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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再次兴起，既是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摆脱极“左”思潮束缚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如何走的思想争论的产物。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民间思想开始逐渐活跃，在北京、上海、天津与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宣传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80年代初，思想界开展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使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地位又进一步得到肯定和张扬。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发行，1985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立，带动中国出版界掀起了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这不仅使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能够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所以有人称“1984—1985年是新启蒙运动的发端”
。思想界的解放和活跃虽然促进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探索，但是其中出现的自由化倾向也导致了与现有体制的过度摩擦与矛盾，其结果就是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迫使现有的体制作出自卫性反应，结果使得“左”的思潮重又抬头，改革开放的进程受到干扰。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才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了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等任务。此后，经济改革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由于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市场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因此，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自由主义经济学也逐步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合法地位。
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促进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十四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时还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完善人大、政协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改革机构、转变职能、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等具体任务。由于这些问题涉及依法治国、权力制衡与公民权利等议题，再加上自由主义一直强调法治和宪政民主，所以在一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议题“在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中表达和讨论，比任何其他话语更恰当和切题”
。这也促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话语在中国政治讨论中逐渐显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念不断进入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开始陆续译介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著作，到90年代中期翻译出版的自由主义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重新挖掘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如一些学者对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介绍，对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等。最引人关注的是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该书收录了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人对自由主义的学理阐述。李慎之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公开宣称：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在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被正面介绍的同时，一些学者也通过批判“左”的或激进的思想从反面映衬自由主义的合理性。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1994年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的出版。这些学术活动使人们对自由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并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准备。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是在1997年和1998年公开亮相的。1997年3月，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徐友渔发表《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一文，指出当时存在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是东方主义等多维话语，唯独缺少自由主义。而这是不正常的，局面让人堪忧。他提出：“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重提自由主义的话语，并在新形势下重作体认与诠释”
。同年，徐友渔在《天涯》第4期上刊发《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一文。该文力图纠正一些学者对自由主义学说的曲解，认为自由主义要求的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性政府。自由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就在于革命压倒了启蒙，救国战胜了自由。
至此，自由主义思潮终于在中国“挤出门缝”，正式登场。
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袁伟时、茅于轼、余杰、秋风、贺卫方等。
李慎之（1923—2003年），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1946年至1949年任职于重庆《新华日报》。后到延安，转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编辑。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划为“右派”。1979年，被平反。1980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院党组成员，1990年被免去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主要代表作有《二十世纪的忧思》（香港明报出版社）、《被革命吃掉的儿子》（香港明报出版社）、《李慎之文集》（编者自印）以及与何家栋合著的《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由于晚年的自由主义立场和言论，再加上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所以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
刘军宁，1961年出生，安徽人，1993年获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访学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独立或与友人合作策划主编“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以及“政治思潮”丛书，独立编著的书主要有《民主、共和、宪政》《保守主义》《权力现象》《民主二十讲》。20世纪90年代，他着力系统地介绍和阐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后来转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提出“天道自由主义”。
朱学勤，1952年生于上海，下过乡，当过工人。198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1年起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现为该校教授。曾先后访学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主要著作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被批评与被遗忘的》《帝国往事：国史经典选读》《为生民立命》等。
袁伟时，1931年出生，广东兴宁人，先后求学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付梓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等，主编的丛书有“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茅于轼，1929年生于江苏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是他的伯父。194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8年，被划为“右派”，“文革”后被平反。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等微观经济学研究。1985年，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1985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到哈佛大学访学。1993年退休后，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主要代表作除《择优分配原理》以外，还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2012年获CATO研究所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
余杰，1973年生于四川成都，13岁开始尝试写作。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余杰以文笔犀利、批判现实而著名，代表作有《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暧昧的邻居》《我的梦想在燃烧》以及《沉默的告白》等。他极力宣传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2006年5月11日，他和王怡、李柏光一起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的接见。在会见中，布什表示，美国政府将会持续对他们表示支持，并继续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中国人民对人权的追求。2012年1月，余杰全家赴美定居。
秋风，本名姚中秋，1966年出生，陕西蒲城人，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译介、研究工作。著作有《为什么是市场》《政府的本分》《权利的现状》《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儒家式现代秩序》《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重新发现儒家》《当自由遭遇传统：寻找中道》《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华夏治理秩序史》《为儒家鼓与呼》等，译作有《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萃》《法国大革命讲稿》《自由与法律》《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以及《哈耶克传》等。近年来，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挖掘与自由主义相适应的理论。
贺卫方，1960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外国法制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9年被聘为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著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等，主要译作有《法律与革命》（合译）、《比较法律文化》（合译）、《比较法总论》（合译）、《英国法与法国法》（合译）、《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合编）等。他以关注法治、强调司法独立和宪政而著名。
除了上述影响较大的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许多比较活跃的自由主义者，如徐友渔、方励之、刘晓波、陈奎德等，以及南方报系的一些新闻工作者。
有人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区分为贵族式的自由主义者和平民式的自由主义者，二者大体相当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区分，也即前者一般强调自由而轻视平等，后者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也重视平等的价值。实际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思想都比较复杂而且多有变化，很难作如此细致的区分，所以下边只对其典型思想作一般性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