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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人称白傅。原籍太原,后徙下邽(今陕西渭南)。“父季庚,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新唐书·白居易传》)。

白居易出生于新郑(今属河南)。少年时代,因藩镇之乱,十二岁避难越中一带,经受了颠沛流离之苦,对社会现状有了清醒的认识。白居易素有远大抱负,长期潜心苦读,终于在贞元十六年(800)二十八岁时考中了进士。十八年应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与密友元稹一起进入官场。元和元年(806)准备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入四等,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在这里诗人和朋友王质夫、陈鸿共同游历仙游寺,语及天宝年间的旧事,后来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本期诗人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秦中吟》、《新乐府》大都完成于此时。在朝廷,诗人正道直行,敢于和皇帝当面进行争论,“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新唐书·白居易传》)。左拾遗任职期满后,皇帝允许他自己选择官职,白居易选择了京兆户曹参军。元和六年,母亲去世,按照当时的惯例暂时离开官场,回到下邽。

元和八年,白居易回朝任左赞善大夫,这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清闲官职。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越职言事。早年得罪过的小人趁机诬陷,说白居易母亲因赏花而坠井,白居易却写有《赏花》、《新井》诸诗,对母亲不孝,有伤名教,遂贬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认为白居易不宜治郡,于是追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贬谪对诗人打击很大,他由早年的志在兼济为主,转向了以独善其身为主。早年思想中本来就存在的佛教、道教的思想开始滋长,在庐山东林寺边修建草堂,时常读经修炼。在江州司马任上乐天写作了另外一首著名长诗《琵琶行》。四年后,即元和十三年,徙忠州刺史。忠州是一个偏僻的小地方,诗人在这里也很郁闷,有“天教抛掷在深山”(《木莲树图》)的慨叹。

元和十五年,宪宗暴卒,穆宗李恒即位,白居易被招回朝廷,任中书舍人。到了朝廷之后,他很快就失望了,他发现天子生活荒淫,不理国事,宰相才能低下,赏罚失度,面对四处横行的盗贼无能为力。白居易多次呼吁,他的意见却无人采纳。失望之馀,自己要求去外地任职。“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新唐书·白居易传》)。

乐天早年有宏大的抱负,后来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宪宗时代,白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以为遇见了千古明君,对宪宗抱有很大幻想,意欲奋力报效。在遇见挫折之后,白居易改变了早年的人生态度。自从沦落江州之后,白居易的生命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这么几点:

一、作为一个诗人他始终没有放弃诗歌创作,“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旧唐书·白居易传》)。早年的讽喻诗后期很少再写,但在他的诗歌中依然有一些关怀人民疾苦的诗篇,表明诗人并没有忘记民众的苦难。后期诗篇中表现得最多的是诗酒风流、逍遥自得、知命不忧的思想情感,这种情调对后世诗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晚年的乐天,始终没有和宦官集团同流合污,也没有介入牛李党争。“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旧唐书·白居易传》)。这一点后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呜呼,居易其贤哉!”(《新唐书·白居易传》)三、在杭州苏州等地,白居易兴修水利,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在杭州刺史任内,他带领民众修筑钱塘江,可以灌溉千顷农田。晚年在洛阳,施舍家财开凿龙门八节滩,以利舟楫通行。四、中年以后对佛教、道教越来越倾心。“东都所居履道里,疏诏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新唐书·白居易传》)。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也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最伟大的诗人。

白居易曾经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其《与元九书》说:“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许多学者对这样的分类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没有统一的标准,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是从题材上着眼的,而杂律诗又是从体裁上分类的。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他还说:“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也,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与元九书》)所以,杂律诗从格律的角度看是律诗和其他的杂体诗,而从题材的角度看,可以称为杂感诗。这样,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感诗之间就统一了起来。白居易自己最看重的是讽谕诗,取为压卷之作。可以和讽谕诗相抗衡是闲适诗。他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与元九书》)然而白诗中流传最广的却是感伤诗中的《长恨歌》和《琵琶行》。“非平生所尚”的杂律诗中也包括《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样的名篇。本文对白居易诗歌的介绍分为讽谕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其他诗歌三个部分。

1.讽谕诗及其理论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直接关照当下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用诗歌来反映时代的脉搏与社会的变迁。他的作品,涉及当时历史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出许多社会弊端,达到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为权贵所“切齿”,充分发挥了匕首与投枪的作用,真正成为反映时代的“镜子”。组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关怀社会问题,干预现实政治,企图对不良社会现象加以纠正。如《轻肥》诗写宦官们的酒醉肴饱,骄横非常。该诗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无限愤慨意,自在不言中。《杜陵叟》为“伤农夫之困”而作。该诗的写作背景是,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次年春天,长安一带大旱,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请求减免租税,宪宗准许京畿地区可以免税,但事实上却不过是一纸空文。诗人通过杜陵叟的遭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卖炭翁》中,诗人通过对卖炭翁遭遇的描绘,揭露出唐代朝廷“宫市”的本质。这些诗真可谓“直书其事,而其意自见,更不用著一断语”(《唐宋诗醇》),“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唐诗别裁集》),沈德潜所论的是定评。

白居易的讽谕诗文字朴素浅显,直截了当,节奏明快,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2.《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早在作者生前,已经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清人赵翼曰:“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慨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即无全集,而二诗自已不朽,况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瓯北诗话》卷四)《长恨歌》和《琵琶行》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写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玄宗以纵情误国,玉环因恃宠致乱,诗人对他们的悲剧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此恨”深深感动着诗人自己,也震撼着历代读者的心。

《琵琶行》是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在叙事抒情中,通过精美的意象来勾勒一个个画面,以变化的节奏把画面连接起来,起伏跌宕。“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全篇的关键。诗中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故伎,一位是“谪居卧病浔阳城”的封建官吏。“我”同情琵琶女,理解琵琶女,并主动把自己与处于社会下层的伎女相提并论,引以为知音,这在中国诗史上是不多见的。故沈德潜曰:“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唐诗别裁集》)

3.其他诗歌

除了以上所叙诗歌外,白居易诗集中还有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中说:“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这些诗歌从亲情、友情、爱情、山水情等方面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情感世界。

描写亲情的诗歌,如《邯郸冬至夜思家》,短短四句既写了邯郸驿里的诗人心理,也写出了千里之外家人的惦记,浓浓的亲情,浸透其中。《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一诗不用典故,不事藻绘,以白描手法,家常话语,抒写离乱之中的手足亲情,一气贯注,感慨凄凉。

白居易是一个非常看重友情的人,他的诗歌中描写友情的诗篇很多,他与元稹、刘禹锡等人的友情被传为千古佳话。像《问刘十九》这样的小诗,信手拈来,自然本色。红绿相映,友情醉人,也是诗坛上的珍品。他的诗歌中描写自然美景的作品非常多。《杭州春望》在一首七律中,诗人写出了杭州的名胜古迹、传说、特产、湖面风光等,容量很大,又很集中。诗人将这一切放在初春这样特定的背景下来描绘,又是“望”时所见,选取的角度不落窠臼。全诗色彩鲜艳,有曙光、彩霞、蓝天、白沙、柳色、红袖、青旗、绿草、梨花……这五彩缤纷的色彩装饰着美丽的西子湖、杭州城,使古城愈发婀娜多姿、美丽动人。

明江盈科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雪涛小说》)白居易的诗歌扩大了古代诗歌的境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白居易生前就诗名极盛,他的诗歌不仅在中国大地广泛流传,而且还跨越国界,走向了世界。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诗。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时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新唐书·白居易传》曰:“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

面对着盛唐诗人所达到的高峰,中唐诗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瓯北诗话》)元白选择了通俗一路。较之于元稹,白居易在通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高。他的诗歌节奏明快、语词清淡。后人用“白俗”二字来概括白居易诗歌的特征,就是指他的诗歌通顺平易。“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瓯北诗话》)“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刘熙载《艺概·诗概》)这是一种超越了平直和浅薄之后的通俗。当然,人无完人,诗也一样,白居易诗歌并非篇篇珠玑,特别是他创作有三千多首诗歌的时候,难免鱼龙混杂。白居易后期诗歌中反复叹息年龄老大,给人一种唠唠叨叨的感觉。

本书精选白居易诗歌169首,所选诗歌以广泛流传的作品为主,同时也选择了一些可以反映诗人不同思想情感的作品。本书在篇目选择、注释和解读方面参考了许多同类书籍。主要参考的书籍是: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苏仲翔先生的《元白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霍松林先生的《白居易诗译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汝弼先生的《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顾学颉、周汝昌先生的《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朱金城、朱易安先生的《白居易诗集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版),赵立、马连湘先生的《白居易诗选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本书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先生的约定而编写的,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本书在篇目选择、注释和解读中难免会有许多错误,敬请各位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孙明君
2003年9月6日 WwRpZaq5Al6z7++pYsaUEU1+qONQ+otPDXC4RrlMyhWOjWBtjABT73KrXBnbsL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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