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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虽然政治风云千变万化、扑朔迷离,各种思潮众说纷纭、冲突争鸣,但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能够排除干扰,把握大局,顺应潮流,与时俱进,使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正是在这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了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改革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各种政治思潮的纷争中,它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既能够汲取人类文明和各种思潮的积极成果,又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更注重从本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深刻反思“文革”的基础上,提出并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正确界定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面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性任务,以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发展的经验以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要求,在继承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明确回答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对上述理论成果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而且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有深刻的思想渊源。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人类一切文明进步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集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中,有很多是来自人民群众和知识精英的实践和智慧。如1978年,最先提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胡福明。1979年,最先提出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是苏绍智和冯兰瑞。众所周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首先提出并实行的。至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说,这也是农民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创造。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也是广大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首开我国村民自治的先河。1980年,广西宜山、罗城两县的部分农村基于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自发组建村民委员会,实现了村民事务的自治管理。随着其社会职能的扩大,村委会逐步成为村民对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自我管理的自治性组织。这一模式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认,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范本在农村中推广。

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体现的治国理念来看,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是相传承的。仅以把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言,就是借鉴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果。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可以说“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这种和谐包括了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及协和万邦的内容。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协和万邦的中华文化也是十六大以来我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些理论的提出之所以对内具有强大的亲和力、感召力,对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震撼力,就在于我们尊重自己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使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因而也受到了世界的尊重。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正是因为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继提出建立“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之后,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因为相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而言,和谐是一个更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目标。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当代人类一切文明进步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成果,是世界多种类型文明中的当代中国的文明形态,产生、形成、发展在人类文明多样化的环境之中。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提倡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求同存异,有助于借鉴世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差异。正是有种种差异,才会有交流,才会有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多样性的文明又不是相互隔绝的。各种文明之间,自诞生以来,就以生活交往、经济活动为纽带,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联系的紧密,这种交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层次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水平也越来越高。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经同世界范围内多种多样的政治思想发生过撞击和激荡。而在撞击和激荡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吸收各种政治思潮的合理成分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例如,从自由主义思潮中吸收了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新权威主义中吸收了关于在旧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府的思想;从新左派的主张中吸收了关于注重社会公平、关注弱势群体的思想;从社会民主主义中吸收了关于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等等。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各种思潮和思想的杂烩,而是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前提下,广泛借鉴、开拓创新形成的思想体系。 oGbXBnfzqaq5WpbRVU71IwHZZxidpzK37gr2mt/oHEhNSEuHnVHrz3Bp4Vp5Ik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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