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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著作是根据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我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所做的一项研究写成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
当然，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
在研究日本之前，我和我当时的妻子（她现在已经离世）在波士顿地区研究美国家庭。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我们开始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此后搬到近郊市川市的一个当地街区生活，碰巧郭沫若及其日裔妻儿多年前也在这里住过，他们的房子离我们的咫尺之遥。
我的妻子去日本人家访谈妻子，我则访谈男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周都去这六个日本家庭访谈，我们的儿子则在当地一家日本人的幼儿园里开始接受启蒙。就这样，我们和访谈对象成了好朋友。其中一家的妻子现在仍然在世，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一直与这六户家庭的孩子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现在也都成了儿孙绕膝的祖辈。
我们发现这些人家的丈夫都为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日本人称之为“工薪族”，社会学家们则称之为“新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中产阶级”（小型独立家族企业或小公司雇员）迥然不同。
在我们的著作中，我描述了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抚育孩子，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又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
和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大相径庭的是，日本的妇女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时间照看家庭和孩子。我的妻子称其为“职业主妇”，因为她们以非常专业的方式扮演着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似乎那就是她们的工作。这使得她们的丈夫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并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
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们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日本社会流行“教育妈妈”一词，因为她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竭尽全力帮助孩子成就学业。
在我们与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全然拒绝了二战时期及之前盛行的军国主义精神，他们致力于世界和平。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时期与日本人有过亲身接触，十分自然的是，许多中国人仍然会将日本人视为军国主义者。不过，如果中国人能够对日本家庭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将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放弃军国主义。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话，日本人是愿意与中国人做朋友的。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傅高义
二〇一七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