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同盟》(1868—1869)是易卜生在德国用散文写的第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为了掌握适当的戏剧艺术表现方法,追求新时代的艺术效果,剧作家为创作这出喜剧整整工作了一年。一八六九年十月,挪威首都克立斯替阿尼遏剧院首次上演此剧。在演出过程中,因剧中人物与情节讽刺了冒牌的自由党政客而引起轩然大波,自由党人表示愤怒,保守派自鸣得意。参加自由党的剧作家比昂逊曾把自己摆在受攻击者之中,有意疏远易卜生,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消除误会。此剧由潘家洵翻译,最初收入他所编选的《易卜生集》第二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译名是《少年党》;一九五六年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潘译《易卜生戏剧集》第一册,译文经过译者修订,并改为现在的译名。
这个剧本取材于挪威现实社会生活,故事发生在靠近挪威南部斯通里镇的铁矿地区。挪威独立纪念节这一天,铁厂老板、宫廷侍从官布拉茨柏的园子里正在开庆祝大会,倾向侍从官一边的地主伦德斯达站在讲台上讲话,强调“自由是从祖宗手里传下来的”,许多人欢呼“万岁”,群众中也有人发出嘘声表示不满。陪同年轻律师史丹斯戈前来的商业资本家孟森讽刺伦德斯达是个“过时货”,认为他躲在侍从官背后“出主意捣鬼”,“大权独揽”。史丹斯戈答应他设法清除对方的权势,帮助孟森竞选。印刷所老板阿斯拉克森称赞史丹斯戈能言善辩、笔下生花,愿意让自己的报纸为他服务。史丹斯戈怨恨侍从官是有原因的,他曾两次拜访侍从官都遭到“谢绝”,甚至从海瑞嘴里得知侍从官骂他是“投机分子和捣乱分子”。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自称是激进的自由党人,为青年人的利益而斗争;他高呼打倒维护旧时代、旧势力的“幽灵”和“老虎”。会后,史丹斯戈抓紧时机,动手组织“青年同盟”,作为争夺本地政权的起点。与此同时,他把原来的婚事退了,拼命追求孟森的女儿瑞娜,这也是他向上爬的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
史丹斯戈的“演说”虽然没有讲明攻击的对象,但人们都知道矛头指向侍从官。侍从官竟误以为他攻击的是孟森,还请史丹斯戈参加宴会。史丹斯戈接到侍从官的邀请信,马上改变态度,在费尔博医生面前承认自己的话“太过火了”,甚至不同意阿斯拉克森的报纸照原样刊载他攻击侍从官的那段话。他打算投靠侍从官,抛弃瑞娜而追求侍从官的女儿托拉。他还想通过这一条路竞选国会议员。为了讨好侍从官,史丹斯戈向侍从官坦白了“演说”的原意,表示忏悔。侍从官不予谅解,把他撵出家门。
史丹斯戈早就说过:“谁要是妨碍我的前程,挡住我的道路,什么事我都干得出来。”他千方百计地设法报复侍从官,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正在这时,濒于破产的孟森给他送来侍从官的儿子埃吕克签署的一张借据,借据上还有埃吕克和侍从官的签名。史丹斯戈知道埃吕克是孟森的合伙人,孟森的破产必然使埃吕克陷入困境,埃吕克的借据就可能损害侍从官的名誉与财产。因此,他要借此威胁侍从官,要求侍从官优待他,支持他的竞选活动。之后,他又轻信了海瑞的谎言,以为这张借据的两个签名都是伪造的故而毫无用处,这时,他又改变了主意,立即托人将借据送还侍从官,表示他对侍从官的“忠心”。侍从官开始非常感谢史丹斯戈,经过海瑞的证实,才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受骗。在侍从官过生日时,史丹斯戈又来到侍从官府邸,但大家看清了他变来变去的嘴脸,瑞娜挑选了教师赫黎,托拉挑选了费尔博,连史丹斯戈最后追逐的对象即寡妇伦铎尔曼太太也嫁了别人。他只得在侍从官的骂声中灰溜溜地逃走。不过,伦德斯达认为再过十年或十五年,善于钻营的史丹斯戈还会飞黄腾达,“不是国会议员就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