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职业时如果更加慎重一点,所有人大概基本上都会成为研究者与观察者,因为毫无疑问,这二者的性质和命运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在为自己或后代积累财产上,在成家或立国上,甚至在追求声誉上,我们都是凡人;但在对待真理上我们却是不朽的,无须害怕变化,也无须害怕意外。最古老的埃及哲学家或印度哲学家曾揭起神像上的一角轻纱;至今那件微颤着的罩袍仍然撩开着,而我则见到天上的光辉,和当年一样鲜艳,因为是“他”中的“我”当年无所畏惧;而现在是“我”中的“他”在重新仰望那神光。那件罩袍上没有一点尘埃;自从那神灵显现出来至今,时间没有逝去。我们确实在善用或可以善用的时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我的住处和一所大学比较起来,不但更适宜于思考,而且也更适宜于认真的阅读。尽管我置身于一般流通图书馆的借阅范围之外,可是我却更加深入到那些传遍全世界的图书影响范围之内,这些图书的词句开头写在树皮上,现在只是不时抄写在布纹纸上。诗人米尔·科马尔·乌迪恩·马斯特说:“静坐而驰骋于精神世界;我在书中自能得到此种好处。美酒一杯令人陶醉;当我沉醉于奥秘学说的琼浆中时,便体验到了这种乐趣。”
整个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尽管我只偶尔才翻开来看看。开始我手头有着没完没了的活要干,因为同时,我的房子还要修建,我的菜豆还要松土,这使我无法阅读更多的书。然而将来能从事这种阅读的希望鼓舞了我。我在工作的间隙读一两本粗浅的旅游书籍,直至我感到干这样的事很害臊,于是我问道:那时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学生们可以阅读希腊文的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作品而无放荡奢靡的危险,因为这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力图仿效他们的英雄,并把早晨的时间奉献给阅读。这些英雄诗篇,即使是用我们本族语的文字印刷出来,也始终是一种引不起颓唐时代反应的语言;而我们则必须花费很大力气去查明每个词和每行诗的意义,尽我们的智慧、胆魄和气量,揣摩出一种比普通用法所许可的更为宽广的含义。现代那些廉价而又多产的出版社,尽管出版了那么多的译作,却不曾使我们更加接近古代的史诗作家。这些作家依然和以往一样寂寞,而印出的他们的文字依然稀罕而难以理解。花费青春岁月和宝贵时光是值得的,如果你学习到古代语言中某些词语,它们是从街谈巷议的琐事中升华出来,具有永恒的启发和令人振奋的价值。农夫把听到的几个拉丁词牢记在脑子里并不时拿出来应用,这并非徒劳无益。人们有时发表意见,似乎对古典作品的研究最后会让位给更现代更实际的研究;但有进取心的学者却会把古典作品研究下去,不管它们用什么语言写成或有多古老。因为古典作品不就是用文字记载的人类最崇高的思想吗?它们是唯一不衰微的神谕,其中有着对最现代的探询的答案,是特尔斐和多多纳
所不曾给出过的。我们干脆把研究大自然也搁到一边去好了,因为大自然如此古老。阅读好书,也就是说,阅读蕴藏着真挚精神的真诚的书,这是一种高尚的锻炼,会使读者获得比当前受到推崇的做法更好的锻炼。这需要接受像运动员那样的训练,也即一生锲而不舍地献给这个目标。书本是经过深思熟虑、含蓄地写下来的,阅读时也应如此。书本中所用的那个民族的语言,你即使能说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口语与书面语,也即听到的和读到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异。前者通常瞬息即逝、只不过是一种声音、一种吐字、一种方言,几乎是粗野的,我们不自觉地学习它,就像野蛮人从母亲那边学到的一样。后者则表现为口语的成熟和经验的积累;如果说前者是我们的母语,那么后者便是我们的父语,是一种被保留下来的、精选的表达法,其意义不能光凭耳朵来听,我们要说这种语言就得重生。那些只会说中世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老百姓,绝不会生来就能读天才作家用这两种文字写成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他们所懂得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的,而是用精选的文学语言写的。他们不曾学习过希腊和罗马那些更加卓越的方言,而写有这些作品的材料在他们看来无非一堆废纸,相反的,他们却对那些廉价的当代文学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当欧洲几个国家获得了它们自己虽粗鲁却独特的语言,足以满足其正在兴起的文学上的需要时,早期的学问复活了,学者们能从远古的年代里辨认出古代的珍品。当年罗马和希腊的民众听不到的,许多世纪过去之后,少数学者却读到了,但只有少数学者现在依然继续在阅读。
不管我们多么赞赏演说家那种脱口而出的雄辩之才,最崇高的书面词语通常都远远地隐藏在瞬间即逝的口语背后,或在它之上,正如繁星点点的太空隐藏在浮云后面一样。星星就在那儿,那些能辨认的人可以去辨认。天文学家永远在评论和观察它们。它们不像我们日常的谈吐和呼气那样的蒸发物。讲台上所谓雄辩在书房中看来通常也就是修辞学。演讲者在瞬间机会中的灵感驱使下,向他面前的一群人讲话,对那些能够听他的人讲话;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更平静的生活构成他的机会,那种使演讲者受到鼓舞的人群与事件,却使他心烦意乱,作家是在诉诸人类的智慧和心灵,是在向任何时代能够理解他的一切人说话的。
难怪亚历山大出征时随身带着装有《伊利亚特》的宝匣。文字是最珍贵的文物。它既是一种和我们更亲密无间的东西,同时也是比其他任何艺术品更具普遍性。它是最接近生活本身的艺术品。它可以被译为任何一种语言,不但可以阅读而且的确可以从人们口中吟诵出来——不只是描绘在油画布上或刻在大理石上,而且是用生命本身的气息雕刻成的。一个古代人的思想象征,变成一个现代人的口头语。两千个夏天给那些希腊文学的丰碑,正如给她的大理石雕像那样,披上的只是更成熟的金秋的色彩,因为它们把自己宁静的天上的气氛带到所有的国土,使其得以抗拒时间的侵蚀。书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世世代代一切国家的合适遗产。书籍,最古老也最优秀的书籍,自然适于放在家家户户的书架上。书籍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可是当它们使读者豁然开朗,获得支持的时候,常识使读者懂得不可以无书。书籍的作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天生而不可抗拒的贵族,对人类施加比国王或皇帝更大的影响。当那些没有文化、也许还白眼看人的商人,靠经商和勤劳赢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空闲与独立,并被接纳到富人和时尚的上流社会里去时,他最终不可避免地还是要转向那个更高而又难以接近的智识与天才的领域,只会认识到自己缺乏文化,认识到自己的一切财富全属浮华虚荣,不足齿数。于是煞费苦心,尽力为孩子们谋求他感到强烈需要的智力文化,进一步证明他有见识;这一来,他变成了家庭的始祖。
那些读不懂古典作品原文的人,对人类史的知识一定很不完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类古典作品竟然没有任何一种现代语言的译本加以再现,除非我们的文明本身可以视为就是这种内容的再现。荷马至今没有用英文出版过,埃斯库罗斯,甚至维吉尔也是这样——他们的作品几乎和黎明本身一样优雅,一样完整,一样纯美;因为后来的作家,不管我们怎样去描述他们的天才,很少能比得上古代作家精心刻画出来的完美与优雅,以及毕生崇高的文学劳动。不懂这些作品的人们才只谈论要把它们忘记掉。等我们拥有学识和才能,能够专心去研究和欣赏它们时,再去忘记也不迟。当那些我们称为古典著作的遗迹以及更古老、更少为人读懂的各民族经文积累得更多时,当梵蒂冈收藏的满是《吠陀经》、《阿维斯陀古经》
和《圣经》,满是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而继起的一切世纪接连不断地把它们的纪念品在世界性的广场上堆放时,那个时代的确是非常富有的。靠着这样大堆的宝藏,我们可望最终能攀登上天堂。
伟大诗人的作品至今尚未被人类读懂,因为只有伟大诗人才能读懂。人们读这些诗作的情况,一如芸芸众人看星星。至多是占星术的看法,而不是天文学的看法。多数人学习的目的是贪图微不足道的舒适方便,正如他们学习算术,目的是能够记账,做生意时不致受骗;可是把阅读当成一种崇高的智力锻炼,他们却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可是,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算得上阅读的不是那种像奢侈品哄骗我们,使我们更加崇高的官能为之昏昏欲睡的事物,而是那种我们必须殷切期望去阅读,把我们最机灵、最清醒的时间用上去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识字之后,就应该阅读文学中最优秀的东西,而不是老呆在四五年级里面,一辈子停留在最低等、刚起步的地方,将a—b—ab反反复复念个不停,反复背诵着一些单音节词。大多数人自己能够读或听人读就感到满足,可能由于一本好书——《圣经》中充满智慧的至理名言而内心受谴责,在余生的岁月里,就阅读一些轻松的读物,过着单调的生活,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掉。在我们的流通图书馆里面,有一部多卷的著作,书名为《小读物》,我相信书名指的是一个我未曾到过的市镇的名称。有这么一类人,像鸬鹚和驼鸟那样,甚至在吃了一顿肉菜都很丰盛的大餐之后,仍能把这一类东西都给消化掉,因为他们不容许浪费掉任何东西。如果说别人是提供这种食物的机器,那么,他们就是这类东西的阅读机器。他们在阅读第九千个有关泽布伦和赛福罗妮亚的故事,读这两人如何相爱,从没有人如此相爱过,而且他们真心相爱的道路也不平坦——无论如何,他们是如何相爱,如何栽跟斗,如何再爬起来,走下去。某个可怜的不幸的人是如何跑到教堂的尖塔上去的,他最好是不爬到那么高的钟塔上去;那位快乐的小说家却毫无必要地把他扶上那里,并敲起钟来好让全世界的人都集合来听,哦,天哪!他怎样再爬下来!对我来说,我认为他们最好是把小说世界里所有这些往上爬的英雄人物都变成风向标,一如他们经常把英雄人物摆在金光闪闪的星座中一样;让他们去随风转,一直转到生锈时为止,别让他们跑下来用恶作剧搅得老实人心魂不定。下一次小说家再敲钟时,即令聚会所烧塌下来我一动也不动。“《脚尖一点就上天》——中世纪传奇,《小不点托尔坦》的著名作家撰写,按月连载;连日抢购,购者从速。”他们眼睛睁得又大又圆,认认真真的一副天生好奇心、带着贪得无厌的胃口来阅读这些东西,胃里的皱褶也无需磨练,就像一个4岁小孩坐在凳子上看他那本两分钱的封面涂金的《灰姑娘》一样——就我所知,他们读后在发音、重音、加强语气或在提取和加入寓意方面都毫无进步。结果得到的只是目光迟钝,生机停滞,以及所有智力的瓦解与丧失。这类像姜饼般华而不实的货色每天都在出炉,比起纯麦面包、黑面包或玉米面包都更勤于出炉,在市场上更有销路。
甚至那些被称为有教养的读者也不读优秀的读物。我们康科德的文化算什么呢?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极少数例外,人们甚至对英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或非常好的书籍也不感兴趣,这些书籍中的词语大家都能读也会拼写。甚至各处大学毕业或受过所谓自由教育的人对英国古典作品也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至于那些记载下来的人类知识——古代经典和《圣经》,对任何想知道它们的人都是很容易获得的,可是很少有人肯花点功夫去熟识它们。我认识一个中年的伐木者,他订阅了法文报纸,据他说不是为了读新闻,因为他超然于新闻之上,而是为了“保持练习”,因为他血统上属于加拿大人;当我问他认为什么是他在这世上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时,他说,除了这件事外,是继续努力把英语提高。这就是大学出身的人的一般做法或想法,他们为此而订一份英文报纸。一个刚阅读过一本也许是最优秀的英语书籍的人,可以跟多少人谈论这本书呢?假定他读的是原文的希腊或拉丁古典著作,就是所谓文盲的人也熟悉对它的赞美,可他却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来谈论的人,而必须对此默默无言。的确,在我们的大学里,未必有哪个教授不仅掌握了语言的难点,也相应地掌握了一个希腊诗人的才智与诗情的难点,同时还能以同情之心把这种奥妙让敏锐而豪迈的读者共享。至于神圣的经文,也即人类的圣经,这个城市里面又有谁能够把那些书名给我说出来呢?多数人不知道希伯来人以外的民族也有圣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会不怕麻烦地去捡起一块银币;但我们面前摆着的是金玉之言,是古代最有见识的人所说的,后来各个时代的有识之士也使我们对这些语言的价值确信不疑——尽管如此,我们学习的仍只是简易读物,识字课本和点名记分册,而当我们离开学校后,读的也只不过是“小读物”,一些供小孩子和初学者看的故事读本;我们的阅读、会话和思想都处于极低的水平,只配得上侏儒和矮人。
我渴望认识一些比我们康科德这片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更加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这里还没有人知道。难道我会听到柏拉图的名字而不读他的书?好像柏拉图是我的同乡而我从未见过他——是我的隔壁邻居,而我都从未听过他说话,也从未倾听过他那些智慧之言。但实际的情况怎样呢?他那部包含着不朽见解的《对话录》摆在旁边的书架上,可我却还未曾读过。我们都是些教养不良而又粗俗的文盲;这方面我承认,我对同乡中那些完全目不识丁的文盲,和那些只会读儿童读物和低智力作品的文盲,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别。我们应该像古代那些高尚的人物一样好,但在一定程度上首先要弄清楚他们好在哪里。我们都是些低下的人物,在智力上再高也飞不过报纸专栏的高度。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那么迟钝。也许书中有些词语的确是针对我们的情况说的,这些词语如果我们真的能加以倾听并且理解,那将会比清晨和春天对我们的生活更有助益,甚至还可能使我们周遭事物面目一新。多少人由于阅读一本书而使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新纪元。一本书也许为我们而存在,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并揭示新的奇迹。那些目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物,我们可能发现在别的地方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当今使我们心烦意乱、伤透脑筋和迷惑不解的问题,也曾同样发生在一切聪明人的心上;任何一个也没有漏掉;并且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话,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有了智慧,我们便能学会心胸宽阔。那个住在康科德郊外农庄上的孤独雇农,获得重生和特殊的宗教经验,并且自己觉得,信仰使他进入了一种静穆和与世无争的境界,他也许会认为这不真实;可是琐罗亚斯德数千年前便走过这条路并获得同样的经验;但是这位先哲由于才智高超,懂得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以宽阔的胸怀对待邻人,据说还在人们中间创建了敬神活动。就让他恭顺谦卑地去和琐罗亚斯德沟通精神,并且通过一切杰出人物的自由影响,也和耶稣基督本人沟通精神,让“我们的教会”被置诸脑后吧。
我们夸耀说,我们属于19世纪,比任何国家迈着更快的步伐前进。但鉴于这个村镇为其自身文化所做的事如此之少,所以我不打算去恭维我的市民,也不愿被他们恭维,因为这对我们双方的进步都无好处。我们需要的是受到鞭策——像牛群那样在驱赶下快步疾跑。我们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公立学校体制,只为幼儿服务的学校;但除了冬天有个处于半穷困状态的讲堂,和新近那个根据政府法令勉强开始创办的图书馆之外,没有我们自己的学校。我们为身体的营养或身体的疾病把钱花到五花八门的项目上,可是对精神食粮,花的钱却少得多。是时候了,我们该去办一些不寻常的学校,而不是一开始成为成年男女就把教育置于不顾。是时候了,应该是村镇即大学,村镇里年纪较大的居民都是研究员,过着清闲的生活——要是他们确实很富裕的话,在余生的岁月里自由求学。世界难道永远只局限于一个巴黎或一个牛津?难道学生就不能寄宿在这里,在康科德的天空下获得自由的教育?难道我们就不能聘请一位像阿伯拉尔
那样的人物来给我们讲学?哎呀!一方面由于养牛,一方面由于照管商店,使得我们羁留在校门之外为时太久,而我们的教育也可悲地受到忽视。在这个国家里面,村镇在某些方面应该取代欧洲贵族的地位。它应该成为美术的保护人。它很富裕,只是缺乏气量与优雅的风度。凡是农民和生意人重视的事它都肯花钱,可是,想把钱花在那些知识水平更高的人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可就被视为是一种乌托邦空想了。感谢运气或政治,这个市镇花了1万7千元盖了一座市政厅,可是,要让它把同样的钱花在有生命力的智力投资上,也就是说,让那个空壳子真正变得有血有肉,那大概就是磨上一百年它也不干。每年冬天给讲堂捐助125元,比起这个市镇所筹集的任何一笔同样数额的资金花得更有意义。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19世纪,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19世纪所提供的种种便利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各方面都非得这样偏狭不可?如果我们要读报纸,为什么不把波士顿报纸上那些闲扯淡的东西略过去,立刻订阅一份世界上最优秀的报纸呢?——不去吮吸“中立派”报纸的糊糊,也不去在新英格兰这里啃“橄榄枝”
。让各种学术团体的报道都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是否知道些什么。为什么要让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和雷丁公司去选择我们的读物呢?一如那个高品味的贵族周围摆的全是些能补益他的文化素养的东西——天才、学识、机智、书籍、绘画、雕像、音乐、哲学工具等等,让我们的村镇也这样做吧。不要聘请了一个教师、一个牧师、一个教堂司事,办了一个教区图书馆,选了三个市镇行政委员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们那些前辈的移民就是靠着这些,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度过严冬。集体行动是与我们制度的精神相符的;我相信,随着我们的环境日趋繁荣,我们的办法也会比贵族的更多。新英格兰能聘请世界上所有博学之士前来执教,在这段时间里在这里食宿,毫无乡气之感。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寻常的学校。让我们建立起一些高尚的居民村,而不是去当贵族。如果有必要,就让我们在河上少造一座桥,多走点路绕过去,但至少要在那环绕着我们的那片更加黑暗的无知的深渊上架起一座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