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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家庭及与日本乡村家庭相比，M町的家庭异常依赖于丈夫的薪水以及个人储蓄。在M町，每当遇到财务问题时，绝大部分家庭都不会向亲朋好友求助。 1 或许因为太爱面子而不愿让亲友们知道自己的经济困难，或许怀疑亲戚们有无出手相援的能力，再或担忧未来可能发生的家庭争吵，又或感到亲戚关系过于疏远，向别人提这样的要求很不自在。无论出于什么原由，大部分家庭宁可忍受巨大的牺牲，也不愿意向亲友们开口恳求经济上的帮助。
就像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乡村那样，在日本乡村，家庭保障源于土地，当有需要时人们会向亲戚或是社区里的其他成员求助。在绝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一家人如果确实有需要，他们会期望政府提供福利，但日本不同，它虽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其福利事业却未能得到良好发展。不但能够提供的福利数额很少，项目也不多，而且在人们符合贫困所认定的条件时也不会自动到位。其结果是，那些需要福利帮助的家庭不得不对福利事务官员低声下气，以得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帮助。举个例子，美国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在为未成年的孩子接受如社会保险金、工业事故的赔偿金等帮助时，并不觉得很尴尬，而在类似的情形里，日本的申请过程时常堪称是羞辱性的，得到这些帮助的机会如此不确定，金额大小如此悬殊，以至于典型的M町家庭即使确有需要，也不会指望寻求公共福利的帮助。 2 从银行获取贷款也同样困难，不仅贷款利率比美国高得多，而且银行也几乎不愿借钱给个人，贷款者需要承受令人厌烦的个人和金融债务。 3 一些家庭会向高利贷者求助，但因为利率惊人，他们只借得起极短期的贷款周转一下。M町有好些高利贷者，但不少家庭都只告诉我们其他家庭在借高利贷，没人告诉我们自己也这么做。实际上，在这些故事里，当人们偷偷溜去当铺时，听上去几乎就像是犯罪分子在逃脱侦探的追捕。
在M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事实上没有机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贫寒人家的主妇们以前能够去做些如缝缝补补这样的活儿，但因为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这些手工活正逐渐被大工厂取代。即使中产阶级的主妇能够找到类似的工作，那也很尴尬，因为很少有工作适合她的社会地位，除非是讲授些她特别擅长的家政课，或是某些如发型设计这样的特殊服务。即使能得到其他工作，她也只能得到比同一职位的男性更低的工资，甚至还低于同一职位的年轻女孩。通常而言，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在守寡后才会外出求职，而得到的收入很可能还不足以养活她和孩子。
因为上述原因，通常而言，男性的工资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而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则没有变通之计。男性收入的重要性在他早逝或丧失工作能力导致家庭财富变化时最为显著。遭遇不幸而家道中落，这一常见问题的典型个案是一个父亲去世时仍然还在小学读书的孩子，他是家中的次子。在此之前这个家庭还属于富裕的中产阶级，雇有一名女佣。在孩子的父亲因为一起事故而死亡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家庭不得不遣散了女佣，放弃了其他奢侈的生活方式，忍受各种经济上的困窘和先前朋友的冷落。这个年轻人如今回忆起他突然失去了朋友的感受，仍旧痛苦。他和他的家庭并没有遭遇迫害，但之前的朋友们躲着这一家人，生怕自己如果仍然表现出友善的态度，会被要求给予帮助。幸好，这个男孩的大哥当时已经完成了初中学业，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尽管他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家庭原有生活水准，但家里再也不用担心食不果腹。但后果是，他的大哥再也不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无论怎么省吃俭用，家里剩下的钱也只够让弟弟上学了。
此外，离婚的女性或是寡妇很难再婚，更难以得到亲戚的帮助。 4 带着孩子的女性再婚难上加难，因为男性总想要自己的孩子，而很少有人能够赚到足够的钱供养一个大家庭。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忠诚于家族的传统。人们期望孩子们继承死去父亲的姓与血脉，寡妇们只有对死去的丈夫保持忠诚才会得到尊重。男人们认为，一个妻子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她的丈夫，可能会导致她无法转换角色，献身给另一个男人，而一个无法全心全意忠于第一个丈夫的妻子，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一个好妻子。 5
除了要面临经济上的困境外，寡妇或是离婚的女性还必须面对孩子在求职时受到的歧视。M町的居民说，如果去寻找工作的两个年轻人条件相当，其中一人父亲健在，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公司会首选那个父亲健在的男孩。直至今日，这种偏见依然存在，即使是一家通过考试筛选雇员的大公司也是如此。首先，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被认为无法得到全面的教育以及道德培养。即使有，公司也会认为，这类人很可能不够诚实——因为特别需要钱，他可能被引诱去贪污或是以某种方式欺骗公司，以满足自己和家里的需要。此外，因为他部分地承担了保护和照顾母亲及兄弟姐妹的责任，而公司通常而言需要承担对其雇员及其家庭的福利，那么，这个公司就要慎重地考虑是否接受这类额外负担。尽管实际上公司未必真要尽心尽力地去照顾雇员的家庭，但无论如何，被期望提供的这类帮助会是额外的负担。
妻子儿女几乎完全依赖丈夫收入的现象，还进一步体现在婚龄越来越晚（一九五五年，在城市中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年龄段里，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男性及百分之二十三点六的女性仍然单身），以及丈夫的健康状况成为决定婚否的重要因素上。只有当男人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健康状况以及生活前景都公开并仔细地被未婚妻及其全家考量后，一个女孩才会乐意嫁给他。年轻的男性如果得了肺结核或是其他严重的疾病，会更难择偶，这不只是因为人们需要生育健康的后代，而且因为妻子的家庭需要得到一项保障：这个年轻人能够长寿并得以供养他的妻子。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寿命使得健康状况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个严重问题，但仍然是理想丈夫人选的主要标准。
丈夫的死亡毫无疑问是对家庭生活最沉重的打击，但失去工作也差不多同样严重。这不只是因为理想工作很难找到，而且因为日本的公司政策，一个失去工作的男性可能得从底层重新开始，工资很低，几乎没什么迅速升职的希望。因此，许多人认为，工作稳定的重要性胜过收入多少。
因此，日本工薪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他并非体力劳动者而是机构的正式一员，还体现在他享有大部分日本人没有的经济保障。在一个还不富裕的社会里，困难时人们无处求助，无论是政府、家族或是个人关系都无法提供保障，这时入职大公司会被看得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收入，还提供了保障。公司提供保障对工薪族的生活而言有着多重含义，但在一个科层化机构中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工薪族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在于工作为其提供的社会地位。要透彻地理解这一科层化背景，就有必要将这些工薪族与在同一个社区里的老中产阶级及他们的家庭进行比较——包括成功的生意人、独立从业者，以及店主们。
M町只有极少数地位高于工薪族的家庭属于“资产阶级”，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成功商人的名词。这些家庭拥有雇员往往多达五百人以上的家族企业，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并因此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6 通常而言，他们的办公室位于东京，但在M町非常有影响力，受到当地居民的尊重。这些家庭不需要依赖大公司，因为他们显赫的地位和生意上的成功，丈夫们的经营能力，以及与其他在必要时能够施以援手的人建立起的友好关系，为其带来了足够的保障，即使在生意暂时出现问题时也不必太担心。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经营有年的商业世家，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但即使是那些继承了老牌家族公司的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也通过努力发展和锐意革新，带领自己的公司取得了成功。长期的训练，近期的成功，有影响力的朋友，以及生活的高水准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自信与自豪感，但是即使如此，商业竞争、瞬息万变的市场和小企业面临的普遍压力，都使这些人忧心忡忡，投入巨大的心力以取得更大的成功。
成功的商人们在M町社会中的位置不仅是基于经济地位，还因为在经历暂时的生意挫折时拥有足够保障。人们总是请求他们在M町的组织和选举中，以及各种庆祝活动中担任领袖角色。人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与支持，如果缺少他们的热心指导，M町的组织就不能成功运行，而重要事务也无法得到顺利解决。成功的商人在地方组织中很有影响，不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可观的经济支持，而且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找出问题的症结，干净利落地解决。同时，由于他在商业上与社区中的广泛关系网，能够有效地动员人们，获得必要的支持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其他很多人都会先保留自己的想法，等到他开口，然后接受他的建议。尽管这些人有能力关照其他人，但其行为方式通常都透着优越感，而其他人也视之为理所当然。与典型的工薪族构成尖锐反差的是，成功的商人无需处处小心谨慎，表现谦和，他甚至会不加掩饰地炫耀自己的收入、公司的规模，以及自己承担了怎样广泛和重要的责任。
由于地位优越，成功的商人及其家人都有一种相对于其他人地位高、责任重的感觉。实际上，让这类人最感烦扰的是为处理朋友和熟人那里来的许多介绍和求助而花费时间与精力，包括给孩子找学校、找工作，诸如此类。回应可能取决于要求合理与否，他欠这个人的人情多寡，要办的事是不是很困难，但即使是拒绝，这类人都觉得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努力过了。为了维持在社区中的声望，成功的商人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尽管在意赞誉和褒奖，但成功的商人们在衡量是否需要参与社区事务时，还是首先基于这些事物是否和自己的首要利益即商业利益一致来进行考量。有时他们觉得，由于在社区中享有较高声望，有责任参加社区中那些对他的生意没什么帮助的活动；但更多的时候，他本人并不到场，只提供经济扶持，无须多花时间。但如果有利于生意，即便没有直接关系，他也会积极参加。
就像社区活动和做生意有关系一样，娱乐及个人活动也和做生意密不可分。商人很难区分其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也经常以一场高尔夫球之旅或是有艺伎参加的娱乐派对来招待客户。有时这么做没有任何特定的商业意图，但有时商人们则很明显是在利用这类轻松的氛围达到商业目的。一个商人解释说，当有重要生意要谈的时候，他会首先在私人派对上营造好的气氛，为谈生意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当友好气氛达到高潮时，他会巧妙地提及他的商业计划，人人心情愉悦之时，生意就已经大功告成了。这样的聚会时常在晚间进行，周末甚至一般的工作日也会有高尔夫活动，把谈生意和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即使没有什么特定的商业目的，这类活动也总是包含在经营费用的列支中。
经营费用的列支同样也涵盖多种家庭支出。尽管商人未必比一个拿着高薪的经理的收入更高，但由经营列支支付的杂费，使得他的生活与工薪族有着巨大区别。例如，商人通常会拥有至少一两辆配备司机的专车，由他自由支配。他工作往返或去任何要去的地方都有司机接送，当他不用车时，妻子能够自由使用这些车辆。在家政女佣之外，如果妻子还需要额外的帮手，她可以叫来丈夫的雇员，而其工资仍然由公司支付。公司里的年轻女孩甚至可能被当成兼职女佣使用。在美国，公司公务费用的支出数额可以用来有效逃避收入所得税，但在日本，公司的支出很宽泛，甚至含有许多私人用度。生意与家庭事务和娱乐是如此密不可分，因此，有时也很难在经营列支与私人支出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
就像公司的列支会用于美国人认为是私人领域的范畴，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也远远超出工作合同关系。成功的商人确实关心雇员的福利，但其实他很清楚，提供福利可以替代高工资所产生的激励。他私下给员工好处，不仅因为他喜欢他们，视如己出，也因为他意识到，这能够保证员工的高昂士气与生产力。例如，商人们知道，在没有合理的理由的情形下辞退一个员工，会对其他员工的士气造成一系列严重影响。问题在于，依靠个人判断来决定这些福利的施与受，既令人烦恼，又耗费时间。一些员工可能会得知给其他人的特殊待遇，而由于这些福利没有统一的标准，员工与接受关照者之间特殊的安排可能导致一团乱麻式的局面，其中充满了勾心斗角。雇员由于得到的关照程度不同，几乎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相互竞争。
有时，成功商人的妻子会帮助雇员们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雇员们可以去雇主那儿讨论自己面临的经济困难，但如果他和雇主的关系更近一些，就可能去拜访老板的妻子，请教婚姻大事或家庭问题。因此，丈夫们与他们的妻子会讨论他和雇员的人事关系，而通常她也会对丈夫生意的内部运作了如指掌。即使她给雇员们的帮助只是客气和敷衍，无助于事，但也有助于维持雇员与雇主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保证雇员们的忠诚。
老板娘也会为女性雇员提供免费的缝纫课、烹饪课、插花和茶道课程，帮她们为未来的婚姻做些准备。她还会与丈夫一起，主持雇员的婚礼、公司的节庆活动、体育比赛，以及为新雇员和退休人员举办的庆祝活动。实际上，这些活动是商人妻子的分内事，构成了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也是她对丈夫商业活动的重要贡献之一。
不只是妻子，事实上许多商人的亲戚也会在同一家族的生意中工作。这些家族成员不一定占据高位，一些远亲甚至可能只是被雇来干低级的体力劳动。商业家族因其在经营中紧密的亲戚关系而著称，但就职位和收入问题，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屡见不鲜。工作关系时常要求权威与服从，这与亲密的亲戚关系似乎南辕北辙，因此，工人是应该首先被视为家族成员呢，还是被视为雇员来对待？这一直是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麻烦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决定哪个家族成员应该被委派工作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顶层职位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关系。例如，很难想象一个年幼的兄弟会成为总裁，而父亲或是长兄则只是他的副手。如果长兄在同一家公司，那么，年幼的兄弟可能不会被给予太大的独立决策空间，其妻在商业活动中的角色也不会像嫂子那么活跃。在大机构里，一个雇员会稳步晋升，但在一家家族公司里，商人们可能会在同一个位置上呆很多年，这取决于家族成员们在生意布局中的相互关系。但是，如果一个资历较深的总经理去世，或是公司发展很迅速，那么某一个家族成员也可能会突然被赋予重任。
尽管家庭与生意之间联系紧密，妻子可能时常与丈夫一起出席商业场合或是典礼，通过私人友谊助力他的生意，但这些商人与自己的家庭事务几乎完全疏离。商人们经常在晚上十一二点才到家，有时甚至就在东京过夜。结果，日程满满的他很少见到家人。尽管他很爱自己的家人，也为他们感到骄傲，但对其日常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通常而言，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他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但到了孩子们进入小学和中学，他对孩子们的日常活动就不太关心了。当父亲晚上到家时，大点儿的孩子可能还醒着，而小点儿的孩子们可能已经好些天没有见到父亲了。妻子或许会在丈夫回来之前就睡着了，在他到家的时候醒过来简短地问候一下。丈夫可能在孩子们上学之后才起床，在早餐时和妻子简短地聊几句，然后就由司机载去上班了。尽管他也可能和孩子们说说笑笑，例如，与自己喜欢的女儿无拘无束地聊天，但总体而言商人们的妻子和孩子会认为，在父亲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他们可能会和父亲开玩笑或是拿他的工作、助手或是其社会活动说笑，但孩子们通常都觉得，除非涉及那些教育、职业选择或是参军等重大决定，父亲一般要么不理解，要么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
有时，商人的妻子会觉得很孤独，抱怨丈夫不够关心家庭。有些男人总是流连于喜欢的酒吧或艺伎屋——在那里他因为自己的身份和出手慷慨，能够得到特别的关注——为此，妻子们感到特别沮丧和烦恼。有时，妻子会因为丈夫对某个酒吧里的姑娘的青睐而感到妒忌，尽管她不愿承认。尽管妻子尽力想了解丈夫闲暇活动的细节，但通常她还是难以知晓详情。在某些个案中，妻子知道丈夫有个女朋友，但不会介入，除非丈夫不再提供给自己金钱和家庭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她觉得，丈夫提供了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所需，她也受到社区的尊重，为此应该感激多多。她尤为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奢华生活方式，比如家用电器、汽车，以及其他对一般工薪族来说即便是简单款也可望不可即的物质享受。
由于做丈夫的很少了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以及日常生活，而女佣只做些简单的家务活儿，妻子就必须竭尽全力承担起照顾和管理孩子的责任，并在他们身上寻求寄托。她和孩子们之间更像伙伴关系，非常在意孩子们是否维持了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由于“成功”的社会压力，母亲要辅导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为大一点的孩子们请家教。如果孩子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足以应对入学考试，她就会送他们去私立学校，这样孩子们就能够避开与工薪族孩子的公开竞争。商人们的妻子知道，即使在困难重重的考试中败北，孩子也依然会在父亲的公司中得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有能力的孩子们通过高难度的考试进入大学后，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成为拿薪水的工薪族，还是加入父亲的公司？虽然大量家族财富都属于公司，但为孩子们包括那些想要成为工薪族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扶持并不是问题。实际上，为所有的孩子提供等量的遗产也不是一个问题。 7 只要家族生意有人继承，父母通常不会强烈反对孩子选择去一家好的公司或一间政府机构工作。另一方面，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或是长子已经在其他地方工作，那么，父母就会希望让孩子接手家族生意。这不仅解决了父母晚年如何拥有一个活动场所并继续以往生活方式的问题，也让他们为自己的成就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
如果家里的两三个孩子都对生意感兴趣，他们可以在公司里共同承担责任。长子可能拥有比其他小一些的孩子更大的权力，但这与传统乡村家族里一家之长所拥有的专断权力有所不同。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女儿也许会嫁给另一个做生意的、有天赋的年轻人，足够胜任接过家族生意的重担，延续家族的血脉。虽然不像农村那么强烈，但家族血缘观念仍然很强大，它更多地与延续家族生意的利益紧密相连。一个经商的家族虽然不会在继承家系的长子与其他在外生活的孩子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但确实会区别对待参与或不参与家族经营的孩子。
实际上，即使是在赡养长辈、维护家业、看护祖坟或是维持家族财富这些事务上，人们也都倾向于由那些打理家族生意的孩子来承担责任。那些打理家族生意的孩子更看重家族传统，远远超过一般工薪族家庭。实际上，商业家族通常有令他们自豪的、更加悠久的家族历史。有时这些家族往往有显赫的家世或传承有序的族谱。有时他们还拥有宝剑、节日人偶、饰品、印刷品、卷轴或是书法典籍这样一些已相传几代的家传珍宝。这些家传珍宝以及为逝者举办的家族仪式意义非凡，因为它们是家族显赫的象征，能够使他们与社区中的“普通”家族相比卓尔不群。
因为绝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包括法学院的毕业生，都被大机构雇用，M町仅有的独立从业者只有医生和牙医。虽然牙医并非专科医师，但绝大部分医生都是内科、外科、儿科或是妇产科方面的专科医师。在东京，很多医生在大医院工作，但M町的医生则开设私人诊所，住家紧连着诊所和若干病床。由于私人诊所的医生通常与外界医院没有附属关系，这些医用病床对于需要进行手术或是需要持续观察照料的病人十分必要；通常而言，日本语中“诊所”的意思实际上既指办公室，又指这些让病人过夜的设施。
虽然医疗辅助职业并不完善，但医生通常会有一两个助理，同时承担护士、医疗技师和清洁妇的工作，如果在牙医诊所那里，则承担牙医技师和女佣的工作。在某些情形中，妻子可能更多地承担了专业技能工作，而医护人员可能既是家务女佣，同时又是护士。另一些情况下，助理也可能承担了所有这些工作。医生与助理的关系非常亲密，是家长式的，甚至助理可能就住在他们家里。
独立执业医师既不拥有像成功的商人那样的强大经济实力，又没有工薪族那样的大机构做后盾。他的安全感完全来自行医时练就的技术。通常而言，独立执业医师在社区中行医，与他的老客户保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病人根据地点便利与否、医生的态度与声望，以及朋友的介绍来选择医生。在M町，同他们的美国同行相比，执业医师的所得没什么秘密可言，医师可以给病人开药获取收益，安排病人住院也能够挣一点。医生可以做广告，最起码可以在住所附近竖个牌子提醒大家关注。由于家庭的经济保障来自自己的工作，执业医师们会尽可能多储蓄一些。虽然专业人员会组成互惠组织去帮助那些需要的成员，但一般而言，在经济不景气、发生意外或面临重病和退休时，这类保障依然是无法与大机构提供的保障相提并论的。
私人开业带来了无法忽视的经济风险，因为这要求准备一大笔开办资金去购买医疗设备，其数额大大超过前些年。随着医学院推行标准化教育，教育的费用也相应提高，学医的人能够赚钱养家的年龄则推后了。年轻医生要能够熬到开业的资历，还债给资助他读书的人，然后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可能需要花上许多年。而就在一二十年前，在一个医生或牙医手下做很长时间的实习生，其间积累一些积蓄，然后在资深医生的帮助下开业还很常见。M町绝大部分中年的执业医师都是用这种方式开始的，谋得一份体面的生活没有什么困难。总体而言，他们的实际收入要比工薪族高得多。
资深执业医师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吸收战后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技术。一些人还没能紧跟上变化的步伐，但意识到这一点的医生们已经开始参加一些特别开设的课程，阅读专业文献，并参加一些由母校或医学协会举办的特别讲座和演示活动。这些技术工作需要大量技能，医生们责任重大，既要行医，又要跟踪医学前沿进行自我培训，这在执业医师中已成为特别迫切的问题。
与成功的商人在社区事务中广泛地承担职责不同，医生的活动限制在他和病人、亲戚以及职业伙伴的关系网络中，少有例外。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诊所，或是上门给病人看病，很少有时间进行其他活动。其职业关系网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他读书的学校，而不是他居住的社区。这并不是那种校友之间的职业关系网，医生们还会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闲暇活动，包括喝酒、集体活动、聚会和旅行。一些医生觉得，在M町，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校友之间则不会有这种感觉。不管怎么说，由于职业规范和稳定的客源和收入，医生和牙医们之间的竞争并不像店主那样激烈。
就像成功的商人们那样，医生们的工作和闲暇时间很难做出明确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说，医生的工作时间取决于病人们的来访时间。大部分诊室一直开到晚上八点或九点。甚至在并非紧急的情况下，病人们有时也会在很晚的时间来看病。预约看病还不常见，但也有一些医生开始像西方那样尝试建立类似约诊制度的商业合同式医患关系。但即使是现在，还是有一些病人带着礼物，或以略高的价格支付诊金。一个牙医开玩笑说，他要像百货公司那样，让他的顾客以统一价格支付诊金了。对于医生来说，价格得以很快统一是因为国家健康保险已经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费用体系。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医生们对没有预约的病人还是来者不拒。
由于诊所和住家很近，身为医生，丈夫们在家的时间就很多了，他们在家吃饭，在病人的问诊间隙回家看看。因此，医生们对家庭的活动十分了解，比起工薪族和商人，在家更有权威。例如，他可以让护士或诊室助理帮妻子做家务。如果妻子也同时是护士、会计和药剂师，她就始终处于丈夫的监管之下。即使妻子不在诊室帮忙，有一个女佣帮忙做家务，也不会享有工薪族或成功商人的妻子所享有的、脱离丈夫监管的自由。同时，妻子也相应地对丈夫的活动有更多的了解。他几乎没有什么金钱上的事能够瞒得住妻子，而她也不像商人的妻子那样要担忧丈夫的娱乐活动或是花费，但假如丈夫对日常生计事事过问，医生的妻子可能反倒会厌烦，甚至希望他别总是待在家里。
由于执业医师通常比工薪族有更高的收入，他们在物质享受上略胜后者一筹。然而相比起工薪族，真要购买物品时，他们会有更多的焦虑和担忧。因为这些医师觉得，自己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只能依靠积蓄，因此会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纳入储蓄以防万一，并购买各种减损保险。尽管更看重储蓄，但成功的独立执业医师还是比普通工薪族拥有更好的房屋和家具。
为了保证自己年老时仍然能够有持续的收入，很多执业医师家庭会积极鼓励家里的一个孩子继承这份工作。父业子承的特征使得独立的执业医师家庭模式非常类似于传统的农业家庭体制。就像自耕农家庭的土地经常不足以分给几个儿子那样，独立执业医师也存在诊所家业太小而不敷分配的问题。某一个孩子可能会不仅继承父亲的诊所，还继承这个家，即使父亲退休了，这个孩子和他的妻儿时常也需要和父母共同居住。继承了父亲诊所的儿子即使在执业之前也和父母的关系更为密切，被允许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的决策与大事安排中。其他的孩子因此不得不离开家各谋生路，得到父母的经济扶持也相对少一些。对父亲而言，把诊所传承给一个孩子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其优点，而对那个获得传承权的儿子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很大一部分牙科或医科学生就出生于职业医师家庭，并打算接过父亲的家业。同样，父亲并非职业医师的医学生，希望能够娶到一个打算把诊所传下去的职业医师的女儿，也就不足为奇了。基于上述原因，主干家庭模式在独立执业医师中始终盛行。
对于那个子承父业的儿子来说，通过入学考试考进某所学校不再是当务之急，只要能够进入任何一所牙科或医科学校，他就可以继续经营父亲的诊所。对于想要成为工薪族的其他儿子来说，考试更为重要，不过父亲让他们上私立学校会更容易一些，因此，考试的压力对医生的孩子来说也没那么大。
由于独立执业医师很少希望像成功的商人那样，成为一个社区中强有力的领导者，因此他们更可能把自己和工薪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医生不像工薪族那样享有保障，也没有相对较短的固定工作时间，不过，他的生活方式比工薪族更舒适，也可以避免每日长时间的通勤，如果通勤时间算到工作时间上，那么工薪族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可能就和执业医师相差无几了。总的来说，独立执业医师的真正优势在于其自由度：无需强迫自己取悦上司，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与一些郊区相比，M町几乎没有什么工厂和手工艺店铺，社会阶层中较低的群体绝大部分是小店的店主。由于商店卖的货物品种不多，从业不太需要资本与训练，这个行业也不能提供什么保障。由于积累资本、获得贷款或是招揽步行距离之外的顾客都甚为不易，因此，扩张生意的机会也相对有限。
店主的家庭依靠菲薄的收入维持日常生计，他们必须非常努力工作才能收支相抵。目前，百货公司在零售中所占份额日渐扩大，很多小店则相应日渐萧条甚至被迫关门。因此，即使是经营比较成功的店主也省吃俭用，只维持自己最基本的需要。
尽管销售额不高，店主还是要为微薄收益工作很长时间。某些种类的店铺店主之间会达成一个月关门休息一到两天的协议，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会想要控制竞争都不太可能，因此，出于被抢走客源的担忧，店主们根本不敢早早关门，或是每周休息一天。绝大部分店主每周工作七天，一年只在两到三个节日里才打烊，早上八点就早早开门，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还在营业。这份工作本身要求不高，店主可以在做生意的空隙中在家休息一会，但经济上的压力却十分严酷。
由于工作时间漫长，店主们根本没有什么工作之外的活动。如果妻子和孩子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小店铺，丈夫偶尔可以外出娱乐，但妻子和孩子会尽可能阻止他外出活动，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更何况丈夫还可能因一时兴起而花掉本来就很微薄的家庭收入。
店主们与顾客的关系通常很热络，但与其他商家，即使是不同行业的商家之间的关系则都不太友好。 8 总体而言，店主们似乎觉得，其他的邻居和自己一样生计艰难，不大愿意和这样的生活扯上关系。
由于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做生意，店主的妻子和孩子们不是那么依赖丈夫的收入。与需要体力劳动、通常由男性经营的小手艺铺子相反，许多小店是由寡妇和孩子们经营的。
通常而言，由于店主夫妻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任何职业群体的夫妻关系近得多，但并不一定就比其他夫妻幸福。家庭的幸福会让位于生意的考量，尤其是妻子一想到自己和孩子总是没有什么私人时间，就会感到厌烦。她嫉妒工薪族的妻子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家庭，而她只能在工作之余照顾孩子们。店主的妻子往往在工作的时候背着幼儿，甚至得在做生意的时候见缝插针给孩子喂奶。在母亲被叫出去接待顾客的时候，大些的孩子还会被独自留在屋里。由于几乎总是待在一起，丈夫比独立执业医师有更多的机会对妻子指手画脚，但店主的妻子们却不以为然。她们认为，自己为家庭收入做出了主要贡献，完全可以自由地向丈夫表达自己的看法。
总体而言，尽管店主的经济水平明显低于执业医师或是工薪族，但一些成功的店主雇有若干店员或是从乡下来的学徒，能够以一种与独立执业医师相去不远的方式生活——只是他们缺少保障，妻子也没什么时间照顾孩子和参加社会活动。
黯淡的经济远景，使得店主们几乎没有人想把店铺传递给下一代。很多店铺是由乡下上来的人开的，因为没有关系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开店谋生。也有一些店是由找不到其他机会谋生的老人经营的。即使生意经营得比较久了，而且也可以转接，但却没有大到足以让一个以上的人继承，人们鲜有热情让孩子延续这种令人不快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孩子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在工厂里得到一份好的工作，或是能够克服缺乏家庭扶持的困难通过学校考试，父母总会非常高兴，感到脸上有光。但是，由于父母缺少教育，也缺少指导孩子功课的兴趣，再加上孩子们常常忙着店里的事，在同等智力下，这样的孩子很少能够在考试中比工薪族的子弟表现得更好。很多店主认为他们现在的工作只是暂时的，总是梦想着在一家小公司或是办公室里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而，这份梦想很少有实现的可能，在打拼的过程中他们最终能够依仗的只是微薄的所有。
从高级经理到低级职员，从权力精英到办公室事必躬亲的跑腿小弟，在M町，工薪族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数量上都占有决定性的位置。 9 但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作为庞大稳定的科层机构的一分子，他们都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工薪族拿稳定的工资，能够大致准确地预期他在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里的位置与薪水。他可能没办法准确地说出他在公司里未来在哪个部门工作，但却能够准确地预见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部门的领导，哪怕一个小小的升迁只是比自己原来所预期的迟了一年，他也会觉得大失所望。生意起伏会影响到奖金，但不会对工薪族的工资有什么影响，因为即使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公司也要履行协议。典型的工薪族是不会接受外面公司提供的工作邀请的，但即使他原本打算接受一份极具诱惑的工作邀请，他也知道，留在自己的公司才能得到长期的利益保障，因为工资和福利随着他服务的年限而迅速提升。他知道，除非能力明显不符要求，或是行为失当，自己才会被公司辞退。
另外，工薪族也知道，在生病、出了意外或是退休的时候，自己毫无疑问会获得福利津贴。成功的独立商人有高额收入和储蓄，可以为自己提供保障，对抗疾病和受伤等意外；独立的执业医师要小心储蓄以防止意外，小店主在遇到这类情况时则常常束手无策。工薪族则并不通过自己的储蓄或是能力，而是通过公司承诺的收入与保险而享有保障，以应对他及其家庭可能会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10
虽然拥有一定保障，但就薪水而言，工薪族毕竟还是不如成功的商人乃至独立执业医师。因此，人们必须谨慎地控制花销。或许工薪族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难题是，退休时公司会提供一些福利，例如一次性付清的退休金或是定期的养老金，但是通常这个数目很小，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工薪族一般被要求于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在那之后，除了公司的退休金，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储蓄、额外收入或是求助于孩子来补贴自己的生活——尽管有时公司会帮他找到一份退休后的兼职。例如，一个退休教师可能会成为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兼职顾问。如果有富有的亲戚或者朋友，他们也许会帮他找到一份兼职。有些人没这么幸运，只能开间小店，还有些人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和孩子住在一起。
工薪族日常生活的核心是规律性。去往东京的通勤火车通常五分钟或七分钟一班，工薪族都很清楚早晨应该坐哪一班车。理论上说，只要公司需要，他就得在加班费很少或根本没有的情况下超时工作，而且也没人愿意休完所有的法定假期。例如，他应该拥有十天或是两周的年假，但通常工薪族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如果他要求全时休假，他可能被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人，对同事和上司不够全心全意。 11 与此同时，公司也发现，要求雇员超时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工薪族越来越习惯于有规律的工作时间，把没有加班费的超时工作视为对自由的侵害。他们对于周一到周五工作八小时或九小时，乃至一直工作到周六下午三点都没有什么意见，但要求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就会受到反对。
工薪族把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区分得最为泾渭分明。商人将生意与闲暇混同，店主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独立执业医师的闲暇时间取决于什么时候没有病人，与所有这些形成对比的是，就像读书的孩子那样，整体而言工薪族把时间规划得很好，他知道一天中什么时候工作，一周中什么时候应该留给家人和自己。
在有规律的生活、拥有保障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之外，公司还提供多种附加福利，增添生活乐趣。工薪族可以参加聚会、运动会，甚至还有公司赞助的旅行。一年至少一次或两次，公司会为员工提供去乡下住一晚的短途旅行，有的时候，员工也会集资参加公司的旅行。
工薪族通常无法承受轿车或高档娱乐这样的奢侈消费，但偶尔也能够由公司报账享用类似特殊待遇。对一位美国人来说，公款支付可能会带来额外的舒适，但对一位日本工薪族来说却意味着享受了本不该指望的愉悦。即使是在个人化的旅行中，他也常常能够以通过公司获得的折扣价住在旅馆里。一些政府机构和大企业或其联盟拥有自己的旅馆，有时可以提供给雇员们使用。如果一个雇员希望和全家一起在节日里娱乐一下，他可以公司价在会馆——一种专门为娱乐而设的建筑——租借较为便宜的房间（会馆用于会议和娱乐活动，很多地方与美国的酒店类似，但由于日本人的家无法容纳一群人聚会娱乐，因此，会馆的适用场合比美国的酒店更宽泛一些）。根据公司的性质，工薪族可以折扣价买到商品或是获得特殊服务。例如，一个大型电器企业的工作人员可以为自己家或是朋友在购买电器设备时得到很大的折扣，一个全日空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每年可以获得多达五次的免费飞行。尽管类似的福利并不总提供给普通工薪族，但事实上，大公司与小公司相比可以为雇员提供更多的福利。这可以解释，工薪族为何对自家公司怀着高昂热情，以及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戴着公司的徽章，拿着公司的公文包，还用公司的徽章做领带夹。
来自国外的观察者形容日本公司是家长式的，因为他们照顾雇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大公司至少在下述这点上与传统的小企业不一样，即它们没有明显的家长作风——在大公司，谁享有特殊待遇的决定权来自既定程序与规则，而较少取决于雇员的私人关系、上级的一时兴起或是公司财务状况的起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一视同仁，根据资历和能力奖励机构中的所有员工。
工薪族的社会关系严格地局限在他的工作圈和他自己的小家庭范围之内。他没有什么社会声望，因此在社区中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也没什么钱，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娱乐。大多数时间，他和家人在家度过夜晚的闲暇时间，或许星期天和家人一起进城去公园或百货公司看看。就平时的娱乐而言，工薪族会在工作之余和同事一起去喜欢的酒吧、茶馆、咖啡屋，或是小吃店。因为期望终身服务于同一家公司，工薪族最亲密的关系来自同事，他觉得，维持彼此之间的友谊至关重要。
工薪族回到家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家是一个让他放松的地方。某些时候，与其他男性不同，工薪族甚至可能给妻子帮帮忙——即使不像美国人那样平常。他知道怎么自己沏茶，有些人甚至知道怎么做饭。偶尔地，他会帮孩子洗澡，收拾床，出去买点东西，和孩子们一起散步。
与此相应，总体而言工薪族的妻子们不太了解、更不关心丈夫在办公室的日常活动。她没什么机会和丈夫一起外出，与公司里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妻子聚会。丈夫在公司的工作范围既定，他们在工作中对什么样的难题感兴趣，对妻子而言也没什么意义。即使是一个好奇的年轻妻子，对丈夫的工作很有兴趣，他也很难以一种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他的工作，因此，即使告诉她自己工作的种种细节也很难令人满意。由于妻子与丈夫的日常世界完全隔离，丈夫们也很少了解社区的日常活动，他们之间共同的兴趣交集就只剩下孩子和亲戚了。
尽管工薪族的妻子并不真正了解丈夫平时做些什么，但除非妻子有着很强烈的野心，一般她会满足于丈夫在公司中的地位。从她的角度来看，丈夫工作的最大优势是工作时间有规律和工资稳定。她能够确定他什么时候在家，也能够确切地知道他的收入，不需要担心下个月的家庭收入是多少，或是从哪能够挣到这笔家用。与店主的妻子乃至独立执业医师的妻子相比，她无需忍耐长时间的劳作，觉得很幸福。她能够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全身心地照顾孩子们。与店主或是农夫的妻子相比，她的生活比较自由和富足，不需要像美国的同类人那样出去自己找份工作，也没有“只是个家庭主妇”的那种感受。她几乎不需要承担什么外部事务，很乐于全心为家庭奉献。
在规划孩子们的未来时，工薪族家庭把希望都寄托在升学考试上。工薪族不像独立执业医师或者商人，后者能够让孩子承继父业，无需考虑孩子们在哪个学校读书，得到什么样的教育；工薪族也不像店主，后者对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工薪族的孩子得靠入学考试进入大学，进入公司，因此，他们通常会给孩子施加更多的压力，也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督促孩子准备这些考试。
工薪族的家庭通常是只包括父母和孩子的核心家庭。 12 亲戚之间没有生意往来，只看是否投缘，而不是彼此承担的义务。在商人家庭里，常常是生意上的关联维系着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医师家庭里，承继了父亲诊所的孩子也和父母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商业关系。店主的孩子自小就给父母打下手，有些时候，其中一个孩子就此继承了父母的店铺。但是，在工薪族的家中，父母和孩子之间不存在这样的经济纽带。由于孩子的未来更多地决定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所属的机构，而非所继承财产的多寡，而女儿的婚姻更多地决定于她得到的教养和性格而非嫁妆多寡，因此父母会更多地考虑如何给孩子以恰当的工作上的培训，或是如何获得一份令人满意的婚约，而不是积累庞大的财产。
在工薪族的家庭里，长子和次子之间的区别变得不甚重要。没有哪个孩子能通过经济上的优势获得家庭的主导权，因此，战后要求遗产应该被平等地分给所有孩子的相关法规对工薪族而言不是一个问题。虽然家庭礼器通常会传给长子，但是对核心家庭的局部存继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年老的父母退休之后应该住在哪个孩子家里。因为退休金菲薄，父母经常发现，退休后必须和孩子住在一起，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准。另外，通常而言，老年夫妇除非和孩子同住，否则很少有机会加入到社区生活之中。所有的子女要平摊经济上的赡养费用，但退休的父母，特别是守寡的母亲，通常会和其中一个孩子长期住在一起。
成功的独立商人的生活方式是工薪族无法企及的。但由于归属于一个大机构，工薪族由此获得一股支撑力。事实上，在日本“人以群分”的观念使得工薪族获得了靠山，让他们觉得，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自己能够傲视实际上在地方社区里拥有更多实际权力的商人和独立执业医师。
经由对在大型科层机构中工作意义的简要讨论入手，下面我们将更多地从细节上讨论工薪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将首先考察成为工薪族一员的过程：如何准备和参加考试，以及这个过程对于家庭的影响。我们也会描述家庭与日本社会主要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内部过程。最后，我们将讨论目前这一研究对维持日本社会秩序所具有的某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