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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尤其是他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一些看法，受到了左翼人士的激烈批评。这些批评在以后的相关章节中会有体现，本章就不再赘述。这里仅就如何看待自由主义及其历史作用，如何评价它的政治主张，以及如何对待这一政治思潮等问题，作一点简单的讨论。
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以来兴起于西方、传播于世界的第一大思潮，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它所倡导的基本原则既是对封建主义社会政治原则的根本否定，又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精神和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原则的准确表达；它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反对封建主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自由主义对宪政和法治的强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实质上就是要保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而这种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炸毁了封建所有制关系，并代之以自由竞争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新的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
自由主义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日益增长的现实要求。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不仅屈从于自然的力量，受自然力的任意摆布，而且还屈从于各种狭小的共同体和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受各种社会力量的专断统治。更有甚者，人还匍匐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精神偶像脚下，心甘情愿地让上帝或神成为自己的主人。所有这些，都是人征服外在力量的能力不够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的主体性没能得到足够发展的体现。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强调，在促进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自由、平等的人与人关系的要求，这对摆脱中世纪封建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的禁锢，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进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自由和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基本特质，对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不同的现代思潮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和平等带有很深的资产阶级烙印，但它仍对现代文明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建立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自由平等的人与人关系在政治上的后果必然是民主政治的建立。虽然自由主义最初设想的民主是最弱意义的民主，但和封建专制相比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同时，自由主义自由观中所包含的思想言论自由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以来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和科学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尽管科学技术的进步根源于社会生产的内在需要，但是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不能摆脱各种思想禁锢，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虽然人文领域较科学领域要更为复杂，并且不同思潮在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上有较大差异，同时这种差异也给社会和谐与社会共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缺乏思想自由的环境，没有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仅仅依赖思想的专制，除了制造愚昧以外，真正的和谐与共识也难以达成。因此，无论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思想文化的繁荣，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应该承认，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应该承认，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很多积极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并向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统治发起了挑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封建统治的瓦解和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次兴起，也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治观念的传播和法治社会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虽然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与其他思想流派一样，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源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也源于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限制。
第一，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虽提高了个人的地位，但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没有正确认识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人都被视为孤立的原子，因而这种个人主义也被称为“原子式个人主义”。后来的现代新自由主义者把人的社会性纳入对人的理解中来，但由此他们也多少失去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精神。在对人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接近于人的本来面目：“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古典自由主义者过分夸大了现代人的独立性，忽视了人的本质属性是他的社会性，看不到人离开了社会也就离开了社会所积淀和承载的文化，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动物。原子式地理解个人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局限，也被人们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阿基利斯之踵”
。这一局限所导致的个人主义使得自由主义者在强调个人视角的价值时，常常忽视或轻视社会视角的价值。如它强调个人自由时，轻视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强调个人权利时，忽视了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强调形式平等时，忽视了实质平等的意义；强调限制政府权力时，轻视了政府权力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等等。从它强调的那一面来说，都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因而也是对的；但从现代社会良好秩序的整体来看，它所忽视的那些方面也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忽视它们就会带来社会疾患，因而这种忽视就是错误的。这也是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要纠正它的主要原因。
第二，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虽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但由于其缺乏历史感，使之不能够从历史的、生长的、发展变化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极易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形成“右的教条主义”。普遍主义喜好抽象地和静止地看待问题，无视价值的情景性、多元性和冲突性，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和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成为教条主义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混淆了事实和价值或者“是”与“应该”的关系，忽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差别；它把适用于事实世界和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误用在人文现象和价值领域中，犯了用科学方法解决非科学领域问题的科学主义错误。普遍主义并非自由主义的专利，而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然而西方思想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个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的努力都是失败的，任何试图证明自身具有永恒真理性的思想体系论证都是不成功的，任何宣称自己的价值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断都是不断被历史发展所解构的。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虽然在终极价值问题上放弃了一元论的观点，但当它把自由作为唯一普遍的工具性价值时又重新陷入了一元论的窠臼。
第三，自由主义的形式平等主义虽然是一种进步，并且对法治有积极意义，但它却为剥削和事实不平等留下了空间。事实证明，仅仅强调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忽视人与人之间拥有资源的巨大差异，在自由竞争中必然会导致起点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进而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形式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和之前的文明社会一样，也是“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才建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并认为“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第四，自由主义对政府保持警惕的态度，并把政府的职能限制在保护人权上，这虽有利于防止政府的专制，保障个人的权利，但它过分强调了政府可能具有的消极作用，轻视了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可能会有的积极作用，这不符合社会发展尤其是后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作为社会共同体维系和发展的工具，利用不当自然会危害社会，而利用得当则会造福社会，这取决于能否有合理的职能定位和制度安排。至于政府应承担什么样的职能，不取决于先验的原则，而取决于社会共同体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具体需要。满足这些需要，政府就能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或危机，促进社会的发展，否则社会的发展就会因这些问题或危机而受到阻滞。以近代以来的历史为例，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对政府提出的职能要求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就像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先发展国家面临的危机一般是循序展开的，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依次经历了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力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等，而后发展国家则大部分是各种危机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尖锐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展国家用小政府就可以去解决这些危机，而后发展国家离开一个职能相对较多、权力较为集中的强政府就难以解决这些危机。这一点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并不简单地强调限制或分散政府的权力，而是强调“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能够创制政策，即由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才能成功地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而“在那些较晚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提出创新方案所要求的组织的多样性和权力的分散程度，要比早期现代化社会为低”。
由此可见，强调政府权力应受限制是正确的，但过分敌视政府，仅仅把政府职能限定在保护人权上，妨碍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则是错误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第五，自由主义主张代议民主和多党竞争选举，虽然相对于封建专制来说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把此作为民主的实质内容并要求无条件地实施，则忽视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丰富内容和民主形式的多样性质，并忽视了健全的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及民主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意义。选举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虽有重要意义，但它充其量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它的好坏优劣既不能由它自身来评价，甚至也不能以它实现的民主程度来评价，而应以能否促进社会有效治理或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来评价。实际上，在自由主义那里，代议民主本身就是作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被看待的，但是由于它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所以它看不到需要承担较多职能并因而需要集中较多权力的政府与这种民主形式之间存在的张力。我们在非西方国家一些轮流执政的竞争性民主体制中看到的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乱象，政府软弱无力、社会不能有效治理的政治困局，就是这种张力的具体表现。因此，抛开自由主义民主自身固有的缺陷不说，即使它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有效的治理，也决不能断言它是能够适用于任何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的普适模式。实际上，从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以及由此对政府提出的特殊要求来看，创造适合自身社会发展要求并与强政府
需要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形式，是比简单照搬或模仿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更为重要的任务。
第六，自由主义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虽然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它忽视了市场自身的缺陷，忽视了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力同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一样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而也忽视了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们早就提出了市场失灵理论，即使一些自由市场的弄潮者，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家，也不赞成“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他看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就是完全市场假设，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按照经济学理论假定的那样达到均衡。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反身关系，它会产生一种先自我增强但最终自我溃败的暴涨—暴跌过程，或称其为泡沫”
。另外，西方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乃至一些现代的新自由主义者，也都看到了经济权力的集中和不受约束所带来的危害，如大资本对社会的操控和巧取豪夺，经济垄断导致的超经济剥削和效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负外部性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少数人对大部分社会财富的占有及其不平等的固化，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自由主义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和发挥市场作用虽然是对的，但忽视对经济权力或资本权力的约束，忽视对公共财产的保护
，看不到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则是错的。
第七，在实践中，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在反对封建主义、促进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所固有的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和中国的现实缺乏深入正确的认识，并常常盲目迷信西方特别是美国，不顾具体情况地生搬硬套西方经验和自由主义理论，从而陷入了一种右的教条主义。结果，自由主义不仅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在这两个伟大的历史事变中，它都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如何正确对待自由主义，既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不仅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社会共识的形成，而且也有利于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
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历来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当今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言人。茅于轼喜欢说他是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有一半说的是事实。当今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主要弄潮者。只要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应该认识到资产阶级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识到和其他劳动者一样，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并且应该承认他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建设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改变和抵制改革开放以前“左”的思潮盛行时期的那种观念，即把资产阶级简单视为敌人和反动派的观念。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尚且是无产阶级争取的同盟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当我们更需要发挥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时，反而一味采取敌视的态度，那将是非常有害、非常不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致的。企业经营得好、效益高，不仅有利于企业主自身，也有利于工人的就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对资产阶级一味采取敌对态度，既不利于劳动者的利益，也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国家的发展。
不过，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统治者，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得益者，因此他们在本性上是趋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从这一点来讲，他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这也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竭力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竭力批判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同样，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尽管存在利益一致的地方，但二者的利益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他们事实上都在自觉地进行着阶级斗争。他们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否定，对毛泽东的攻击和辱骂，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唱红歌的忌恨，对富人及其“原罪”问题的辩护等等，无不体现着阶级斗争的性质。事实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种斗争，如何处理自由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这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重大问题。处理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健康地发展；处理得不好，要么回到极“左”时期的老路上去，要么可能和平地也可能动乱地转向资本主义。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纯粹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不相容的；反之，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以社会利益为导向的一套价值目标体系，那么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相容的。这里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力量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要克服资本的逻辑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片面性，使社会得到健康和全面的发展。
实际上，从上边的理论分析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既有它的历史贡献和某些合理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从其历史贡献来讲，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性的一些内在要求，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之一。有鉴于此，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应该积极汲取和借鉴其中的合理因素，例如对人权的尊重、对私人领域的保护、对自由的倡导、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对法治的重视，等等。在这里，我们应该反对那些拒斥西方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曰土教条主义）和试图回到极“左”思潮盛行时期的“左”的教条主义，提倡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由主义，并用拿来主义的方法为我所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第一，自由主义不等于现代性，充其量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些主要特征，其他政治思潮，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共和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也都分别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另一些重要特征。第二，现代性没有唯一的固定模式，换句话说，现代性是多元的、流动的，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形成的现代性也会有不同的特征。实际上，西方的现代性就带有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烙印，这些传统是非西方国家未必都能学也未必都需要学的。另外，即使是西方的现代性也是在不断流变的。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们反思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都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化。第三，现代性也不是至善至美的，它是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从历史经验来看，现代性的实现不仅是一个充满血与火的过程，而且现代性中某一方面的过分张扬还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例如，过分张扬自由竞争不仅在社会内部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激化，而且在社会外部引发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反过来，过分张扬平等，不仅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下降，而且造成了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由此带来的现代专制。由此可见，把自由主义（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唯一摹本去模仿学习的做法是简单幼稚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的化身，它只是人类文明进步特定阶段中的一个历史性成果。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它自身一定会被历史进程所扬弃和超越。因此，我们也要反对对本土文化自卑自弃的历史虚无主义，盲目崇拜自由主义、过分美化西方社会的崇洋媚外思想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洋教条主义或右教条主义。
鉴于自由主义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我们在借鉴其合理因素的同时，要注意弥补它所忽视的许多东西，如：既要讲自由，也要讲平等；既要讲形式平等，也要讲实质平等；既要讲个人权利，也要讲社会义务；既要讲法治，也要讲道德；既要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也要保护最容易受到侵犯的公共财产；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也要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重视政府宏观调控的意义，等等。实际上，一个健全的或和谐的社会应该是各种价值、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兼顾的社会。凡是不能兼顾的地方，社会就一定会产生疾病。这种疾病除非是严酷的环境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否则任何有理性的人们都会要求尽量地避免它或治愈它。看不到这种合理性的要求，看不到自由主义的片面性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而一味地坚持走西化的道路，只会把中国引向动荡的邪路。
总之，中国人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继承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由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造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不是简单地鹦鹉学舌、照搬照抄或拾人牙慧。这既是自身文化特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