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澹台玮在译员训练班的生活很规律，也相当平静。每天的课程有机械知识、武器知识、美国风俗习惯和英语等。他很快对那些武器发生了兴趣，和教官、同学处得很好。他的同屋是一位南洋华侨，专门回国抗日，大家都叫他阿谭。从一九三九年起，有很多南洋华侨回国参加抗日，其中很大一部分担任司机和车辆维修的工作。他们活跃在滇缅路上，为内地输送大批物资；有很多人壮烈牺牲，或死于敌人的轰炸，或死于山路的险恶。阿谭原在新加坡一家公司有很好的职位，新加坡沦陷后他辗转来到昆明，投身抗日。他个子很矮，虽然年轻，额头上却有很深的皱纹，他总使玮想到七个小矮人。

玮和阿谭很快成了好朋友。阿谭为玮描绘了一幅热带图画。说那里红豆树很多，小小的果实落得满地，像铺了大片红毯，看来是可以“多采撷”了。华侨都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相思”是向着祖国缠绕的。他没有去过北平，说打胜仗后一定要去瞻仰。玮说他要陪阿谭欣赏古都。春来北平城内外花事不断，人家院中大都有丁香、海棠，自己卧房后窗便对着一架藤萝，黑漆大门上的对联是张之洞写的。阿谭不知道张之洞是谁。玮告诉他张之洞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政界、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并对中国工商业发展有贡献。他们从地理谈到了历史，从张之洞谈到李鸿章，为中国近百年的情况又慨叹又激愤。

阿谭在新加坡自幼受英国教育，英文很好，在译训班中是佼佼者。美国教官很快发现了他，请他帮助改作业。

时间过了两周，玮还没有告诉大士他已从军。每天从早到晚他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不得一点空闲，但只要稍有空隙，大士的影子就会挤进来。

一天晚上，玮和阿谭一起回宿舍，走过传达室，一个护兵模样的人迎上来，向玮敬礼，说：“是澹台玮先生吗？”随即恭敬地递上一封信。玮接过信，一见信封上飞舞的字迹，便知是大士的，那护兵自然是殷府的人了。回到宿舍，玮慢慢地打开信。

澹台玮，你投笔从戎了！我是从孟灵己那里知道的。你很伟大，我很佩服你，真的。我本来要来找你，你是我一天到晚最想看见的人，真的。我真的到译训班来过，军纪很严，进不去。爸爸和我前天做了同样的梦，妈妈的坟被水淹了。爸爸要我明天一早到镇雄去。那是我们的老家，那里交通很困难，知道吗？

我去，当然只是象征意义。不过，我想这对爸爸是安慰。我回来就来找你，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昆明。

你学会开车要带我出去玩，我要坐在你旁边。

署名是：我是殷大士！

玮看完信，在窗前站了许久。夜色朦胧，点点灯光渐远渐暗。他想，有电灯可是没有电话，要是能给她打电话多好。

打字机嗒嗒地响起来，阿谭开始打字。

玮忽然问：“阿谭，你有女朋友吗？”阿谭一愣，抬头看着房顶，半晌才说：“有过。”仍低头打字。是不是有一段伤心事？玮想起一句雪莱的诗:too deeply to tell（沉痛到说不出），心里有些歉然。

次日，玮又收到一封信，是庄无因写的，信放在传达室，很简短。

澹台玮：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忽然很想看见你，随便谈谈，以后见到的机会少了。我知道当正义的事业需要你时，你不会迟疑。你是这样的人。而我，总是在迟疑。

学校外的事千头万绪，而战争中的事更难预料。请记住，一个名叫庄无因的人，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玮读了信，心中感动，眼前浮现出无因睿智明澈的目光和略带忧郁的神情。玮也想看见庄无因。他写了一封短信。

庄无因：

你会从嵋那里知道我的全部情况，所以我没有另外通知你我从军的事。我要去为胜利尽一份力，不然我会不安的。我知道，你在学业上从没有半点儿迟疑。科学成就是超乎战争的。我们会有机会见面的。

你永远的朋友澹台玮

玮把信从邮局寄出，并对阿谭说起庄无因，才能不凡，是他的好朋友。阿谭微笑地说：“有好朋友是人生幸事。”

又约过了一周，一天傍晚，玮下了课，又和外国军官一起，把一门拆开了的火箭炮装回去。这位教官本事很大，能够闭着眼拆装好几种武器，曾做过多次表演。这时他带领玮一起动手，眼睛也是半开半闭。他对玮说，他在滇西的朋友抱怨那里缺少好翻译，言语不通简直无法工作。他们装完，几乎还想再拆一遍，因发现时间已晚，才停了手。

玮到食堂时，平常坐的一桌已经满了，便端着饭菜到不常坐的一个角落，见有空位便坐下。这里的人都不熟，他点点头，只管自己吃饭。人们议论着学校里从军的情况。一个同学说：“女同学也从军了。”又一个同学说：“她们能做什么事？”

“总会有事做的。”有人随便接话。玮不经心地听着。这时一个声音说：“听说孟灵己也从军了。”玮有些诧异，他诧异的不是嵋从军，而是这人怎么会比他先知道。他抬眼看去，见说这话的是数学系四年级的同学，名叫冷若安。冷若安有些数学天分，解过几道数学难题，深得梁明时赏识。他生得不俗，目深鼻直，皮肤白净，倒有些外国派头。可能因为他也在数学系，玮想。冷若安见玮抬眼看他，便说：“我在梁先生那里听说的。梁先生说这很像孟灵己做的事。”玮说：“你认得她吗？”冷若安微笑道：“我知道她，我还知道你们是亲戚。”一时饭毕，两人一起走出食堂，好像已经相当熟了。

他们走过操场，有同学在那里唱歌，唱的是《松花江上》。有人叫：“冷若安，你也来唱！”冷若安摆摆手。玮这时注意到他的声音很好听，便说：“我们去唱几句。”他们走过去，站在篮球架下唱歌。很快便由冷若安独唱，仍是那首《松花江上》。他唱得十分悲凉，那声音有几分忧郁，又很丰富，似乎包含着许多联想，像一束湿润的绿叶，在清风中摇动。

有的同学用手蒙着眼。一时唱毕，一个同学说：“梁先生说，哈姆雷特的声音大概就是这样的。”玮听了不解，再想想，似乎有几分道理。

以后玮常和冷若安在一桌吃饭，日渐接近。又是一天傍晚，晚饭后，他们和几个同学一起走出校门，到篆塘边散步。晚霞映进流动的河水，活泼地摇动着。大家议论战局，议论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上的胜利，一面向大观楼那边走去。他们走了一段，见路边有个茶馆。像所有的昆明茶馆一样，台阶前摆着几个粗的水烟筒、细的旱烟袋。冷若安说：“茶馆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我有好几道数学题就是在茶馆里解的。”

正说着话，茶馆里走出两个人。两人都是五短身材，一个较瘦一个较胖，瘦的便是中文系学生蒋文长，他和冷若安同过宿舍。“哈！你们都从军了。”蒋文长眨着眼，他的眼睛很细却很亮，露出一道窄窄的光。他向冷若安说：“我的英文太糟糕，去了不起作用。当初肖邦也没有留在波兰打仗，而是去了法国。我反正是拿不着文凭了。”玮有些诧异，国家在存亡关头，想的不是驱除敌寇，而是文凭。蒋文长的事他也知道，有些才名，拒绝征调，还没有直接听过这样的议论。冷若安宽容地说：“人各有志。”

蒋文长指指身旁的人说：“这是栾必飞，他才聪明呢。上了一年社会系，再上两年中文系，又上了一年外文系，现在又在历史系，永远到不了四年级，没有什么责任。”栾必飞因为胖，显得更矮，头小身粗，整个的人像一个松塔。他有些不悦，吃力地抬头看着这几位译训班同学，一面说：“见笑了。”

蒋文长继续说：“像他这样很好嘛！逍遥、轻松，随便说怪话也没有人注意，我想你们都不认得他。”大家果然都不认得他，不知说什么好。冷若安又说：“人各有志。”

玮想，冷若安是个好人。志有不同，但每个人都有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一味逍遥，在一定的时候就是逃避。便说：“可以逍遥的时候，逍遥当然好。现在如果大家都逍遥，只好当亡国奴了。”

栾必飞转动小头向玮看了一眼，说：“不是有你们去打仗吗？”一个译训班的同学从鼻子里一笑，平和地说：“我们打仗，你们逍遥。”

话不投机，这两人向城里走去了。玮等仍在河边散步。

一个同学说：“允许自由转系本来是好事。最初入学时，可能不清楚自己要学什么。可是也就出了些混混儿。任何规则都有人钻空子。”

又一位同学说：“他们觉得自己很清高。蒋文长有一次在中学演讲，就说自己很清高。”有人问：“他讲什么？”那同学说：“总是文学吧，他写的东西不少了。”冷若安说：“其实，上战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不过，好像有一派文学是不讲从生活中来的，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玮想，“清高”是个好词，可是它要有个界限。若是取消了社会责任感，就是自私的代名词。

河水在潺潺流着，路边卖烤饵块的小贩用大蒲扇扇着炭火，挑担人刚卸下糯米稀饭的挑子，摆在炭火旁边。他们为人们准备着宵夜。

玮等不说话，都觉得流水、道路，还有路边的茶馆、食摊，都是这样亲切，都是这样可依恋，都是他们要保卫的。

在回译训班的路上，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拉开了，玮和冷若安走在一起。两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冷若安向玮说到自己的身世。他说，他是从石头里跳出来的，因为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从小跟着母亲生活在弥渡的一个小山村里，在那里，他们是外来户。照说，孤儿寡母异地他乡，会受到歧视。奇怪的是，村人对他们都很好，对他的母亲很敬重。他相信，母亲肯定有一段故事，没有来得及告诉他。

“她怎样了？”玮关心地问。

“我十六岁时，她忽然去世。”冷若安说，“大概是心脏病。那时我在昆明上中学，住在据说是姨母的家中。”

玮很感动，因为冷若安这样信任他，告诉他自己的身世。冷若安有很好的天赋，很有教养，一点不孤僻，绝不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也许姨母以后会告诉你。”玮说。

“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关心，只是照安排管理我的生活。”冷若安平静地说，“而且，去年她也去世了。”

玮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下郑重地说：“你有梁先生和数学。”大家都知道冷若安是梁先生的得意门生。

“我是一个幸运的学生。”冷若安说。望着远处。

“你们说什么？”两个同学从后面赶上来。

“说那茶馆。”玮随口说。“我们在说战争。”同学说。话题转到了几千里外又近在身旁的战争，大家谈论着走进了译训班的大门。

转眼这一期译训班结束了，译员们要分往各军事部门服务。一天下午，开会宣布分配名单。玮分配在炮兵学校，校址就在昆明附近。那是很多人羡慕的职务，待遇好，生活比较正常，最重要的是不上前线。当天晚上，玮先到宝珠巷报告消息。玹子心知这必是母亲活动的结果。绛初有好几封电报来，没有具体说她的办法，口气是他们对玮玮很放心。玹子把玮玮看了一会儿，说：“嵋也从军了，到曲靖医士训练班学习了。她和小娃去找过你，门口不让进。”玮说：“我听说了，是听数学系的同学说的。”玹子说：“和你们比，真觉得自己老了。”顿了一顿，又说：“学校有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三姨妈那里近来似乎很拮据，我们吃了饭去。”

两人来到腊梅林时，弗之不在家。碧初听了消息，很高兴，说：“这下子二姐可以放心了。”玮说：“我已是军人，只要需要，随时会有调动，说不定还是要往滇西那边去的。”碧初微叹说：“前面的事谁知道呢。对了，嵋从曲靖有信来，还问玮玮哥分在哪里了。”谈话间，大家都认为嵋很可能被派往滇西伤兵医院。玮笑着说：“如果我负了伤，就去找嵋。”碧初说：“你说什么！谁也不准负伤。”

玹、玮告辞，合子送他们到陡坡。他们经过腊梅林，腊梅还没有开，但仍有淡淡的暗香。合子说：“玮玮哥，你去炮兵学校最好多训练高射炮，把鬼子飞机统统打下来。”玮说：“要有制空权，必须要有飞机，战斗机、轰炸机，各种各类，这任务等着你。”合子有些神秘地说：“我已经到航空系看过好几次模型了，徐还先生叫我去的。”

玮玮送玹子回去，决定由玹子告诉父母自己分配的消息。他自己在翠湖绕了一圈，才回宿舍。

阿谭分配在保山某通讯学校。宣布名单的第三天晚上，分配到滇西的人定于两日后出发，都忙着准备。玮回到宿舍，却见阿谭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因问：“怎么了？”不见回答，便走过来轻轻掀开被角，只见阿谭满面通红，睁不开眼，原来正发高烧。医生来看，已经烧到四十二度。当时送到附近医院，玮和几个同学便在那里护理。昆明当时有一种急性病，专门欺负异乡人，想是阿谭不服水土，便得了。后半夜，负责分配的教官来到医院，看阿谭的情况很严重，皱着眉连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玮道：“已经算平稳了，刚才才吓人呢。”教官说：“你不知道，保山那边要人很急，没有翻译，那些美国军官成了聋哑人了。”玮略一定神，说：“我去。不知我的英文够不够格？”教官没有料到有人会放弃炮兵学校的职位，也略一定神说：“你还不够格？我们商量商量。炮校倒是还没有开课。”

第二天，阿谭清醒些，有人告诉他澹台玮的决定，阿谭很不安。玮来看他时，他很怪自己的身体不争气。玮说：“你回国，为的打日本。打日本有各种途径，训练好了炮兵打得更远。”“等我好了，还是我去。”阿谭用力说，他哪知这病一两个月才得痊愈，愈后也需休养。玮的亲人们不知道他的决定，玮也没有特地再去告诉他们。

他只告诉了一个人，那就是殷大士。出发前的夜晚，他写了一个短笺：“大士，我分配到保山了，我会写信给你。”信是短得不能再短，可是内容却无比的多。他仔细地封好信封，走到殷府门前。门内值班的正是那天送信的护兵，接下信说：“小姐明天回来。”

次日清晨，澹台玮上车出发，很多人还以为走的是阿谭。

兵车向前方开，一辆接着一辆，尘土把它们包裹起来，像一条黄色的粗带，缓慢地向前移动。山势起伏，忽高忽低，路崎岖不平，车里的士兵有时会突然跳起来，像坐在弹簧上。

虽是冬天，山也仍是绿的。有的地方露出一块红色的土地，像被人砍了一刀。不知不觉间，车上的人会发现自己正在悬崖上，走过悬崖，忽然又是荒无人烟的开阔的土地。然后又是群山交错，分不出头绪。忽然在什么地方就会有一处房屋，没有人家依傍，称为独家村。

昏暗的太阳正在西沉，在尘沙的遮蔽中，一天都是朦朦胧胧，不肯清醒，现在暮色渐重，更是模糊。士兵们沉默着，只有轰隆的车声向四野奔逃。澹台玮坐在驾驶舱里。他清晨离开昆明，在这局促的小空间里已经坐了十个小时。起先，他坐得笔直，睁大了眼睛看外界的景物，觉得每一道山、每一条水都在召唤他。他在心里说，我来了。渐渐地，睡意袭来，也许那就是疲倦，几次他都挣脱了，坐在司机旁边是不能打瞌睡的，那会影响司机。

天几乎全黑了，他看不见车窗外面。车摇晃着向前爬，不断左转右转，转弯处一块很大的白石头让他忽然清醒。他又想着：“我来了。”他的思绪很乱，总是向一个人围过去，他却偏要拉开。他睁大了眼睛看窗外，想着嵋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她那么瘦削，那么轻盈，走在群山中，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但那不是他真要想的，思绪仍向那最重要的人涌去。“我已经写信通知她了！”这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让他平静了许多。

玮不觉打了个盹，迷糊间见大士朝他走来，手里抱着一个球，一脸娇憨的笑，说：“你学会开车，要带我出去玩！”

玮说：“我是去打仗的，你怎么只知道玩？”

“他们不会让你去打仗，你们训练别人去打仗。”大士说。

玮说：“不爱听这样的话，我是要自己上前线的。”

大士忽然以手掩面，哭了。玮慌了，说：“别哭，我在这儿呢。”只听大士说：“你在这儿呢！你在这儿呢！”声音和人都越来越远。

“快要到了！”驾驶兵侧过脸来，一只手离开了方向盘，似乎是放松一下，赶快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玮清醒过来，睁大眼睛，远处果然有更浓重的一片黑色，那便是楚雄。快到了，反而觉得路长。车又走了好一会儿，渐渐走近一座大庙，车队停了下来。

玮跳下车，看见纷纷下车的士兵都成了土人，好像刚从地底下钻出来，他自己身上也有一层土。大庙里点着好几盏汽灯，他们要在这里吃晚饭。庙中大殿权做食堂，一个脸盆装饭，一个脸盆装菜，大家蹲在地下取用。有人不习惯蹲，盛好饭菜就站到一边去。玮也站起来，想找个窗台。四处看看，没有合适的地方，总站着也很显眼，便又蹲下，后来就席地而坐。“会习惯的。”另一位翻译官贾澄对他说。贾澄是土木系四年级，年纪稍长。“当然。”玮含糊应着，很快吞下了饭菜。“你吃的什么？”老贾笑问。玮微微一愣，说：“我们吃惯了八宝饭，这饭菜可能还少了一宝，是七宝饭。”意思是杂质还不够多。几个翻译官都笑了。这时，那位驾驶兵从大殿门外走进来，对玮说：“有一位小姐找你。”玮想，怎么嵋这么快就来了，连忙起身。

“澹台玮！”忽然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他惊讶地转头看，见大殿门口站着一位亭亭的少女，灯月的光辉都照着她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殷大士。

玮大吃一惊，向她走过去，踩翻了别人的饭碗也不觉得。“澹台玮！”大士又叫了一声。大殿里忽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你！你怎么来了？你真的来了！”玮想引她到一个什么角落，可是这里没有角落，他只好引她站在殿门边。

“我无法请你坐。你不是刚从镇雄回来么？现在是要到大理去玩？”

“我是来找你。”

玮心里隐隐有一种欣慰，又有一些气恼：“来找我？我已经给你写了信。”

大士直直地看着玮，眉目如画的脸庞上，一抹嫣红，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有一层泪光：“我来找你，是要你回去。”

“回去？亏你想得出来！”玮忽然发现大士身上很少土，一件银灰薄呢大衣，不失本色。便问：“你怎么来的？”

“坐在车里。”能够挡住尘土的车，必定很高级。

“大士，”玮温柔地低声说，“你知道回去是不可能的。”

大士一把抓住玮的手，四手相握，四目相视，他们一时简直忘记身在何处。

“好小姐！可追上你了！”台阶上冲上一个人，原来是王钿。她上前抓住大士的衣襟：“你跟我回去！”

玮抽出一只手，轻声说：“大士，你回去吧，这是战争，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我要你也回去。”大士说。

“好小姐，莫说孩子话。”王钿拉着大士向外走。大士把她一推，王钿一个踉跄跌在门槛上。人群中有人喊“敬礼”，师长进来了，后面跟着殷府的一位副官。王钿赶忙站起，和副官交换了一下眼色。师长走到殿中央，并不看玮和大士，径自大声说：“现在紧急出发！”接着宣布哪一部分立即上车，哪一部分留宿楚雄，大殿中的人纷纷行动，有人陆续往外走，有人还在关心地看着门旁的年轻人。师长向外走去，在玮肩上轻拍了一下，一面对大士说：“你是殷大士？你怎么不从军？你没有祖国吗？你没有责任吗？”他向阶下走去，蹲在地下的士兵都站起来。

大士愣在那里，红扑扑的脸庞顿时变得煞白，随即又涨红了，与灯月争辉的眼睛装满了泪水，不觉松开了一直攥着的手。玮倒忽然抓紧了她的手，低声说：“你回去吧。我会回来的。”大士泪流满面，也低声说：“我这回看见你了，死也值得。”玮轻轻俯下脸去，在大士的脸颊上很快地吻了一下。大殿里活动的声音忽然停止，许多人心头一阵酸热，有人伸手去擦眼睛。

王钿生怕大士再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从后面抱住大士的手臂，玮早已松开手，大步向殿外走去，跳下台阶，跑过庙外小桥，直奔自己的驾驶舱。“澹台玮！”他又听见那清脆的声音。他不由得转过头去，见殷大士站在殿外台阶上，没有追过来，灯月的光辉仍照在她一人身上。玮把头伸出窗外，大声说：“我会回来的！”他看见大士扬了扬手臂，又听见她呜咽的声音：“我———等———你———”

“我———等———你———”这声音在黑夜里散开来，终于消失了。

驾驶兵跳上车，他们的车和别的几辆车离开车队，向前赶夜路。他从反光镜里，看见大士的车向相反方向开动，那辆车在黑夜中显得很亮。他想再看一看大士，可是他没有看见她。他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

澹台玮军中日记

某月某日

殷大士，你真勇敢。我想没有一个女孩子会像你这么做。可是没有用，这是战争。我除了奔赴前线不能考虑别的事。真的，你为什么不从军？我写日记给你看吧。也许过些时，你会又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看见你是前天的事。

山路艰险，夜行车很慢，我于昨天下午到达保山城郊一个村庄。我们在这里离开了兵车，换乘吉普车，开到另一个小村。同时到达的还有老贾。小村很破旧，车停在一座较大的房子前，大概原是村里祠堂一类建筑。一个中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军官一起跑出来接我们，中国军官姓邓，美国军官姓谢夫，他看见我们非常高兴，立刻倾盆大雨般讲述这小村的情况。我想他一定觉得和人说话很快乐。老邓说：我们得赶快去吃饭！不然饭馆要关门。他领我们走到村边一个小饭铺，一路解释说，“这个通讯学校，也就是训练班吧，刚刚成立，什么都不正规，你们来了能开课就好了。”小店中白木桌子，油闪闪地发亮，饭菜简单，却有一盘生猪肉。据说吃生肉是保山这边的习惯，我和老贾都不敢吃。邓连副（我们很快知道了他的官级）认为生肉最是美味，蘸了辣椒酱油稀里哗啦地吃着，一面极力劝我们尝一尝。我和老贾都敬谢不敏。走回祠堂时，正值夕阳西下，远天红通通的。这是又一天的日落了。

因为房屋不够，我们必须露宿。从昆明出发时，已领到吊床、水壶和头盔等物。屋外有一座小树林，我们各自选好地位，拉好吊床，这床有帐子，钻进去后，四面塞紧，不怕虫蚁叮咬。树林茂密，能看见的天空不很大，隐约的光不知是星还是月。吊床摇来摇去，我想欣赏林中的夜晚，可是很快就睡着了。

某月某日

今天，我已开始工作，准备通讯班开课。教员是美军通讯上尉谢夫。下午，邓连副要我和他一起去保山城内看房子。保山是一个悲惨的城市，到处是断瓦颓垣。这是那年敌机轰炸留下的结果。若要恢复元气，必须把敌人彻底赶出国门。看的房子原是一个小学，炸毁了一半，经过匆忙的修补，勉强能遮蔽风雨。这就是通讯班的住址，再过几天就能在这里开课。

某月某日

作为一个通讯兵，要有爬杆的本领。今天，谢夫和一个下士表演爬杆，他们身材都很高大，穿上带着弯钩的工作鞋（脚扣），手里拿着工具，简直像一辆小装甲车。他们到了树下，噌！噌！噌！向上攀去，很快到了树顶，真如猿猴一般。谢夫是军事通讯学校毕业的，知识全面，技术熟练。下士是德国裔，照美军规定，德国裔不能到欧洲战场。他爬树较谢夫略差些，也很不错。

某月某日

我们已经露宿好几天了。每天都睡得很晚，来不及想，就睡着了。昨晚睡得早些，躺在吊床上轻轻摇着，不觉想起大士。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想起她了。我也想起爸爸妈妈，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我正在树林里，在一张吊床上摇着。姐姐在做什么？嵋和合子又在做什么？阿难和那些洋娃娃的关系现在不知怎样。

忽然扑通一声响，我坐起身看，见老贾和吊床帐子一起堆在地上。绳子断了，老贾在帐子里嚷。他挣扎了半天，才出了帐子。我们重新系好吊床，我却很久不能入睡。想是睡得太早的缘故。

某月某日

今天，我从摇晃的吊床跳下地来，老贾一声喊，把我定住了。他喊：“离开吊床！离开吊床！”我定了定神，向他走过去。走到他身边，转过身来，见我的吊床下有一团黑黑的东西。“蛇！”老贾小声说，好像怕谁听见。我也不喜欢这种阴险的东西，但是我并不怕，仍走回去收拾吊床。老贾忙把自己的吊床收拾好，站在一边等我。这时有两个瘦小黝黑的孩子仿佛从地下冒出来，走到我面前，帮助折叠。“你们不怕蛇吗？”我指一指那团东西。

“这种蛇讲理。”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莫碰它，不咬人。”

小的孩子说：“也有不讲理的蛇，和日本鬼子一样。”

“你们的爸爸妈妈呢？”老贾远远地问。孩子不回答。床折叠好了，没有惊动蛇。它仍盘做一团，一动也不动。

我拾起昨晚扔在树边的两个空罐头，放进一个袋子，两个孩子都看看罐头，又恳求地望着我。

“你们要这个？”他们点头。我很想给他们一个没有打开的罐头，但手边没有。

回到营房，一个当地的炊事兵说，那是保山孤儿院的孤儿，他们的父母都被炸死了。

老贾很希望能不再露宿，他很怕再掉下来，掉在一条蛇上。我也觉得那是很糟糕的事。

某月某日

我们搬进了保山城边那所只剩了一半的小学，开始上课了。一共三个班，谢夫和两个下士，我、贾和后来的王，六个人分成三组任教。学员中有些新兵，大家的领悟力参差不齐，所以有时需要反复讲解。我们三个译员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除了上课，拆电台，装电线，讲原理。美国人什么都想知道，常来问一些小事。街上的标语，店铺的招牌，他们都有兴趣。他们见一群傣族妇女在说话，我们也不懂，他们笑我们不懂中国话。中国实在太大，太复杂了。

某月某日

今天又来了一位较高级的美国军官布林顿少校。我们的训练要加紧，不断有新学员来。增加了班次，每班上课的时间缩短。今天兵士们背着walkie－talkie（对讲机），在野外训练，它像个大箱子，很沉。

又来了两位译员，工作稍微松了一些。布林顿要求我多为他做翻译，他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某月某日

美国军官曾用各种罐头招待过中国军官。今天老贾发起，我们也凑钱请一次，由那位炊事兵办理。下午，我在营房门口又遇见那两个不怕蛇的孩子，一个手里提着两只鸡，另外一个提着一大篮新鲜菜蔬。我叫他们不要走，等我一下，跑进房去，拿了一个果酱罐头，一个牛肉罐头，想给他们。在院中遇到一个学员，说上节课没听懂，遂讲了一阵。等我再到大门口，两个孩子已经送完菜走了。

晚上停电，饭桌上点了两盏煤油灯，大家喝了几杯酒，兴致都很好。一个愣头愣脑的美国少尉问，今天这顿饭你们出的钱和实际我们得到的肯定不相等。我们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中国人都贪污，这个厨子肯定也贪污。我说：“你的了解很片面。”老贾已有几分酒意，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要道歉！”那人也一拍桌子，像是要打架。布林顿喝了一声，把那少尉说了几句，又说：“我们要留着力气上战场。”

贪污肯定是有的，因为没有严肃的法纪约束。

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

布林顿不是职业军人，入伍前是位颇有名气的律师，他的头脑很清楚，是让法律训练的。他上大学时曾学过两年桥梁专业，后来觉得人和人之间更需要桥梁，那是法律。

我们就要上战场了。

某月某日

我和B到师部开会，师部是两间茅草房子。师长看见我说：“是你！”原来他就是那天楚雄庙里的那位师长，姓高，名叫高明全。军中关于他有好些传闻，他能双手打枪，骑野马，智斗敌寇。我见了他有些不好意思，他却很亲切。大家的谈话很有条理，解决问题很顺利，不像有时谈话不能集中在一个问题。午饭后，我到屋后看看，勤务兵老赖对我说：“听说你是哪家的公子，你害怕吗？”我说还不知道。老赖说：“我教你一个法子，你打开一颗子弹，把里面的炸药吃了，就不怕了。”我笑说：“如果抽烟，就要炸死了。幸好我不抽烟。”他又说：“或者你求师长派你去处决一个人，你杀过人就不怕了。”杀人也会成为习惯么？我不要杀人，我要保卫国家，伸张正义，消灭强权，消灭法西斯，我要和平。到了战场上我是不怕的。

某月某日

早饭时，不见布林顿，一个美国兵说他去外面看线路。一会儿，B回来了，很严肃地对我说：“这里架线的任务很重。植物太多，它们的生命力太强了，长得太大了。”他不会发“澹台”两个音，总是叫我“玮”，倒像家人一样。

他常给我看他家人的照片，妻子很秀气，两个女儿胖胖的。他还喜欢夸口，说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贤淑的女人，赛过中国和日本妇女。我想日本女人多的是奴性（也许我不够了解），中国妇女虽然在封建压迫下，却具有真正的伟大。她们貌似柔弱，却极有韧性，这也是水的特点，所以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我怎么会没有一张大士的照片。其实英文没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表达“贤淑”两个字。贤淑是中国妇女最高的美德，大士好像不符合这两个字。难道符合什么道德标准才可爱么？

某月某日

今天收到爸妈的来信。他们非常惊异。信件来往太慢了。他们在收到我的信以前就知道我到了前方。我很抱歉。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如此。

希望爸妈不要过于为我焦虑。他们的生活很丰富，这是万幸。

某月某日

这几天会议很频繁，师部搬到较远的一个村庄里。所谓村庄只是一家房屋，这房屋比较大，房间很多，据说原是土司或头人一类的人物住宅。我们有时也在此留宿。

今天清晨，高师长约布林顿巡视中国营房。在一个山坡上，有一片帐篷，也有自己搭建的简易房屋，一切都井然有序。布林顿很佩服，他说：“听说高师长枪法很好。我原来在工作之余练习射击，在运动会上得过名次的，想见识一下高师长的枪法。”高明全道：“其实我这几年常在练写大字。少校对枪法有兴趣，我们可以打一盘。”遂吩咐勤务兵到外面空地上摆两个靶子。

高师长的书法颇有名气，不只在军中。桌上摊着几张斗方，连起来是“还我河山”，笔势遒健有力。看来高级将领很时兴写字。大姨父练刀写字双管齐下，他的字更为粗犷，很有气势，像他的刀法。当然，他们的字都不能和三姨父比。

高师长知道我从未打过枪，就说：“你也试试。”我们到了临时的靶场，两个靶子摆在空地的一头。高明全请布林顿先打，布林顿也不客气，站好了，端详了一阵，举起手枪，停了一会儿，放出一枪，又停了一会儿，放出第二枪，然后移动了一下脚步，放了第三枪。这一枪正中红心，前两枪也都在靶上。高师长笑道：“好枪法。”拿起手枪，似乎很不经意，手一抬，啪！啪！啪！三枪连中红心，周围的人鼓掌叫好。高师长把枪递给我，又告诉我怎样拿枪，怎样扣扳机。我想我是连靶板也打不中的，不料一枪打去，正中红心。大家哄然大笑。

下午，研究工作，为大反攻做准备。

某月某日

布林顿要往师部送一个文件，他本来要一个美国兵送去，想想又说：“还是玮去吧，你认得路。”我跳上一匹马，马在门口转了一个身。布林顿追出来说：“带件武器。”就把他的手枪交给我，他分明是不大放心。马跑得很快，这种云南马最能走山路。它比我更认得路，路很窄，两旁都是榛莽，我随时按一按腰间的手枪。到了师部，高师长很高兴。见我带着手枪，赞许地说：“已经用上枪了。”又说：“这一路倒还平静。”我交了文件，师长问和美国人相处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意见。我说，美国人很友好，为打法西斯而来，目标很明确，尤其是非职业军人更合得来。

这时一个参谋跑进来对师长低声说着什么。师长递给我一张军报，就和参谋一起出去了。报上有一段二十七团在瓦山打击敌人的报道。那里敌人经常从缅甸境内来犯，我方把他们逼在一个河谷内，全歼来犯敌人，我们也损失了八十名士兵。

一次小战斗就损失八十名士兵！开始反攻后不知要有多少牺牲才能得到胜利。

老赖告诉我可以走了。我骑马循原路返回，跑得比去时快。

某月某日

布林顿率领我们到山中架线，几个美国和中国通讯官兵，还有几个民夫带着发电机、大盘的电线、各种工具。山上树丛盘结，无路可走，只得先开路，大家披荆斩棘配合很好，进程很快。

晚上，师部赵参谋打电话给布林顿，要谢夫到江边指导架线。

某月某日

今天和谢夫一起到江边，我第一次见到怒江。它真是一条愤怒的江，江水不断地打转，好像前面有一堵看不见的墙，要奋力推倒才能再向前流。幸亏有这条愤怒的江，把敌人挡在对岸。

江岸上利用坡势挖出浅洞，覆以草棚，便是一个个工事。江防的营长说守江一点不能疏忽，敌人曾有几次夜袭，他们用橡皮艇渡江，只要有一小股敌人上来就是很大的骚扰。两年来，部队多次换防，一分钟不敢懈怠。营长很年轻，目光炯炯，大概能够看到西岸。

我们住在工事里，这个洞中铺着干草，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东西大多是湿漉漉的。没有料到，我们赶上了一场战斗。

枪声把我惊醒，我跑出洞外，江面上隐约可见十来只船，正向岸边靠拢。卧倒！旁边的人对我大喝一声，接着一阵密集的枪声，是守江的兵士向来犯的敌人发射的。我伏在地上，下面有一个凹处，看见几个敌人从橡皮艇上跳下，冲上岸来。枪声很脆，士兵从我身边跑过，上岸的敌人倒下了。一个敌人一直跑上坡，我们的人已经冲到江边把他包围了。他中了好几枪，倒下了。剩下的跳上船，很快随着江水流去。

我以为我们已经胜利了，其实哪里这么轻易。远处有火光，正是我们要去的下一个渡口。电话报告，敌人正袭击那里，而且已经进入工事。营长命令留下一个班守卫。我说我也算一个，谢夫大声说：“我们！”他指指营长，又指指我，指指他自己，他当然也算一个。营长点点头，带领士兵们向着火光跑去了。如果敌人用声东击西之计再来侵犯这个渡口，只有拼死抵挡了。他们没有来。远处的火光、枪声继续了很久，终于平息了。营长回来让我们立刻离开江岸。

我怎么没有枪？我没有太多的感想，只要有一支枪！ gqEF42QdBDmiE46SFOqXSyIFfAziMBhzelZfAlShFx7c8R43qQOxRNpvGHRxYAZ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