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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9年政治风波为止。
如前所述，以把马克思主义僵化和教条化为特征的极“左”思想在我国思想界统治长达20年之久，特别是经过10年“文革”的强化，它成为我国政治思想繁荣和发展的严重桎梏。这是“文革”结束后我国仍有两年处于徘徊状态的根本原因。这两年间，不仅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
的思维模式，而且即使普通的民众，要从长期所受的极“左”思想的熏染中解脱出来，也并非是一件易事。真正使人们开始摆脱这种思想束缚的，还是源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及此后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粉粹“四人帮”后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摆脱“两个凡是”和极“左”思想的束缚，告别乌托邦社会主义传统，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在冲破僵化的教条主义束缚方面，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对于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来说，这种解放决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着明确的路径指向，即冲破极“左”思想的束缚，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原本的精神实质上去。然而在客观上，冲破极“左”思想的束缚后，人们的思想并不是只朝着这一个方向前行，而至少是朝着三个维度发展。这首先体现在1978年秋天开始出现的“西单民主墙”上。
所谓“西单民主墙”，指的是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人行道旁一排曾用来张贴大字报的灰色矮墙。这里本来是繁华区，又设有几路公共汽车的车站，人流如织，熙熙攘攘。从1978年春开始，便有人在这里张贴大字报。大字报并非是正常的民主形式，但在民主被践踏、法制不健全、言路不畅通的社会环境里，民众往往是利用大字报这种非正常的渠道抒发内心的积怨，表达自己的诉求。初期出现的大字报，多是那些在“反右”“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蒙冤受屈者向社会公开冤情、要求申冤昭雪的文章，其内容多就事论事，未涉及更多的政治内容。
然而从1978年秋天开始，这里成为一些人表达政治见解的地方。事情缘起于1978年复刊的《中国青年》被强令收回一事。1978年9月，在“文革”中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青年》的复刊号却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刊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其理由：一是这一期刊登了1976年“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汪东兴认为这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鸣冤叫屈（当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二是未登毛主席的诗词；三是没有登华国锋的题词；四是该期刊登了一篇“本刊评论员”的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中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其意是指破除对毛泽东晚年极“左”思想的迷信。
这是汪东兴下令查禁的主要原因。
查禁之举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极大不满和愤慨。有人将这一期杂志逐页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供人阅读和评判。此举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拥到西单墙去观看，许多人读后还在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纷纷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日益高涨，“西单民主墙”的气氛也越来越热烈，越来越集中于民主和法制等政治问题，并且这种态势逐渐向全国扩散。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西单民主墙”的问题引起了中央工作会议的高度关注。会议期间，胡耀邦通过中央党校、新闻机构、共青团等渠道，不断地把“西单民主墙”的情况，采用简报等形式，反映到中央工作会议上，起到了推动人们解放思想的作用。这期间，北京市委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就更增加了“西单民主墙”的热度，其反映的大量历史积案和现实问题，成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关注的议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社会舆论和民间思想也日益活跃起来，并有超出现有制度框架的趋势。一方面，各地涌现了许多民间刊物，如北京就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等数十种之多，上海的民间报刊主要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编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另一方面，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还出现了许多自发的民间组织。其中的一些组织以“民主”“自由”“人权”相号召，举行集会游行，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发传单，印行刊物，发表宣言、纲领，提出口号、主张，进行各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
此时“西单民主墙”也逐渐向自由化方向发展。1979年元旦，在中美正式建交的时候，“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此信崇拜西方而贬损中国，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1979年1月6日，任畹町等7人贴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中国人权宣言”，宣布成立“中国人权同盟”，提出12条纲领，并将其交给外国记者，公然要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声称“本同盟要求世界各国人权组织及公众给予支持”，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
北京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是油印刊物《探索》的主编。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期间，他通过其刊物煽动推翻现存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诬蔑中国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中夺过来”。他写的这些文章，有的张贴在西单墙上，有的登在《探索》上。这个刊物曾在北京、天津广为张贴、散发和出售。《探索》等组织的一些人还想出各种办法同外国人联络，企图借助外国势力达到他们的目的。每当他们贴出大字报即给外国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看。我国西南战事爆发的第四天，魏京生还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
与此同时，在“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中，也有一些代表极“左”派的大字报。其中一张大字报就批评：“邓小平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在北京，一个自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组织，把一份份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主要内容是“批胡耀邦、胡乔木的修正主义路线”。另一个叫“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的十九人委员会”的组织，把一份反映他们主张的稿件同时发往十几家报社，长达一万六千多字，通篇大骂邓小平是个机会主义者。
当时，有人把这种指责概括为“四过头”：即“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阵线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有三种政治思潮：第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主张解放思想、破除“左”的教条；主张改革开放，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第二种是以“两个凡是”派为代表的正统“左”派保守思潮。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潮在一般民众中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以传统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包括毛泽东晚年的极“左”思想为遵循，反对改革开放，力图维护和延续原来的计划体制，坚持对思想和社会生活的严格控制，以此来保持党的权力地位。第三种是以西化派为代表的正在形成中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有人也称之为新启蒙主义思潮。从其成员的构成来看，主要是想摆脱极“左”思想和专权政治束缚的普通民众，而非后来的政治风波中出现的知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其前期对极“左”思想的批判以及部分政治要求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相一致，故而曾得到过一些政府领导人的赞许和支持。然而后期的发展却越走越远，逐渐超出了改革者的初衷。他们举着民主、自由、人权的牌子，却又很少致力于学理上的阐发和论证，而是直接付诸政治行动，其中的多种形式带有违宪的性质。
很显然，事态的发展已偏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左”和右两种极端思潮的发展远离了改革开放的预期并影响到政治的稳定。于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一方面强调了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指出要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为摆脱“左”右政治思潮的干扰，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此后，思想界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有所收敛。
但是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历史如何评价，一直是这一运动中思想争论的主题之一。在文艺界，1981年开展的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批判，是这一争论的重要表现。《苦恋》是部队作家白桦发表于1979年第3期《十月》杂志上的电影文学剧本，1981年拍成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剧本描写了一个画家凌晨光一生“苦恋”祖国的悲剧。故事的主角在青年时期曾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被国民党特务追捕，躲进轮船，到了国外。在美洲的一个国家，他出名成家，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有别墅、轿车、使女、画室。他举办画展，博得了外国人的赞赏和尊敬。新中国诞生后，画家抛弃国外的一切，返回祖国。回国后，画家仅有过短暂的快乐，接着就是“文革”的浩劫。全家被赶到昏暗的斗室，画家生日那天，被打得满身鞭痕。女儿觉得在“这个国家”不能容身，决定跟男朋友弃国出走，凌晨光不同意，此时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他被人追踪，带着“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还要逃亡”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号，藏身苇荡，啃生鱼，吃鼠粮，成为荒原野人。剧终，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问号上的那一个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
《苦恋》虽然是对极“左”思潮的一种反思，但是它走到了另一极端，那就是对新中国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社会的过分美化。如果对这种思想倾向任其泛滥，会对现存制度构成严重威胁。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批评《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认为《苦恋》的出现，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在理论界，1983年开展了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人道主义在极“左”思想统治的年代里，一直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成为讨论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在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发表了《怎样识别人道主义》、王锐生发表了《关于人性概念的理解》、汝信发表了《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等文章。从1980年至1982年，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论文发表了四百余篇。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1983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还发表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同年，原文艺界负责人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指出，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谈到“异化”问题时，他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的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作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他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也就有了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该文的发表，曾在党内引起过不小的争论。
针对这场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邓小平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有明确的表态，认为这同当时思想战线上其他领域里的一些不健康现象一样，是一种精神污染。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
在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时，他说：“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是批评资本主义而是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
谈到异化问题，他说：“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
邓小平讲话以后，开始了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工作。1984年1月，《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胡乔木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进行批评的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时至今日，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学术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对于这场讨论，我们不妨留待后人去评价。但如果我们将这场争论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就会发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确实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
王若望是上海作家，《上海文学》原副总编辑。自1979年以后，他经常借作报告和发表文章之机宣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批评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我们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吗？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弄来的，很多东西是虚构的模式……这导致了我们三十六七年历史的畸形，即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所谓社会主义“实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不过抹上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油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中国紧迫需要的”，要“回过头来再补课”。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包括选举。他说：“共产党的书记什么也不懂，靠整人吃饭。”他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认为“有创作自由，看戏自由，还要你管什么”。针对改革开放，他说，有人认为科技可以引进，而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是不能引进的，有污染的。对这个问题应怎么认识？他说，也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科技不是孤立的，是它那里的意识形态、思想基础带来的，我们光引进科技，不引进他们的思想，等于只引进硬件没有引进软件一样，空的。他声称“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辩护”，并以“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自居，鼓动青年和大学生“跟着自由化走”。
刘宾雁是《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在许多地方发表讲演、文章，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陈腐的、曾经把中国几次引向灾难的过时观念，僵硬的、教条主义的东西，词句很好，内容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称共产党现在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意识形态”。
他说他写《人妖之间》《千秋功罪》“都是为了展示一个真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腐败”。
在他看来，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和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等都是为了把人变成党的“驯服工具”，他把新闻工作者接受党的领导说成是当“三孙子”。
方励之原是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员，1984年调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此期间，他在许多场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等所有全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主张全盘西化。
他们的这些言行在当时起到了煽动学生的作用。1986年底的学潮，就是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下发生的。这次学潮的发源地就是中国科技大学。1986年12月1日，科技大学校园出现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号召人们“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此时，方励之在一些高等院校煽动说，科大学生不够活跃，你们怎么也没点儿“闹事”的迹象。他认为学生是民主化的进步力量，鼓动学生“冲击社会”，说“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他还鼓动说，对民主“争取可以有各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4日晚，科技大学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大会。会上，有的学生登台演讲，提出把科技大学办成“民主特区”，次日，科技大学学生在合肥高校中串联，约定当天下午举行游行示威。13点许，四千余名学生呼喊着“打倒封建独裁”“要民主民权民法”“孙中山万岁”等口号走上街头。15时半，冲击了安徽省委。9日上午，合肥高校三千余名学生举着过激标语再次上街并冲击市政府，在安徽日报社聚众闹事。随后上海、武汉、南京、北京、长沙等地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一些人乘机煽动，使这些城市的交通受阻，许多职工无法正常上下班，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少数坏人还混在学生当中制造混乱，他们捣毁汽车、侮辱妇女，进行破坏活动。为稳定秩序，制止坏分子的捣乱，上海市公安局发布了维持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秩序的两个通告。26日，北京市也发布了关于游行示威的10条规定。同时，这些城市的各界知名人士及各行各业的群众纷纷发表谈话，寄语大学生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不要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当花朵，不要受少数人的挑唆和利用。
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他还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
他要求在处理学生闹事的问题上，领导一定要旗帜鲜明。
这次由少数人煽动的学潮，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涉及18个省、28个大城市的高等院校。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学潮被及时制止。1987年1月，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
关于这次学潮，邓小平在1987年1月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指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一致同意了胡耀邦的这一请求。
在制止学潮的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在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过热的现象，由此带来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1987年上升了18.5％，物价上涨幅度超出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与此同时，一些政府官员和投机商人勾结，利用价格的“双轨制”倒卖市场紧缺物品，哄抬物价，出现了所谓“官倒”现象，导致“商品大旅游，价格滚雪球”，加剧了市场物价的上升势头。
为了消除价格“双轨制”造成的流通领域的混乱，借以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并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要求，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提出了“闯（物价改革）关”的口号。但是一股抢购风潮此时从南到北逐渐传播开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抢购商品和提兑存款的现象。正是这种混乱局面使得人们对改革产生了疑虑，中央也试图通过加强集权来整顿，稳定社会经济秩序。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到1989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抢购风潮基本被遏制，经济生活中的不健康因素和比较严重的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这些暂时困难和问题，成为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青年学生闹事，攻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从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4月15日前，方励之频繁接受香港和国外记者的采访，继续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宣扬激进的西化观点。例如，1988年9月6日，香港《时报》发表《方励之谈大陆知识分子处境》一文，方说：“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标是实现必要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他还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9月16日，香港《时报》报道，方励之在香港说，大陆的出路，就是“资本主义化”，“整个的要改弦更张”。
与此同时，北京等地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激进西化派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等活动，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提供了舆论准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一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死的谣言，散发大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小字报，使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很快发展为学潮和政治性示威。在少数人的操纵下，几天之内，北京连续发生了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占领天安门广场和大规模游行示威等严重事件。在西安、长沙、成都等地，一些坏人利用学潮进行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在此期间，动乱的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他们的纲领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二是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过处分和批评的人平反。在这种严重形势下，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揭露了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达到其破坏民主法治、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目的；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发表后，绝大多数学生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相继回到学校。到5月初，80％的罢课学生复课，动荡的局势趋向和缓，只有少数学生要求对话。但是由于中央领导层内部对动乱的定性问题存在分歧，结果使本已趋向平缓的局势再次动荡起来，5月13日下午，首都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请愿，并递交“绝食宣言”。学生的绝食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部分人从不同角度发出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致使前去“声援”的人不断增加，全国一些大城市乃至中等城市也发生了游行示威。
在此严峻局势下，5月19日晚，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在首都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根据国务院令，从5月20日上午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策划者拒不服从戒严令，仍占据天安门广场，竭力使动乱加剧，终于使动乱发展成为暴乱。
6月3日凌晨，首都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包括天安门广场在内的各个执勤位置。为使戒严部队能顺利执行任务，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了紧急通告，宣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阻拦军车，堵截、围攻解放军，妨碍戒严部队执勤。但极少数动乱分子煽动一些人，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当日下午，一伙人围堵、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广播电视部等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在此万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定决心，于当晚命令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动乱。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为避免伤害群众，通过电台、电视台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市民提高警惕，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晚10点左右，各路戒严部队先后开进市区。在部队开进和执行军务过程中，一些暴徒焚毁大批军车，抢走枪支弹药，用暴力手段杀伤或绑架解放军和公安干警，戒严部队被迫实行必要的自卫。4日凌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千名学生在戒严部队的耐心说服和勒令下和平撤离，5点半完成清场任务，首都的暴乱被平息。
“六四”政治风波是改革开放冲破极“左”思想的束缚以后，以激进西化派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急剧发展的一个结果。激进西化派的政治思想虽然也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和主张，但由于不顾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道路，所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干扰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六四”政治风波的平定，使这一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得到了遏制，也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避免了走全盘西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