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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还是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作为只不过是个体行动或行为的集合体。然而，仅仅局限于行为的分析就会遗失许多要点，那会使对人类行动的解释简化到对水牛或狗的行为解释的水平上——水牛如何反抗驱使它的人以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工作速度；狗跳到桌上为的是偷吃剩饭。而我试图理解的是有思想的社会存在物的反抗，我不能忽略他们的意识，即他们赋予其行动的意义。他们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意识形态形式构成了他们行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然而由于他们对于情境的理解的局部性和缺陷，他们被限定的意图、价值观和目的性又制约了他们的行动。这一点非常明显，若不是因为行为科学中直接从收入、热量摄取、报纸发行量和收音机拥有量的统计数据中解读大众行为这一令人不快的趋势，我们完全没必要重申一遍。我想要做的不仅是揭示并描述作为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特行为的日常反抗的模式，而且要通过对这些模式藉以产生并发生作用的意义和价值冲突的分析奠定这一描述的基础。
说得委婉些，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我只强调最直接的两点：第一，无论意图还是行动都不是“不变的原动力”。产生于意图的行动反过来影响意识和随后的意图与行动。因而，反抗的行动和关于反抗的思想（或意义）处于持续不断的交流——持续不断的对话中。第二，目的和意识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方式不同于行动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方式。对于人类行动者来说，可能和普遍的情形是，他能够想象在此刻既不现实又不可能的行动方式。因此一个人可以梦想一次复仇或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公正的千年王国。而另一方面，由于时过境迁，那些梦想可能实现。意识的王国赋予我们一种预想行动的特权，而行动可能——仅仅是可能——在某一未来时刻实现。举例来说，如果对共享的价值、“幕后的”谈话、反抗之前农民的意识没有了解，我们如何能对任何农民的反叛给予充分的解释？
最后，如果不考虑目的、观念和那些行动的当事人的语言，我们又如何理解反抗的日常形式？
就另一个理由来说，对从属阶级的社会意识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使我们澄清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38一个主要争论——它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精英能够把他们自己对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于非精英的行为，而且强加于他们的意识。
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陈述如下：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境，有一个特定的被剥削群体，且这种剥削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即由精英和（或）国家设置的强制力量使任何不满的公开表达都成为不可能。为讨论起见，假设唯一看得到的行为是表面的顺从，对这样一种状态至少有两种相互分歧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由于霸权性的宗教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被剥削群体实际上把这种状态作为常规、甚至是社会秩序的合理部分接受下来。这一被动性的解释假设了一种对社会秩序宿命论的接受甚至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共谋（complicity）——对此马克思主义者会称之为“神秘化”或“虚假意识”。
这一解释典型地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精英不仅支配了物质的生产方式，也支配了象征的生产方式
——而这一象征性霸权使他们可以控制其统治被评价的标准。
如葛兰西所论证的，精英控制了社会的“意识形态部门”——文化、宗教、教育和传媒。因而他们可以操纵对他们统治的同意。通过创造和散布与之相配的普适性的话语和概念，以及确立何为正确、美好、道德、公平与合理的标准，他们建立了一种象征环境，防止从属阶级自由地思考。事实上，对葛兰西而言，无产阶级在观念层面的被奴役甚于其在行为层面的被奴役。因此，政党的历史使命就不仅是领导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打破束缚革命思想的象征笼罩。这种阐释被用来说明下层阶级的沉寂，特别是在如印度这样的乡村社会，那里严格的种姓39分层的神圣体系被宗教约束所强化。低等种姓被告诫要接受他们在印度教等级中的命运以冀来世获得回报。
对沉默的另一种解释是用农村中的力量关系而非农民的价值观和信仰来解释。
按照这一观点，农村的平静就可能是镇压（记忆的和/或预期的）的平静而不是同意或共谋的沉默。
由这两种不同解释所引发的问题集中在对农民政治的分析以及更广泛的阶级关系研究上。围绕这些问题发生了很多辩论，似乎解释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分析者的意识形态取向，而不是实际的研究。我并不想低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我认为有许多方法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经验研究。换言之，一方面强调意识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考虑到镇压（现实的、记忆的或潜在的）在抑制反抗行动上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虚假意识的争论最终取决于精英和从属阶级价值观的象征联盟——即取决于这样的假定：农民（无产阶级）确实接受了精英的大部分社会秩序观。如果“神秘化”并不意味着一个群体赞同剥削有理的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它意指什么？被剥削群体的观点在实质上与精英价值观的象征联盟达到一定程度时，“神秘化”就得到加强；而当它在一定程度上持有相异的或矛盾的价值观时，“神秘化”则被削弱。对从属群体的亚文化及它与统治精英价值观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部分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而证据并不确定，因为任何群体的社会观点都会含有许多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内容。引起注意的反常的亚文化主题并不是简单地存在，它们采取的形式、体现的价值观和激发的情感联系几乎是普遍性的。因而，即使缺少反抗，我们也不会没有探讨虚假意识问题的资源。
为了减少争论的抽象性，提供可能直接与此问题有关的证据或许是有益的。例如，关于租种或租赁的“台上的”说法是强调其公平和公正。但再考虑一下，佃农背着地主用以形容这一关系的词语就完全不同了——那是冷嘲热讽的。
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佃农对上述关系的看法被极大地“去神秘化”——即他们不再接受精英对租佃关系表面价值的定义——了吗？当哈吉·阿尤布和哈吉·卡迪尔被称为“哈吉·布鲁姆”、“吝啬的哈吉”或背地里被叫做“高利贷先生”时，难道不是意味着他们对土地、利益、租金和尊严的要求至少是在意识层面上的抗争（如果不是“台上的”的行动）吗？对下层阶级的宗教派别（如17世纪英国的教友会和20世纪爪哇的萨明教）放弃使用敬语，而使用低级别的称谓来称呼其社会上层（socialbetters），或使用像“朋友”或“兄弟”这样的词来描述每个人，我们又当作何解释？这不是说明精英们为高贵和尊严的等级所写的赞歌并没有被其臣民逐字地唱颂吗？
考虑农民由他们的经验所形成的文化——他们“幕后的”评论和交谈、他们的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才有可能决定农民实际上在何等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接受了精英所宣传的社会秩序观。下层阶级文化的某些因素会比其他因素与此有更多的关联。对任何农业系统来说，一个人可以认同一套关键的价值体系，它使精英所要求的尊重、土地、税款和租金被证明合理。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价值体系是否能在从属阶级的亚文化中得到支持或遭到反对是一种经验性的事实。如果强盗和窃贼转变为民间英雄，那我们可以推断对精英规则的违背博得了间接的赞许。如果公开的顺从私下里受到嘲笑，那可以说明农民很难被一种实际上由人为规定的社会秩序所奴役。如果那些试图拍精英个人马屁的人被他们阶级中的其他人避开和排斥，那我们就有证据表明存在着与权力抗衡的下层阶级的亚文化。然而，对精英价值观的拒绝并不是一个包含一切的命题，只有对农民价值观的深入研究才能确定磨擦与调和的要点。就此而言，只有当冲突集中在社会秩序的主要价值观上，并且不断增长和突显的时候，冲突的特点才是可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