁云鹏 明代 纸本 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孔子开创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在许多根本的哲学问题上与道教和佛教一致。例如孔子解释的《易经》的不易,就相当于道教讲“道”,佛家所说的“佛”、“真如”、“实相”。此图将佛、道、儒三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画在一起,看上去三人正在谈经论道,体现了中国人“三教合一”的宽容博大的文化胸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宗教间的仇恨和战争大相径庭。

“鬼谷子下山图”青花罐

佚名 元代

罐子素底,宽圈足,肩丰圆,短直颈,唇口稍厚,器腹以浓艳的钴蓝描绘鬼谷子下山的情景。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楚国人,相传祖籍朝歌(今淇县)城南。鬼谷子精通周易八卦、数学星纬、兵学韬略、游学势理、养性保身及纵横术,周游四方,广交朋友。曾到过扶凤池阳(今陕西省泾阳)、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太白山(今宁波勤县东)等处,后在云梦山(朝歌城西15公里)水帘洞隐居讲学,创建中国古代第一座军事学校——“战国军庠”。培养出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毛遂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当时和后世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传说鬼谷子还收仙道家茅濛、徐福及计然等为徒,分别传授长生术、经商术、占卜术等,使他们成为一代历史名人。所以,历史上不仅纵横家们侍奉他为祖师爷,兵家们崇尚他的谋略;即便是民间占卜之流也都推尊他为师爷,甚至那些修鞋、配眼镜的也都推崇他为自己的先烈先祖。

至今张家界市,仍然流传着许多鬼谷子的传说。《直隶澧州志》载:“鬼谷子。隐居天门山学《易》。石室幽邃,下有清流。今石壁上有甲子篆文。”相传鬼谷子还在天门山创造出一种健身硬气功,俗名“鬼谷神功”。

云梦山

河南省 鹤壁市

云梦山还被誉为“中华第一古军校”,据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奇人鬼谷子隐居讲学的地方,他在这里培养出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一批风云人物。

鬼谷子师徒图

鬼谷子是精通《易经》的隐士,他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图中间的是鬼谷子,左右二人是苏秦和张仪。

鬼谷所创的纵横学的基本观念就是“阴阳对峙”。这正是源于易学的阴消阳长的辩证原理。鬼谷子的军事思想也是源于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之学——《易经》八卦,鬼谷子的兵学思想是宇宙化的一切方法、技术、原则、原理,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鬼谷子的兵法是宇宙观的,包含甚广,不单对军事、政治、外交、社会、经济、人事,实乃包含宇宙一切。

鬼谷子的弟子中,孙膑因为精通八卦阵法及兵法战术,成为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因精通包含阴阳八卦理论的纵横之学,而游说于诸侯之间,控制七国命运于股掌之上。

据载,苏秦与张仪在鬼谷子处学完纵横术后,鬼谷子便给他俩出了一道毕业考试题——让苏秦与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把鬼谷子说哭了。结果两位弟子口若悬河,巧言如簧,引经据典,声情并茂,把鬼谷子说得是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连连说:“合格,合格,你们可以毕业了。”临别时,鬼谷子又送与苏秦一部书,叫他闲时多加研读。

“琅邪相印章”

东汉 银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秦在拜师学习期间应该对《易经》下过很多功夫,使他能佩带六国相印的说服术的基本原理也是源自《易经》。该印银铸,方形,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阳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琅邪相印章”。

明拓本《黄帝阴符经》首附图

《黄帝阴符经》历来附会为黄帝所撰,不过的确可以作为黄老学派内容的代表。

苏秦下山后,踌躇满志,卖掉田地买车马、仆人及衣物等,身穿一件名贵的黑色貂裘便开始了他的游说生涯。结果他没说动楚国国君,也没说动秦国的国君,最后身无分文,貂裘也穿破了,一个人挑着行李饥肠辘辘地回到了洛阳的家中。可是这时家里人对他的态度用苏秦的话来说就是“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于是吟诗一首:“贫穷富贵同骨肉,富贵贫穷亦途人;试看季子貂裘敝,举目虽亲不是亲。”接下来便拿出鬼谷子所送的那本书读了起来。史书上说他“头悬梁,锥刺股”苦读了三年,才把那本书读懂,然后离开家乡继续游说诸侯,只用了一年时间,歃血于洹水之上,功成名就,佩带六国相印,总揽合纵大局,煊赫一时。苏秦衣锦还乡时,亲人们都跪在路旁不敢抬头,苏秦对亲人们感慨地说:“如果我当初只在乎那两亩薄田,那么能今天带着六国的相印回来吗?”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苏秦的成功得益于鬼谷子所送的那本书,那么是什么书呢?它就是《黄帝阴符经》。这本书现在世上还有流传,其全文共三百九十九字。这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四百来字的文章也需要读三年吗?并且还要“悬梁刺股”!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本书的内容可不好理解。这本书被道教视为三大重要经典之一,后代有很多哲人都对其做过注解,人们都认为其包含着易学的阴阳思想,可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其文中有“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等句,可证明其承自易学。

那么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当代易学大师霍斐然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解了这部天书。原来这就是奇门遁甲之术。奇门遁甲术“神机鬼藏”,自然可以指导舌剑唇枪的苏秦走向成功了。霍大师用了三十年才读懂,而苏秦只用了三年,可见苏秦之聪慧绝顶。不过毕竟苏秦在鬼谷子处已学过不少相关的基础知识,理解时相对容易些。

邹衍画像

邹衍(约前305-前240),齐国人,战国末期哲学家,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创“五德始终”论,把春秋战国时流行的“五行论”附会到社会历史变迁和王朝兴替上,借以论述世运之转移。他还跟据《易经》提出过“九州说”。

通过苏秦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黄帝阴符经》绝对与孔子所传的《易经》关系不大,因为如果只读孔子所传的《易经》,五十年也看不懂这本书。所以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易学在许多高人手中流传,孔子所学的《易经》,只是易学的一小部分。为了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还要谈一谈战国时期另一个传奇式的人物——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齐国人。他大约生于周显王四十五年(前324),死于燕王喜五年(前250)。值齐威王晚年,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以后因看到儒学不切实际,于是便拜隐之者为师,以阴阳怪迂之学,在齐宣王晚年和齐愍王时为稷下先生,是齐之上大夫。约在公元前288年(燕昭王二十四年),邹衍仕燕。燕昭王为他建筑碣石宫,以师礼待之。到燕惠王时被谗下狱。出狱后回齐国,在稷下学宫为先生。齐王建八年(前257)使赵,在平原君面前批评公孙龙,使之被罢黜。燕王喜四年(前251)仕燕王喜。

在战国时代,道家与墨家是显学。《孟子·滕文公》云:“杨朱墨翟(dí)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当时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即道家学派;墨子自创一派,提倡兼爱、节俭,行侠仗义,敢于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亦被称为黑道之鼻祖。不过这两家的显学也不如阴阳家的邹衍风光。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到赵国,平原君在他面前侧着身子走路,用自己的衣袖,替他掸拂坐席上的灰尘。到燕国,燕昭王为他建造“碣石宫”,镶以黄金,来款待他,并且把他尊为师父,亲自服侍他。孔子、孟子简直是望尘莫及。只因为他的学术非常特别,王公大人一见到他,就“惧然顾化”,就被他的学术所感动。

《盐铁论·论邹》中说:“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法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意思是说,邹衍痛恨近代儒家和墨家之徒,不知道天地的宏大,不懂得光耀广远的道理,执持一点之事就想要谈论深奥的道理,死守一偏之见就想要了解四面八方的事情,这就好像没有水平仪器却想知道高低不平,没有圆规和矩尺却想知道方圆一样。于是他“推大圣终始之运”,来开导诸侯君主。什么是“大圣终始之运”呢?简单来说就是以五行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历史朝代的更替,如夏、商、周三代之变,就是金(商)克木(夏)、火(周)克金。不过朝代更替的理论肯定比这个还要复杂些,只是史料中只记载了这些。

二人猎鹿青铜扣饰

战国 青铜器 云南省博物馆藏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全靠武力说话,然而邹衍运用一种源于《易经》的奇特学术而能得到各国君王的厚待,的确是历史上一大奇事。

通过史料中记载的这一“五德终始论”我们可以看出,这并非邹子所创,因为在上古时代便有这种理论了,五帝时期的帝王便是按这种五行生克顺序排下来的。所以说邹子的阴阳五行理论并非自己所创,而是上古就有的易学理论。《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羲和”即羲氏、和氏,是尧帝时掌天文四时历象的官。“历象”即推算历法,观测天象。历,记数之书。象,观天之器。“敬授民时”即告民以天时(即祭祀、耕作之时),包括日、月、晦、朔、弦、望、四时、节气等。可见班固也认为阴阳学派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掌握天文历法的官职。而这正是八卦的最根本的用途。所以说邹衍所继承的易学是卦气学说的易学,甚至有可能他继承了周朝较为全面的易学遗产。

邹子除了“五德终始论”外,还对天文学相当有研究,这些知识他也是继承了上一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天文学单靠一个人一生的观察是不会了解整个天体变化的。史料中记载“邹子谈天”即是邹子对人们讲解宇宙及天地的演变史。

龙凤仕女图

战国 帛画 湖南省博物馆藏

在战国时期,源于《易经》的阴阳家的思想和当时的巫术相结合,从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图中“引魂升天”的画面带给人无尽的遐思。

邹子还提出了“大九州”学说,中国称为“赤县神州”便是邹子命名的。邹子认为世界共有九大州,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每个大州又细分为九个小州,就如同《禹贡》中所说的九州。在大九州的四周,有“裨海”环绕,往外围,有“大瀛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际。他得出这种结论,用的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的方法。由此可见邹子不单精通地理知识,还懂得用推衍法来总结事物的规律。不过邹子的地理知识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的实践与推理的结果,而是在前人的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中国在上古时代便可以驾舟远行了,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中国上古人类移居过去的,并且在印第安现在考古挖出伏羲的神像及中国的太极图符号。中国的《山海经》一书,经现在有关学者考证,便是一本古代的“世界史”,里面所描写的地理知识,已不是中国这一小范围。其实,中国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里面,应当收藏着上一代许多科学知识及生活经验等文化遗产。周王室衰落后,这些知识流入民间,这正是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基础。而易学知识,更是影响了整个“百家”学术,并且因“诸子百家”的继承而得到了发展。

邹子还精通巫祝 祥方面的知识。巫,古通舞;祝,是跪拜祈祷的意思,是远古就有的宗教仪式; ,即祈;祥,即判断吉凶。这些都是远古时期的宗教仪式,在夏商周时期最为流行。史料中记载,一些高明的祝者可以用祈祷来控制一棵树的生死,可以控制人间的祸福,有些像西方天主教徒的先知一样。历史文献中记载邹子在燕时被人陷害入狱,于是邹子进行祈祷,使燕国在六月天下起了大雪,这就是《窦娥冤》中的唱词“六月飞霜因邹衍”的典故。可见祷告的力量不单《圣经》中的先知拥有,中国在中古时代就有这方面的人才了。这种巫术一直是中国影响力较大的宗教,并且被官方认可(从我们所熟知的“西门豹治邺”及《红楼梦》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就可以看出,历史上这种记载不胜枚举)。直至现在还广为流行。如今在河北的庙会上有“跳大神”的,他们可以说就是邹子的信徒。不过现在由于有些“假大仙”利用这种巫术骗钱,我国已将其列为封建迷信。而国外的祷告还是被认为合法的,并且一些人将其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心理学。国外的心理学其实就是在远古时期的巫术上创建的,并且也吸收了中国气功及巫术的理论。现在我国承认外国传进来的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已成为课本中的教材。只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根据古代的巫术创建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呢?我想该如何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化遗产,国外传进来的心理学应该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启发。

狩猎

公元4世纪 高句丽壁画 吉林省集安县舞踊墓

洪水恣意肆虐,可供栖居的土地愈来愈少,人与兽的争夺也随之激烈起来。禹的得力助手益受命驱赶猎杀野兽,以保证人们的安全。传说,记载无数奇珍异兽的《山海经》就是益与禹根据治水时的见闻所创作的。

浏河镇天妃宫大门

元代 妈祖庙 江苏浏河镇

祈祷不只是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古人在用《易经》卜筮之前,也需要斋戒祈祷,两者原理完全相同。明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曾在此朝拜海神,祈祷平安。

历史上还有“邹子吹律”的典故。据说燕国天气寒冷,长不出庄稼。于是邹子吹了一通笛子,燕国的庄稼便长势良好,每年都大丰收。其实这是写史者不懂《易经》的缘故。我国在黄帝时代便懂得“律吕调阳”了,“邹子吹律”是指邹衍利用律吕在燕国调整了适合当地气候的二十四节气。不是邹衍吹笛子,是邹衍让大地吹笛子。他把十二根长短不同的笛子埋在地里面,笛子里面装满芦灰,管口用“竹衣”(竹子内的薄膜)轻轻贴上,到了冬至一阳生的时候,最长管子中的灰,首先受到地下阳气上升的影响而将芦灰喷出,并发出声响。等第三个笛子(以最长的笛子为第一,第三个为雨水时节)被大地吹响时,再过十五天人们就可以耕地了(即惊蛰时节)。这些是在黄帝时代人们就懂得的小技术。而后人把这个典故演说成邹子吹笛子,是由于这一知识已逐渐不被后人所知的缘故。

律吕调阳

我们知道,现代音乐的C、D、E、F、G、A、B七个音阶,可分为十二个音音音阶,即C、 # C、D、 # D、E、F、 # F、G、 # G、A、 # A、B十二个半音音符。这十二个半音,就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十二律吕,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估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可是,我国早期的十二律吕,并非为了校正音调,而是为了调整二十四节气。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伶伦制乐,用律吕以调阴阳”。

黄帝时代的伶伦,将十二根竹笛按一定次序排列好,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长短不一,像切大葱一样,留斜茬,然后插到土里面。其中最长的九寸,可吹出黄钟(即B调)的音调;最短的四寸六分,可吹出应钟(即B调)的音调。其大致排列方式为:代表从冬至到小满的六支竹笛一支比一支短,代表从夏至到小雪的六支竹笛一支比一支长。小雪过后,将代表冬至到小满的六支竹笛里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这种飞灰最轻,叫暇莩。一般,这些竹笛埋在西北的阴山中,并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外面筑室,绝对吹不到一点风,用它来候地气。到了冬至一阳生的时候,九寸长的黄钟竹笛里面的灰,就会被地气吹出来了,同时发出“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这个时间就是子月,节气就是冬至。到了其他节气,竹笛内的灰也会相应喷出。过了小满以后,再将代表从夏至到小雪的六支竹笛里面灌满暇莩,到了相应的节气,竹笛就会喷灰出响以报。这种调整节气的方法,就叫“律吕调阳”。

我国二十四节气、十二律吕、阴阳历法及音乐等,最早都是源自于八卦。由于八卦原理中含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十二律吕后来也应用于校正曲调。这样,我国上古音乐便像八卦一样“与天地准”了。我国1987年贾湖遗址出土的舞阳七孔骨笛,说明八千年前我国古人的音乐成就已经极其辉煌,当时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然而,汉武帝时确定的四书五经中,已经没有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周乐》,说明那时候,上古辉煌的音乐理论已经基本上失传。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古代的十二律吕,列表如下:

十二律吕表

十二律吕与二十四节气圆图

十二律吕竹笛示意图

十二律吕竹笛长短示意图

邹衍不单是易学大师,还是演讲大师。诸子百家中的名家,一向以诡辩著称。名家其中心论题是所谓“名”(概念)和“实”(存在)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称“名家”,也称“辩者”、“察士”。可是在邹衍这里却不灵了。名家有一个最著名的命题是“白马非马”,提出这一命题的便是名家的代表公孙龙。据说,公孙龙过关,关吏说:“按照规定,过关人可以,但是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啊,一番论证,说得关吏哑口无言,只好连人带马通通放过。公孙龙游说各国,与人论辩,从来没败过。可是他命不太好,偏偏在赵国与邹衍相遇了。两个人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后公孙龙理屈词穷,名誉扫地,从此告别“江湖”。公孙龙的名家其实就是西方的形式逻辑。名家的理论没能继承,更没有发扬,以致今天我们中国人还要学习西方人在两千三百年前提出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这的确与邹衍有关,如果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邹衍时代的中国,估计他的逻辑学也得夭折。

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显赫一时的学派,阴阳家在魏晋以后已不复存在,并衍为方士方术。《汉书·艺文志》著录阴阳家著作“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而到了《隋书·艺文志》中,已经没有了这些学术的影子。这真是一个怪现像,当时没有人对阴阳家进行过破坏,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都对邹子敬仰之极,可是它却自动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因为邹子的学术已全部融入道家与儒家两大派别里面了。说得明白点就是道家与儒家对邹子的学术进行了彻底的剽窃,并把它与自己的学说结合在一起,阴阳家已无法特立独存了。也正因为这样,邹子所继承和发扬的中国易学,才一直贯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文化;正因为这样,中国易学才影响着后世的数学、炼丹术、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农业等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观念的理论基础;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易学中的《梅花断易》《六爻八卦》《奇门遁甲》《麻衣神相》《玉匣记》《阴阳宅经》……各个流派才得以流传和发展。

彩绘吹笛陶女俑

唐代制作 高38.2厘米

律吕就是定调用的律管和吕管。黄帝时代的人们十二根管分成六阴、六阳两组。六根单数的属阳,叫六律;六根偶数的属阴,叫六吕。该陶俑为女乐俑。从其形象和动作分析,应该是端坐在凳子上吹奏笛子之类的乐器,但乐器已毁。其神情悠然自得,栩栩如生。

太极八卦青铜镜

李时珍在《本草钢目》中说:“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暗,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凡人家宜悬大镜,可辟邪魅,铜镜无毒,主治惊痫邪气,小儿诸恶,辟除一切妖邪”。因此,古人常于居室中置放一面铜镜,用于祈吉、防病、镇宅和化解煞气。

综上所述,中国的易学因周室的衰落而流入民间,影响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而诸子百家的思想则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全部文化,所以说,不懂易学,是无法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

从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易学并非是孔子一脉传下来的,而是很多脉络的承传关系。汉代司马迁和班固所记载的易学传承谱系,可能只是指儒家一系而言。战国时期,儒、道、墨、法、阴阳五行、兵各家,都有可能对《易经》做出自己的理解或解释。这种理解或解释又与当时地域文化传统相关联,如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等,带有地域文化特征。正因为这样,在秦汉时期才会出现阴阳易、儒易、墨易、兵易、法易、名易、道易等各种易学流派。 z4VrXnc0dWVMqkKqy0hN1YmJydbwT9hhX0Vo+UQJkVIkJ/57yPyQT5lTKRLPiU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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