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在刊物上连载，一八八一年单行本出版后不久作者就因病去世，当时和后来的俄国国内外评论界都有不少人把它看作是作者一生总结性的作品。

小说写了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最后酿成的悲剧。也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许多作品中一样，作者借助于对人物心理鞭辟入里的分析刻画，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俄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

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是俄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农民改革”，名义上解放了农奴，实际上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悲苦命运，而资本主义和伴随而来的一切弊病，却使广大城乡普通人民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与此同时，上层社会的腐朽和知识阶层的彷徨也更加明显。旧的生活基础和道德准则正在迅速瓦解，而新的生活及其前途对多数人来说还非常模糊。俄国向哪里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文化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考焦虑而得不到解答的苦恼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贫病交困的晚年，用全副心力酝酿和写成了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以先前亲自看见的一个年轻军官的杀父冤案为情节核心，塑造了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志趣和思想倾向的儿子的典型形象：“一家之长”老卡拉马佐夫纵欲、贪婪；大儿子米卡粗野率直、狂暴任性；二儿子伊凡对社会抱着犬儒主义的怀疑嘲弄态度；最小的儿子——作者的理想人物阿辽沙却真诚地相信用爱可以战胜世上的一切邪恶。在作者寓言式地托名为“畜栏”的一个外省小城市里，这一家的父亲和长子为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的争执，竟至于势不两立。而老头年轻时同一个被他欺凌的穷苦痴女养下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因为受了伊凡“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哲学的感染，又为自己在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起来的怨毒情绪所驱使，终于利用那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米卡涉嫌入狱，葬送一生；伊凡内咎自责，神经错乱；斯麦尔佳科夫也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只剩下阿辽沙孤身一人弃家远游，继续用基督教的博爱去拯救这罪恶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作者想通过这样一个家庭悲剧，就俄国当时所面对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病根问题，提出他自己的治疗方案。离开社会根源，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罪恶现象，自然会得出远离实际的错误结论；把抽象的爱作为拯救社会的良方，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只会掩盖病因，贻误生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错误立场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初期，以小说《穷人》（1846）赢得广大声誉时，他曾站在革命民主派的阵营，并因参加青年革命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而遭到沙皇政府的流放（1850—1859）。但在此以后，他就逐渐离开原来的战友，在自己的创作和言论中愈来愈突出地宣扬抽象的“人类心灵的两重性”，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赞美驯顺、受苦和博爱的宗教精神，怀疑和否定六十至七十年代蓬勃兴起的俄国革命运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中这些反动的因素在他最后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明显的反映。难怪小说一问世，反动势力就立即表示欢迎，千方百计渲染和夸大它思想上的弱点，利用它作为反对进步思潮的武器，而进步评论界在肯定它的优点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它有害的一面。

然而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在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遗产中仍旧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那个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外省小城（“畜栏”）中的地主家庭，它的迅速破落就仿佛是从农奴“解放”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俄国旧秩序瓦解的缩影。法庭及其陪审官们不顾证据的含糊矛盾，可以任意武断地判处无辜的米卡几十年苦役，而凭着金钱的神通，又可以在押解途中受贿释放同一个“犯人”。这实际上是对沙皇政权下整个官僚机器的辛辣讽刺。从四乡到修道院来找佐西马长老的那些丈夫酗酒肆虐、爱子夭折或被征当兵的妇女，米卡“梦”中所见的那些守在被焚的家园旁嗷嗷待哺的村民，和他们怀中所抱的面目黧黑的枯瘦的婴儿，这等于是对俄国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的有力控诉。所有这一切，都鲜明地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恨，对人民痛苦的无限同情。尽管作家主观上竭力要把它们归因于人类本性中“永恒”的善与恶的斗争，并且连篇累牍地向读者进行他关于爱和宽恕的说教，但读者从他对事物的形象描写中，却总是会得出“决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的明确结论。更有意义的是，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正好与作家的主观意旨相反，以他们的实际言行驳倒了作家自己的说教。作为作者代言人之一的佐西马长老对于伊凡就上帝的存在问题所发表的怀疑论，提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反驳；而阿辽沙听了关于一个退休将军驱赶大群恶犬，将一名无辜的农奴小孩当着他母亲的面撕成碎片的事，却愤怒地断然说出了“枪毙！”这两个字。这些例子，再一次雄辩地证明，现实主义的力量毕竟会克服作家本人的主观偏见而获得巨大的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中最复杂而独特的一个，他这部小说又是最突出地显露了他的长处和短处的代表作，然而就是这部作品，也同样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文艺创作中这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

同时，也跟他在自己其他的作品中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充分运用了他独特的心理分析方法。通过心理分析来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外部世界，也是其他同时代俄国文学巨匠如托尔斯泰等的显著特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把它深入地推进了一步。这跟他总是将人物置于尖锐的戏剧性冲突中的手法结合起来，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常常造成了能使读者屏息凝神、心灵震动的巨大艺术效果。这些创作上的特色曾对后代西方文学起过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批判地借鉴。

本书译者耿济之先生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首先较有系统地介绍俄罗斯古典文学并卓有成效的前辈翻译家之一。这个译本曾在解放前出版过，因译者早已病故，现由秦水、吴钧燮同志据俄文原著代为校订，重排问世。这不仅是对济之先生的最好纪念，同时也是贯彻党关于借鉴中外文学遗产的政策，有利于繁荣我国文学创作的一件可喜的事。

吴钧燮
一九八〇年四月

献给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