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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在刚刚平息激进西化派煽动的政治动乱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左派势力及其代表的政治思潮又有所抬头。他们借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获得了某些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和平演变”的名义下，否定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措施，从而构成了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另一种干扰。邓小平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意识到在“六四”政治风波以后这种传统左翼势力的危险性，于是在1992年春天发表了“南方谈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一轮新高潮。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旨，是在为改革开放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前进。他的新理论解释就是放弃过去从制度角度界定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改从目的或价值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
按照这种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在于采用什么经济政治制度模式，而在于它能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新的解释回答和解决了改革开放以后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即应该坚持计划经济，还是应该搞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按照这一新的解释，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什么样的制度都可以尝试，既然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那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妨碍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为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提供了理论支撑。在谈到“左”右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干扰时，邓小平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为扭转平息政治风波后极“左”思潮抬头的形势，抵御左右教条主义的干扰，保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供了保障。
不过，尽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传统左翼思潮的抬头是一次冲击，但直到90年代中期，党内传统的老左派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利用掌握的若干报刊，对改革开放的许多做法，尤其是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措施持批评态度。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他们又以“万言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改革开放的方向。
第一份“万言书”写作于1994年底至1995年初，题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文章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所谓影响我国安全的因素：
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作者指出：“近三年（从1992年的党的十四大算起——引者注）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制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于不顾，主要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由此导致的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二是阶级关系的变化。作者指出：“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三是社会意识的变化。作者指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六四’风波以前”。“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四是执政党的变化。作者指出，执政党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党组织的弱化，“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其次表现为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同时还表现为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再一个就是表现为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最后是表现为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是“懂经济、会管理”。“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
作者的结论是：“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如再遇风浪，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于1995年夏秋之际，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此份“万言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提出我国今天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四大威胁，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我国推行的“新冷战”攻势，我国内部存在的“和平演变”的潜在危险，台独港独和内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周边国家对我国领土、领海、岛屿提出的无理要求，导致与我国发生军事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或使争端国际化的可能性增加。“在这四种威胁中，‘和平演变’最为关键。”而“和平演变”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资产阶级的势力有多大；二是党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比如何，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以及中央在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中能否避免犯历史性错误，尤为关键；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是否有‘和平’而非暴力‘演变’的想法和可能。”
既然“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那么反与不反“和平演变”也就成为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试金石。而现在有一种认识，“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天下太平无事，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和平演变’只是中央考虑的事情，其他党员干部关心与否都无所谓，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等错误思想观点，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市场”。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文中给出的答案是“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作者认为：“在我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着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思想代言、经济代理势力。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贪污腐化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新式‘买办’和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主义势力组成。近几年，这些势力已占领大量理论学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阵地，在少数地区、部门和企业掌握了控制权。由于他们拥有一定的实权和实力、地位和声望，因此，其危害性远大于民间资本主义的势力。从苏东的教训看，是什么力量促成40年前宣布成为‘全民党’的苏共和‘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苏联，一夜之间垮台、瓦解，倒向资本主义的呢？正是上述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他们也是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
第三份“万言书”定稿于1996年底至1997年初，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其基本观点是：“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首先，作者认为，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然冲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文章说，“谈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是‘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口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的。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
其次，作者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私有制。文章说，有人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马克思讲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马克思讲的股份制，就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了，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混同起来了。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
最后，作者认为，把国有小企业兼并、租赁、承包或者卖掉、破产，就是放弃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文章针对抓大放小的主张，指出，虽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固定资产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70％，但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制依然占主体地位的观点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从而出现普遍的分化。作者还对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公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经济为补充的关系，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四份“万言书”大约写作于1997年初，题为“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署名“曙光一号”。文章引述邓小平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和江泽民关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作为立论的基础，阐发其观点。
首先，文章分三个阶段概括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状况：
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1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地组织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理和批判，结合“制乱平暴”后的清查和清理，有效地抑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势头。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发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的公开出版，表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占领了新闻、出版、学术、教育、文艺等阵地。
第三阶段，从1995年开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和“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几个界限”，内在地具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遏制力量，但因舆论宣传部门响应不力，故没有形成声势。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享有发表的自由。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因而也没有遏制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
其次，文章归纳了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分主要言论：①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②要求抛弃和“消解”马克思主义；③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④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⑤在文学艺术上，有人针对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提出了三句反动口号，即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而文艺为人民服务，艺术标准第一而政治标准第二，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⑥主张重新培育一个资产阶级。
最后，作者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锋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逐步占据了北京一批重要报刊。作者指责《读书》《书摘》《中华读书报》《东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今日先锋》等媒体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持，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舆论机构和媒体让“自由化分子”露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和各省党报党刊近几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基本上绝迹”。
总起来看，四份“万言书”代表的是传统左派对改革开放形势的评价和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看法。其矛头所向与其说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莫如说是针对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制定的改革路线。
不过，传统左派对自由化倾向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自从中央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具有系统学理色彩的自由主义就逐渐浮出水面，一些参与阐述和宣传其学理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公开承认自己是自由派。他们承续了80年代激进西化派的理想，以比激进西化派更坦诚的态度出现在思想界。
实际上，80年代的激进西化派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性质，只是当时还没有系统的学理阐述，许多人在理论上也很笼统模糊，其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对十年浩劫的反思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反感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当时只是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由于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出现，所以它没有正式登上思想舞台。
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派长期坚持的市场经济主张相符合，
所以党的十四大以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公开的政治思潮就逐渐浮出水面。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李慎之、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陈奎德等对自由主义有大量的学理阐发和著述，其基本观点是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派生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一是认为得到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二是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因此应通过权力制衡限制政府权力；三是主张市场机制，反对计划体制；四是主张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反对政府利用权力限制这些自由。
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关系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者争论的焦点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针对当时激进西化派的观点，基于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我国的政治传统和当时国际范围内关于民主政体和权威政体相关学术研究的趋势和经验，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指出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情况下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这一观点曾引发了自由主义者与新权威主义者的争论。自由派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以多元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为先导，只有加快推进多元民主制度和地方分权的政治改革，并以此来制衡社会腐败尤其是官员腐败现象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新权威主义者则认为，多元民主和地方自治不是当前改革的前提，而是改革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变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自然逻辑的结果。而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来制止社会腐败和无序化状态，并推动社会经济变迁，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成为思想界的一个热点。新左派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是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新左派与传统左派（有人又称之为老左派）不同，它不以传统左翼的话语去言说，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同时又把批判的矛头重点指向资本主义，以及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潮。这反映了新左派的两个基本的思考维度：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意味着“新”；批评资本主义与西化思潮，体现了“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汪晖、甘阳、王绍光、韩毓海、韩德强、邝新年等。他们以西方新左派的理论为自己的思想资源，把平等与公平作为核心价值，把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批评中国的自由派盲目迷信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政治体制，主张通过扩大直接民主来克服市场和官僚体制的弊端，建立能够真正体现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
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激烈争论。不过，有的学者把自由派和新左派比作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对孪生子，因为他们都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不良现象持比较激烈的批判态度。但事实上，二者观察问题的角度、立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方向基本上都是相反的。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除了义无反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实行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以外，没有别的选择。而对于新左派来说，自由主义所希望的这种全球化进程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恰恰就是这一进程的结果，因此西方新左派对这个进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被搬用到中国。具体来说，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关于对近代中国革命的看法。自由派对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范围的激进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一个结果，这一发展使得这一历史运动脱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流——资本主义。某些人甚至对近代的一些反帝爱国运动也持批评态度，认为它是盲目排外、拒绝现代化的狭隘保守意识的表现；有人还把近代以来在反帝爱国教育下长大的青年人看作“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新左派则反对这些自由主义者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做法，认为这是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大趋势，当今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关于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在当今的中国已泛滥成灾，目前中国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入侵。近代以来，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丑恶的描绘和批判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对这一现实进行批判。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还没有融入全球化。当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加快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就中国的改革而言，对新左派来说，中国的改革道路走歪了，滑向了资本主义，应该用制度创新避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对自由派来说，中国的改革不够快、不够深入，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协调、不配套，应该加快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关于对社会弊病的分析。新左派认为，今天的社会弊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已出现过的“西方病”“市场病”，这些弊病在中国不能重演。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所谓“西方病”，恐怕源自中国文史教育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歪曲与丑化，以及五四以来左倾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片面影响。这些负面因素整整一个世纪都没有得到有效清理。当今中国的社会弊病，不能简单比附为外来的“西方病”“市场病”，而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所产生的“中国病”“权力病”。
第四，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弊病的看法。新左派认为，近代历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甚至“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没有错，应该挖掘其中的“制度创新”，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错误态势。而自由派则认为，从法国革命起源的近代左派政治文化，经过俄国传播到中国，逐渐被发展为登峰造极的“文革”实践，这是一条历史的岔道，在这条岔道上，牺牲最多的恰恰是最初被动员的社会底层民众。改革应该是向着世界主流文明回归。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依宪政治国，才能既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第五，关于如何对待现政权的问题。新左派呼吁监督权，要求公众对改革进行监督，对财富分配进行监督，对社会公平进行监督，但并未对政治的一元化权威加以否定，他们更多的是强调集体领导和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及更多的人民性。自由派则要求改变国体、政体，结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自由民主体制。
第六，关于社会基本价值问题。自由主义者在当今中国崇尚的基本价值为自由、财产权利、宪政民主，而新左派关心社会公正、平等、直接民主和对劳动权利的保护。自由主义者视言论自由为生命，主张全力争取言论自由；而新左派则强调今天的中国抽象的言论自由是伪命题，当今中国真正缺乏言论自由的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是深受市场化剥夺的工农大众，而自由派知识分子更多地替有产者代言，压抑了无产者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竞争不充分，效率不高；新左派则认为，中国社会竞争过度，缺乏公正。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一直是思想界论战的主旋律。二者的争论不仅深化着人们对改革的认识，而且也加深着人们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解，同时也推动着当代中国的学术和理论的发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各有得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流政治思潮相对立的，但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学术上讲，他们之间的争论仍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意义的争论之一。
除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以外，社会民主主义（又称民主社会主义）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颇为活跃的一个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本是诞生于19世纪西方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左翼政治思潮，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一思潮在我国曾有传播，但自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一直是被作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的。20世纪80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重新浮现，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开始关注和介绍，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陆续出版了中译本，理论界一些人也对这一思潮开始持赞赏的态度。但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所批判，但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拥护者，所以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它依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我国的改革日益涉及深层次的问题，也由于西方国家掀起了“第三条道路”的热潮，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和东欧都得到了复兴，所以国内知识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又日渐升温，以至于到2007年时，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公开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作社会民主主义的诠释，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就曾这样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谢韬的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和政界中引起不少议论。在此前后，一些在舆论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也纷纷发表文章、通信或谈话，使用宪政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等不同语汇，主张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主张“换旗”。一时间，社会民主主义在一些精英中间，成了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在他们看来，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在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都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健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实行具有鲜明妥协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浮现也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批评，许多人对照搬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表示反对。曹长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民主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是以唯心主义的多元论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应该讲，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推行了一整套有关实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扩大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权利。但这没有根本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别，没有改变和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端。所以决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提并论，混淆民主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混淆党的创新理论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
刘绥虎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实践，虽然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始终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和一些实践举措，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借鉴意义。但这种借鉴，是高举我们自己的理论旗帜、不失去自我的借鉴。我们经由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总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得出了当代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结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我们的理论旗帜。
徐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既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又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绝不是照抄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如在提倡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绝不是说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谢韬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有试图影响十七大的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党中央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央的这些表态，可以说是对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明确回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一个时期，除了上述影响较大的几个思潮以外，还涌现出了一些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体现出人们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不同思考。这些思潮包括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以及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化资源的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等。这些思潮以不同的价值取向、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表达了各自的忧患意识，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主张。如新国家主义对国际资本的担忧，民族主义对右翼势力妖魔化中国的不满，自由社会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对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及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等对传统价值的珍视和对本土资源的重视。这些都反映人们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发展前途的不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