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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不义必自毙。因灭佛而恶欲膨胀的崔浩在编写魏史的过程中有恃无恐地描述北魏先人的野蛮历史，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被震怒的太武帝杀掉。
两年之后，崇信道教的太武帝驾崩，心病日炽的太子也随之夭亡，对灭佛心存不满的长子文成帝粉墨登场。
为追悔父亲太武帝灭佛之举，文成帝在都城平城武周山（今山西大同东北）役使数万工匠，耗时30年，依山开凿了长达1000米、现存53个洞窟、51000尊雕像、被誉为“东方罗马石雕”的云冈石窟，据称其中第20窟中高13.7米的坐像即北魏太祖道武帝。现代文学家鲁迅曾将云冈的丈八佛像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把它们看做“坚固而伟大的”、“耸立在风沙中的大建筑”。
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八年（494），意犹未尽的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又开始在洛阳南部、渭水沿岸开凿了与敦煌、大同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的龙门石窟。
佛教之所以能够为北魏接受并极力尊崇，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它祈求和平、反对血腥的教义迎合了北魏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强烈愿望。因而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雕塑艺术呈现出神性与人性、威严与慈祥、壮大与婉柔、崇高与平和、高雅与世俗融合汇流的趋势，佛像也由隆鼻深目、大耳垂肩的西域特征演变为秀骨清相、圆润柔美的中国模样。后来的释迦牟尼造像，既有佛祖超尘绝世深不可测的神秘感，又有世间中人端庄闲雅温和慈祥的亲切感，既表现了人们所向往的佛国理想，也体现出了浓厚的人间情调和世俗趣味。更为令人惊奇的是，也许女性形象更能体现审美情趣，更能让具有恋母情结的中国百姓感到温馨，印度的男性观音菩萨竟然被改造成了一手持柳枝、一手端净瓶、身处莲花座中的慈眉善目的女观世音，以至于百姓只知菩萨，不知如来。从此，“菩萨保佑”几乎成为中国百姓的口头禅，这也是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的重要原因。如果说石窟是皇帝为国家安泰发出的祈愿的话，那么微笑安详的观音菩萨则是身处乱世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民众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