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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人称白傅。原籍太原，后徙下邽（今陕西渭南）。“父季庚，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新唐书·白居易传》）。
白居易出生于新郑（今属河南）。少年时代，因藩镇之乱，十二岁避难越中一带，经受了颠沛流离之苦，对社会现状有了清醒的认识。白居易素有远大抱负，长期潜心苦读，终于在贞元十六年（800）二十八岁时考中了进士。十八年应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与密友元稹一起进入官场。元和元年（806）准备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入四等，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在这里诗人和朋友王质夫、陈鸿共同游历仙游寺，语及天宝年间的旧事，后来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本期诗人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秦中吟》、《新乐府》大都完成于此时。在朝廷，诗人正道直行，敢于和皇帝当面进行争论，“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新唐书·白居易传》）。左拾遗任职期满后，皇帝允许他自己选择官职，白居易选择了京兆户曹参军。元和六年，母亲去世，按照当时的惯例暂时离开官场，回到下邽。
元和八年，白居易回朝任左赞善大夫，这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清闲官职。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越职言事。早年得罪过的小人趁机诬陷，说白居易母亲因赏花而坠井，白居易却写有《赏花》、《新井》诸诗，对母亲不孝，有伤名教，遂贬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认为白居易不宜治郡，于是追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贬谪对诗人打击很大，他由早年的志在兼济为主，转向了以独善其身为主。早年思想中本来就存在的佛教、道教的思想开始滋长，在庐山东林寺边修建草堂，时常读经修炼。在江州司马任上乐天写作了另外一首著名长诗《琵琶行》。四年后，即元和十三年，徙忠州刺史。忠州是一个偏僻的小地方，诗人在这里也很郁闷，有“天教抛掷在深山”（《木莲树图》）的慨叹。
元和十五年，宪宗暴卒，穆宗李恒即位，白居易被招回朝廷，任中书舍人。到了朝廷之后，他很快就失望了，他发现天子生活荒淫，不理国事，宰相才能低下，赏罚失度，面对四处横行的盗贼无能为力。白居易多次呼吁，他的意见却无人采纳。失望之馀，自己要求去外地任职。“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新唐书·白居易传》）。
乐天早年有宏大的抱负，后来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宪宗时代，白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以为遇见了千古明君，对宪宗抱有很大幻想，意欲奋力报效。在遇见挫折之后，白居易改变了早年的人生态度。自从沦落江州之后，白居易的生命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这么几点：
一、作为一个诗人他始终没有放弃诗歌创作，“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旧唐书·白居易传》）。早年的讽喻诗后期很少再写，但在他的诗歌中依然有一些关怀人民疾苦的诗篇，表明诗人并没有忘记民众的苦难。后期诗篇中表现得最多的是诗酒风流、逍遥自得、知命不忧的思想情感，这种情调对后世诗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晚年的乐天，始终没有和宦官集团同流合污，也没有介入牛李党争。“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旧唐书·白居易传》）。这一点后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呜呼，居易其贤哉！”（《新唐书·白居易传》）三、在杭州苏州等地，白居易兴修水利，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在杭州刺史任内，他带领民众修筑钱塘江，可以灌溉千顷农田。晚年在洛阳，施舍家财开凿龙门八节滩，以利舟楫通行。四、中年以后对佛教、道教越来越倾心。“东都所居履道里，疏诏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新唐书·白居易传》）。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也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最伟大的诗人。
白居易曾经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其《与元九书》说：“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许多学者对这样的分类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没有统一的标准，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是从题材上着眼的，而杂律诗又是从体裁上分类的。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他还说：“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也，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与元九书》）所以，杂律诗从格律的角度看是律诗和其他的杂体诗，而从题材的角度看，可以称为杂感诗。这样，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感诗之间就统一了起来。白居易自己最看重的是讽谕诗，取为压卷之作。可以和讽谕诗相抗衡是闲适诗。他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与元九书》）然而白诗中流传最广的却是感伤诗中的《长恨歌》和《琵琶行》。“非平生所尚”的杂律诗中也包括《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样的名篇。本文对白居易诗歌的介绍分为讽谕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其他诗歌三个部分。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直接关照当下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用诗歌来反映时代的脉搏与社会的变迁。他的作品，涉及当时历史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出许多社会弊端，达到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为权贵所“切齿”，充分发挥了匕首与投枪的作用，真正成为反映时代的“镜子”。组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关怀社会问题，干预现实政治，企图对不良社会现象加以纠正。如《轻肥》诗写宦官们的酒醉肴饱，骄横非常。该诗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无限愤慨意，自在不言中。《杜陵叟》为“伤农夫之困”而作。该诗的写作背景是，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次年春天，长安一带大旱，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请求减免租税，宪宗准许京畿地区可以免税，但事实上却不过是一纸空文。诗人通过杜陵叟的遭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卖炭翁》中，诗人通过对卖炭翁遭遇的描绘，揭露出唐代朝廷“宫市”的本质。这些诗真可谓“直书其事，而其意自见，更不用著一断语”（《唐宋诗醇》），“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唐诗别裁集》），沈德潜所论的是定评。
白居易的讽谕诗文字朴素浅显，直截了当，节奏明快，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早在作者生前，已经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清人赵翼曰：“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慨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即无全集，而二诗自已不朽，况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瓯北诗话》卷四）《长恨歌》和《琵琶行》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写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玄宗以纵情误国，玉环因恃宠致乱，诗人对他们的悲剧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此恨”深深感动着诗人自己，也震撼着历代读者的心。
《琵琶行》是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在叙事抒情中，通过精美的意象来勾勒一个个画面，以变化的节奏把画面连接起来，起伏跌宕。“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全篇的关键。诗中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故伎，一位是“谪居卧病浔阳城”的封建官吏。“我”同情琵琶女，理解琵琶女，并主动把自己与处于社会下层的伎女相提并论，引以为知音，这在中国诗史上是不多见的。故沈德潜曰：“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唐诗别裁集》）
除了以上所叙诗歌外，白居易诗集中还有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中说：“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这些诗歌从亲情、友情、爱情、山水情等方面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情感世界。
描写亲情的诗歌，如《邯郸冬至夜思家》，短短四句既写了邯郸驿里的诗人心理，也写出了千里之外家人的惦记，浓浓的亲情，浸透其中。《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一诗不用典故，不事藻绘，以白描手法，家常话语，抒写离乱之中的手足亲情，一气贯注，感慨凄凉。
白居易是一个非常看重友情的人，他的诗歌中描写友情的诗篇很多，他与元稹、刘禹锡等人的友情被传为千古佳话。像《问刘十九》这样的小诗，信手拈来，自然本色。红绿相映，友情醉人，也是诗坛上的珍品。他的诗歌中描写自然美景的作品非常多。《杭州春望》在一首七律中，诗人写出了杭州的名胜古迹、传说、特产、湖面风光等，容量很大，又很集中。诗人将这一切放在初春这样特定的背景下来描绘，又是“望”时所见，选取的角度不落窠臼。全诗色彩鲜艳，有曙光、彩霞、蓝天、白沙、柳色、红袖、青旗、绿草、梨花……这五彩缤纷的色彩装饰着美丽的西子湖、杭州城，使古城愈发婀娜多姿、美丽动人。
明江盈科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雪涛小说》）白居易的诗歌扩大了古代诗歌的境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白居易生前就诗名极盛，他的诗歌不仅在中国大地广泛流传，而且还跨越国界，走向了世界。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诗。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时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新唐书·白居易传》曰：“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
面对着盛唐诗人所达到的高峰，中唐诗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瓯北诗话》）元白选择了通俗一路。较之于元稹，白居易在通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高。他的诗歌节奏明快、语词清淡。后人用“白俗”二字来概括白居易诗歌的特征，就是指他的诗歌通顺平易。“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瓯北诗话》）“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刘熙载《艺概·诗概》）这是一种超越了平直和浅薄之后的通俗。当然，人无完人，诗也一样，白居易诗歌并非篇篇珠玑，特别是他创作有三千多首诗歌的时候，难免鱼龙混杂。白居易后期诗歌中反复叹息年龄老大，给人一种唠唠叨叨的感觉。
本书精选白居易诗歌169首，所选诗歌以广泛流传的作品为主，同时也选择了一些可以反映诗人不同思想情感的作品。本书在篇目选择、注释和解读方面参考了许多同类书籍。主要参考的书籍是：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苏仲翔先生的《元白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霍松林先生的《白居易诗译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汝弼先生的《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顾学颉、周汝昌先生的《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朱金城、朱易安先生的《白居易诗集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版），赵立、马连湘先生的《白居易诗选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本书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先生的约定而编写的，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本书在篇目选择、注释和解读中难免会有许多错误，敬请各位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孙明君
2003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