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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后面的记录，说得确切点，写下其中的大部分时，我独住林中，距离任何邻居都有至少一英里之遥，就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岸上，我亲手盖的一栋房子里，全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度日。我在那边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回到文明生活中寄迹了。
要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特别关注，东询西问，我本不会如此冒昧描述自己的经历，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人认为询问这类事不恰当，可我却不这么看，鉴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倒是十分自然而又恰当的。有人问我当时拿什么充饥；是否感到孤独害怕；如此等等。另一些人出于好奇心，想知道我把收入中多大的份额捐献给慈善事业，而那些有一大家子的人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此，要是我在本书中尝试对若干此类问题作答，务请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多加包涵。在多数书中，第一人称“我”常被省去；可是本书却加以保留；这一点，就自我意识而言，正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通常很容易忽略：归根到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要是我能做到知彼有如知己，那我就不会如此喋喋不休老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浅薄，只能囿于这个主题。再者，就我而言，我要求每个作家迟早要能对自己的生活作一个朴素忠实的描述，而不只是写他道听途说得来的别人的生活；这种描述要仿佛是他从远方寄给自己亲人的，因为要是他过着诚实的生活，那一定是在于我很遥远的地方。也许，这些记录格外适合穷学生阅读。至于其余读者，则可各取适合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干撕开缝线穿衣裳的事，因为衣服只有合体，才会穿起来舒适。
我乐意谈的，与其说是有关中国人和三明治岛
上居民的事，不如说是和你们有关的事，你们是本书的读者，据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我要谈的是有关你们的境况，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里的外部境况，或者说是环境，我要谈谈它的现状，谈谈是否非得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里度日，是否它已到了无法改进的地步。我在康科德旅行了很多地方，所到之处，不论商店、办公场所，还是田野，所有的居民在我看来全都是在用千百种令人惊异的苦行赎罪。我曾经听说婆罗门教徒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毫无遮掩地坐在四面皆火的地方，眼睛直盯着太阳；或者身体倒悬，头垂在火焰之上；或者侧着身子转望天空，“直至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这时除了液体外，别的任何食物都无法通过扭曲了的脖子输入胃中”；或者终生用一根链条拴在树下度日；或者像毛毛虫那样，用自己的身体来丈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幅员；或者用一只脚站在柱子上面——甚至这类有意识的赎罪行为，也未必比我每天目睹的景象更加难以置信，更加令人惊讶。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差，和我邻居所做过的那些比较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因为苦差只有十二件，而且有个尽头，可我总也见不到这些人宰杀或者擒获任何一头怪兽，或者做完任何苦差。他们也没有伊俄拉斯
这样的朋友，用一块烧红的烙铁来烧灼九头蛇的头颈，所以割去一个蛇头，便又长出来两个蛇头。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我的同乡，他们的不幸在于非得去继承农庄、房屋、谷仓、牲口和农具不可，因为这些东西是得来容易摆脱难。要是他们出生在空旷的草场上，由狼喂大，那就好得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更容易看清自己得在怎么样的一片土地上劳动。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当世人命中注定只能忍辱过活时，他们又怎么会享受60英亩地的出产呢？为什么他们生下来就得开始自掘坟墓呢？他们必须过人的生活，推着所有这些东西前进，尽力之所及把日子过得更好些。我曾碰见过多少个可怜的、不死的灵魂，几乎都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进，推着一座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谷仓向前去，还有一座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王
的牛棚，100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小林地！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不必缠身于这类继承下来的牵累，也觉得不拼命干活，便无以安抚和养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是在一种错误的笼罩之下劳动的。人的大半截很快就被犁入泥土中去，化成肥料。正像一本古书所说的，人受到一种看似真实的、通常称为“必然”的命运的指使，总是把金银财宝储藏起来，接着，蛀虫和铁锈便来腐蚀，小偷则入室盗窃。这便是蠢人的一生，生前他们未必清楚，但一旦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站，就会恍然大悟。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
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像雷利用铿锵的音韵译成的诗行：
从此人变成了硬心肠，忍苦耐愁，
证明我们的身躯，生来铁石结构。
对错误的神谕一派盲从，把一块块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它们掉到哪里连看也不看。
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较自由的国度里的人，也由于无知加上错误，满脑子装的都是些人为的忧虑，干的全是些不必要的耗费生命的粗活，这就造成了他们无法去采摘生命的美果。他们的手指因干苦活过度而笨拙不灵，颤抖得格外厉害，要采摘美果已无能为力。的确，从事劳动的人无暇日复一日地使自身获得真正的完善；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一进入市场便会贬值。他除了充当一部机器外，没有时间做别的。他如此经常动用他的知识，又怎能想起自己的无知呢？而这是他成长的需要。在对他进行评价之前，我们有时还得免费供应他吃饭、穿衣，并用提神的饮料使他恢复精力。我们天性中最优良的品质，一如水果上的粉霜，只有小心轻放才能保全。可是，我们对待自己也好，彼此相待也好，都不那么体贴。
大家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贫困的，度日维艰，有时可以说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阅读本书的人当中，有的确实吃了饭而无力付还全部饭钱，或者无力偿付那些快要或已然磨坏了的衣服和鞋子，可你们还是从债主那里挖走了一个小时，用这段借用或偷来的时间阅读这本书。显然，你们许多人都过着十分低微卑贱的生活，这个我靠磨炼出来的经验一眼就看得清；你们老是处于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地，想要着手干点营生，设法摆脱债务，而这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泥坑，拉丁文称之为æs alienum——别人的铜币，因为古时有些钱币是用铜铸造的；你们仍然靠这个别人的铜币活着、死去、埋葬掉；你们老是答应明天要偿还，明天要偿还，可今天却死掉了，无法偿债；你们老是设法去讨好人家，求人照顾，使尽各种方法，只要不是犯罪进监牢；你们撒谎、阿谀、投票，自己缩进一个谦恭礼貌的硬壳里，要不就自己膨胀起来，笼罩在一层浅薄浮夸的慷慨大方的气氛之中，这样才能使左邻右舍相信你们，让你们给他做鞋、制帽、做衣服、造马车，或替他添置杂货；你们把钱物藏在一口旧箱子里，或藏在一只外面涂上泥灰的袜子里，或为了更加保险起见，藏在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库房里，无论藏在什么地方，也无论钱物是多还是少，你们以为这样一来便可积蓄点钱物来应付生病的日子，殊不知反而把自己累病了。
有时令我惊奇的是，我们竟会如此轻浮（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去专注于这种虽然罪恶却多少是从外国搬进来的黑奴苦役形式。我们有着这么多又精明又阴险的奴隶主，把南方和北方一齐囊括起来奴役。和一个南方的监工打交道已不容易；和一个北方的监工相处就更加困难；但最坏的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你在谈人的神圣吗？请看看公路上那个赶马的人吧，他日夜兼程直奔市场；难道他的内心还激荡着一种神圣之感？他的最高职责无非是照顾马匹吃饲料和喝水。他的命运，同运输的赢利比较起来，还算一回事吗？难道他不是在替一位名声赫赫的老爷赶马吗？哪里还有他的神圣，还有他的不朽呢？你看他那副提心吊胆和卑躬屈膝的样子，整天都弄不清在担忧着什么，哪里是什么不朽或神圣，而是心甘情愿地认定自己是奴隶和囚徒，这是他靠身体力行给自己赢得的名声。公众舆论同我们的个人意见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个软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对自己有着怎样的想法，这决定了他的命运，确切点说，指明了他的命运。甚至要在西印度地区提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我解放——有哪个威尔伯福斯
在那边去实现它呢？再想想那片土地上的妇女吧，她们在编织着梳妆用的坐垫，等待着临终之日，对自己的命运不显出过于青嫩的关心！仿佛是可以消磨时间而又不会损害永恒。
大多数人过着忍气吞声的绝望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无非就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绝望。你们总是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并用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游戏和消遣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模式化而又不为人察觉的绝望。在这类游戏中并无娱乐可言，因为娱乐是随工作而来的。须知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特征。
当我们应用问答教学法的语言来思考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的主要目标，什么是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时，看起来仿佛人们特意选择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原因是他们更喜欢这种方式而不是任何别的。不过，他们确实相信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清醒健康的人永远牢记：太阳升，万物明。抛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太迟。世上任何一种思想方法或行为方式，不管它多么古老，如不经证明便不能信赖。今天每个人视为真理而随声附和或予以默认放过的事，明天可能被视为虚假，纯属空言，可有些人却曾把它当作一片祥云，以为会化作甘霖洒落在他们的田野上。老年人认为你们办不到的事，你们做了努力，发现自己办得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可能一度不很懂得添点燃料便可保持火种长燃不熄；新人却把一点干燥的木头放到水锅下面，他们绕着地球转，像鸟飞得那么快，真是那句成语说的：“有点要气死老人的味道。”年增岁长未必就更适于充当年轻人的导师，因为所得往往不及所失。我们几乎可以质疑，最聪慧的人又能否从生活中学到点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老实说，老年人并没有什么十分重要的忠告可以赠送给年轻人，他们本身的经验残缺不全，而他们的生活明摆着已是一场场悲惨的失败，他们对此谅必心中有数，无须明言。可能他们心中还留下一些与那经验不相一致的信念，只是他们没有以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活了约莫三十年，还从未听到过我的长辈给我哪怕是只言片语有价值的或诚恳的忠告。他们从未告诉过我什么东西，也许无法告诉我什么中肯的东西。面前摆着的是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未曾体验过的实验；尽管老一辈人对此有过切身的体验，但于我并无助益。要是我拥有什么我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的话，那我确信我的前辈导师们对此连提也没有提过。
有个农夫告诉我：“你无法光靠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不能提供任何长骨骼的东西。”因此，他虔诚地把每天的部分时间用于给他的身体提供长骨骼所需的养料；他边走边说话，跟在耕牛后面，这些耕牛靠吃蔬菜长的骨架，猛拉着他和他那副重犁前进，不顾那一个个障碍。在某些环境里，例如对于走投无路的人和病人，某些东西的确是生活必需品，同样这些东西在另一些环境里只能是奢侈品，而到了又一些环境里却成了完全陌生、一无所知的东西。
人生的一切境界，上至高山之巅，下至低谷之底，在某些人眼里似乎已为他们的先辈踏遍，而所有的东西也无一不为前人关注所及。根据伊夫林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制定了一些条例，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而罗马的执政官则做出决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土地上去捡掉下来的橡实而不会犯侵害罪，橡实中多少份额应归邻居所有”。
希波克拉底甚至还留下了医疗说明书，指导我们如何剪指甲：指甲应剪得不长不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毫无疑问，把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欢乐的人生化为乌有，这种单调乏味而又无聊之感和亚当一样古老。可是人的能力却从未获得估量；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能够做些什么，因为至今为止他尝试过的事是很少的。不论至今为止你有过什么样的失败，“别苦恼，我的孩子，有谁会指定你去做你迄今未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用一千次简单的试验来测验我们的生命；例如，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同一个太阳，也同时照亮了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星球系。要是我记住了这一点，那便可以防止一些错误。我为豆子锄草松土时还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光亮。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异的三角形的顶点！在宇宙各种各样的星宿中，有着多么遥远而又不同的生命在同一个时间里凝望着同一颗星星！大自然和人生正如我们不同的体制那样各不相同。谁说得准，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个什么样的前途？还有什么比我们彼此的目光一瞬间的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时代；唉，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像这样阅读别人的经验更让人惊异和增长见闻。
我的邻居视为好的那些东西，我灵魂深处却相信大部分是坏的，要是我还对什么事感到后悔，那大概就是我的循规蹈矩了。是什么魔鬼迷住我的心窍，让我的行为这么规矩？老年人，你可能会说出你能够说出来的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了，也有过某种荣誉，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不去遵循你所说的那一套。一代人放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像离开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要比我们现在所信赖的多得多。我们少为自己操点心，便可诚心诚意地在别处多给他人以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同样适应于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整天没完没了，忧心忡忡而又过度紧张，这几乎形同不治之症。我们都生来喜欢夸大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没有做的还有多少呀！还有，要是我们病倒了又怎么样呢？我们是多么的警惕！下定决心不靠信仰生活，只要能够避开；我们整天处在警惕之中，到了夜晚不情愿地做祷告，把自己交托给变化莫测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极其精打细算，极其真诚，崇敬我们的生活，否定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之道；可是，生活之道多种多样。正如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许多条半径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不过那是时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夫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当一个人把他想象出来的东西当成他所知的东西时，我可以预见到：所有的人最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所谈到的那些麻烦事和令人担忧的事情中，大部分是些什么？有多少我们必须为之操心，或者至少应小心留意？尽管我们置身于物质文明世界之中，可是过一过原始边远地区的生活一定会有好处，哪怕只是为了懂得什么是生活的一般必需品，了解人类曾采用过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去获取它们；或者甚至翻阅一下商人们往日的流水账，看看人们在杂货店里最常买些什么，储藏些什么货物，也就是说，最大宗的杂货是些什么。因为时代的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影响甚微；正如我们的骨骼很可能和祖先的骨骼没有什么区别。
“生活必需品”这几个字，我指的是一个人靠他自身的努力所得到的某些东西，它们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要，或在长期的应用中变得对人类的生活异常重要，以至于几乎没人会试着不用它们来过日子（不管是由于野蛮、贫困，或是哲学上的原因），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对许多人来说，具有这种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对于美洲的草原野牛来说，生活必需品无非是几英寸厚的丰美草地，加上可饮用的水，除非它还要找寻森林和山岳作掩蔽地。没有任何一种野兽需要食物和掩蔽地之外的东西。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气候下可以准确地分为下列数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在获得这些必需品之前，我们是无法自由地考虑人生的真实问题以及成功的前景的。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不仅有房屋，还有衣服和熟食；而且很可能是由于偶然发现火能生温，以及随后对火的应用（开初当成奢侈品），这才使得现在烤火取暖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我们注意到猫狗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靠着适当的住所和衣着，我们便理所当然地保存住体内的温度；但如衣着和住所的温度过高，或者燃料的温度过高，也就是说，外部的温度高于我们体内的温度，这不就等于说烧烤开始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及火地岛的居民时说，当他那些穿得暖和又坐近火旁的随行人员还远没感觉太热的时候，这些一丝不挂的野蛮人尽管待的地方较远些，却让他惊讶地看到，他们竟“在这样的烘烤之下汗流浃背了”。
所以，我们听说，新荷兰人
裸着身体泰然行走若无其事，可欧洲人穿着衣服却在打冷战发抖呢。是否就无法把这些野蛮人的结实同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呢？按照李比希
的意见，人的身体是一个火炉，而食物则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气冷时我们吃得多些，天热则吃少些。动物的体温是缓慢的内燃造成的，一旦内燃过旺，便出现疾病与死亡；反之，由于燃料不足，或因通风不良，火便熄灭了。当然，生命的体温不宜与火混为一谈；类比就到此为止吧。从上面列举的来看，“动物的生命”几乎就成为“动物的体温”的同义词了，因为食物可视为保持我们体内火焰不熄的燃料——而一般所说的燃料只是用以煮熟食物或从体外增加我们体内的热量，住所与衣着也只供保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因此，对我们的身躯来说，最必需的是保持温度，是保持体内的生命体温。我们花费很大力气去求得的不但是食物、衣着和住所，还有床铺。床铺也就是我们的睡衣，我们是靠夺取鸟巢和鸟胸上的羽毛来营造这个住所中的住所，正像鼹鼠在地洞的一端营造它用树叶和草做成的铺一样。穷人总惯于诉苦，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苦恼直接归因于冰冷，身体上的冰冷，同时也是社会上的冰冷。夏天在某些气候区里面，使人有可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燃料除了用来煮熟人的“食物”之外，这时没有需要了，太阳就是人的火；太阳的光线足以充分地烤熟许多果实；食物一般说来更加多种多样，也更易得到，至于衣着和住处则是全不必要或半不必要的。当前，在这个国家里，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独轮车等少数工具就足够了；对于勤奋好学的人来说，则还有灯光、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仅次于必需品，只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可是，另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到那些野蛮而又不卫生的地区去，全副身心投入生意中去，一晃就十年二十年，目的是谋生——也就是说，求得舒舒适适地过温暖的生活，可到头来还是死在新英格兰。那些过着奢侈生活的富人就不是只保持舒适的温暖，他们要的是很不自然的热；正如我前面指出过的，他们是被烧烤着，烤得自然很是时髦。
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使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不但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确确实实有碍于人类的进步。谈到奢侈舒适，大智者往往比贫困者更为俭朴。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身外的财富再怎么匮乏，可内在精神生活却丰富无比。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可我们所知道的竟已如此丰富，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更近代的一些改革家和各族的恩人的情况也如此。一个人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优越地位上，才能成为一个公正无私或有见识的观察者。奢侈生活结出来的果实也是奢侈的，不管是在农业或商业方面，还是在文学或艺术领域。当今之世，有哲学教授而无哲学家。可是，教授哲学是令人羡慕的，正因为过着哲人的生活一度令人神往。当一名哲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思想，甚至不仅要建立一个学派，他要热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去生活，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宏和信任的生活。他要解决一些生活问题，不但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中。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朝臣式的成功，而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杰式的成功。他们循规蹈矩，力求把生活对付过去，实际上和父辈的所作所为一样，所以他们也绝不是人类更高贵的祖先。但人类到底是怎样退化的？是什么使得各个家族没落衰亡？那种造成国家萎靡不振和崩溃毁灭的奢侈，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我们能否确信在自己的生活里并非如此？哲学家甚至在其生活的外在形式上也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衣食住所及取暖，都和他的同时代人不同。一个人如若不用比别人更优越的方法去保持他的生命之热，又怎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呢？
当一个人用我描述过的那些方式求得温暖的生活时，他接下去还需要什么呢？肯定不是更多同一类型的温暖，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房子，更漂亮更多样的衣服，更多久燃不熄和更炽热的火炉，等等。当他已得到了那些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之后，便会选择别的东西而不必再去谋求同样的多余物了；现在可以大胆冲出谨小慎微的生活，他不必再干那种卑微的苦活的假期开始了。看来土壤适宜于种子，因为种子已经把它的胚根向地下伸扎了，所以现在它也可以满怀信心把它的嫩枝往上面伸展。为什么人牢牢地在土地上扎下了根之后，却无法同样地向天空伸展呢？那些更高贵的植物，是根据其远离土地、在空气和阳光里最终结成的果实来评价的，它们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卑微的蔬菜不同，蔬菜尽管可能是两年生的植物，却只被栽培到生好了根茎时为止，而且为了要让根茎长大，时常把上面的枝叶剪掉，使大部分人在开花时节辨认不出它们。
我无意给那些具有坚强勇敢性格的人制定规章，因为他们不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会把自己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而且营造起房屋来可能比最富裕的人更豪华，也更挥金如土，却不会使自己穷困潦倒，不知道自己在怎样生活着——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像上面设想的那种人；我也无意给另一些人制定规章，他们恰好就是从当前的真情实况中获得鼓舞和灵感，并如情侣那样情投意合，珍惜着此情此景——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也列入其中；我这番话不是对那些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的，他们都懂得自己是否安居乐业。我的话主要是对那些心怀不满，对自己艰难的命运或时世空发牢骚的人说的，其实他们对那些境况是能够加以改善的。有这么一些人，发起牢骚来慷慨激昂，没完没了，因为据这些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在尽义务的。我还想到那看上去像是富裕，实则是一切人中最贫乏的一类人，他们积累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却不懂得该怎样去利用或摆脱，结果是金脚镣、银脚镣，自己锻来自己戴。
要是我想把过去若干年中希望如何度日的想法讲出来，可能会使那些略知我生命中这段历史真相的读者感到诧异；也一定会使那些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为之惊讶。所以我只略谈几件一直挂在心头的事就行了。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任何天气、任何时辰，我都渴望抓住关键时刻，并在我的杖上刻痕记下这个时刻；我渴望立足于过去和将来这二者的汇合点，也即现在这一刻，准备起跑。希望你们对若干晦涩难懂之处予以原谅，因为在我这个行当，秘密比起别的行当来格外多，这不是说我故意要保守秘密，而是因为它和这个行当所特有的性质分不开。我倒乐意把举凡知道的事和盘托出，绝不在自己的门口贴上“不准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在寻找。我曾对许多旅行者说起过它们，描述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对什么样的呼唤会有回应。我遇见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猎犬的吠声和奔马的蹄声，有人甚至还见到斑鸠飞入云层后面，他们也急于要找回它们，就像是自己失去的一样。
不只是期望着看日出和黎明的到来，而且可能的话，还要看自然本身！夏天和冬季，有多少个早晨，在任何一个邻居忙于料理他的事务之前，我早已把自己的事安排妥了！毫无疑问，我的许多同乡都见到过我办完事回来，那些黎明时动身到波士顿去的农民，或者动身去干活的伐木工人，都曾碰到过我。的确，我从未在太阳升起的过程中出过什么力，可是，不容置疑的是，太阳升起时你正好在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个秋日，唉，还有冬日，我是在城外度过的，我试听着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经听到立即传送。我把全部资本往那里面投，我迎着这种消息奔跑，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要是这种消息与两个政党有关系，毫无疑问，它一定会成为最新的消息登在报上。别的时候，多守望在悬崖或树顶的瞭望台上，电告任何一个新到来客的消息；或黄昏时刻在山巅等待着天黑下来，好抓到点什么，尽管我不曾抓到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像天赐的食物那样，阳光一照便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担任一家发行量不大的报纸的记者，这家报纸的编辑从不认为我的大量稿件适于刊登，所以，正如作者们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样，我费尽了力气得来的只是一番辛劳。不过，既然是这样，我的辛劳也就是其本身的报酬。
多年以来，我是一个自行任命的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察员，并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我还自任检查员，要是不检查公路，便是检查林间小道和所有近路，以确保道路畅通，深谷上面的桥梁一年四季都可通行，大众的足迹证明了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照料过镇上的野兽，这些野兽总是要越过篱笆，给忠实的牧人带来一大堆麻烦；我还得照料农庄各个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尽管我并不总知道约拿斯或者所罗门今天是否在某一块田地上劳动，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得给红越橘果、沙樱、荨麻树、赤松、黑、白葡萄和黄色紫罗兰等浇水，这些植物在干燥的季节不浇水便会枯萎。
总之，我一直这样做了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这么说，我一丝不苟地对待我的工作，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清楚：原来镇上的人并不愿意把我列入镇公务员的名单里，也没有给我一份领干薪的闲职。至于我的账簿，我敢发誓说我一直把账目记得清清楚楚，然而却从来没有人查过，更不要说有谁来承兑，来付账和结清账目了。不过，我从未把心思放在这种事儿上。
不久以前，有个流浪的印第安人跑到我邻居一位著名律师的住所兜售篮子。他问道：“你要买篮子吗？”回答是：“不，不要。”那个印第安人走出大门时惊异地喊叫着说：“你是不是想让我们饿死？”看到他那些勤奋的白人邻居生活得那么富裕——那位律师只需把他的辩词编织起来，然后就像魔术一样，财富和地位也便接踵而至，印第安人对自己说：我要做买卖，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够做的事。他想：编好了篮子，他就算是完成了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接下去责任就在白人身上，轮到他们去买这些篮子了。可他没有发现：他必须使篮子值得别人去购买，或者至少使别人认为值得，或者就做点别的什么东西值得别人去购买。我也编织了一种结构精巧的篮子，但我没有使别人感到值得去买。可是，就我而论，我也同样认为值得去编织。我没有去研究如何把篮子编得让人们感到值得去买，而是研究如何才能避免非得去出售这些东西不可。为人们赞扬并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非得夸大其中之一而贬低其他的生活呢？
我发现我的同胞们不大可能会在县政府办公大楼里给我谋求一席之地，也不会让我担任个牧师副职或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我一个糊口的职位，我必须自己另想办法，所以我越来越把整个注意力转到森林上去，那边的一切我更加熟识。我决定立刻投入生意活动，不像通常那样，等待资本凑足才干，我用的就是手头这点微薄的资金。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去过俭省的生活，也不是去过挥霍的生活，而是去障碍最少的地方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因为缺少点业务常识、经商营业的才能就不去完成它，似乎不仅有些悲哀，更有些愚蠢。
我总是力求养成严格的生意习惯；这种习惯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要是你是和天朝做买卖的，那么，在某个塞勒姆港的岸上设立个小小的账房也就够了。你可把本国出产的物品，全是些土产，许多的冰和松木，还有一些花岗石，由本地货轮装载输出。这都是些好生意。你对所有细枝末节，凡事都亲自监督；既是领港员和船长，又是业主与保险商；买进、卖出兼记账；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发出的信件全都亲自起草或过目；日夜监督进口商品的卸货工作；你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海岸的许多地方；水运装载最多的货物经常在泽西岸上卸货；充当你自己的电报机，不知疲倦地扫视着地平线，对那些沿着海岸线行驶的过境船只通报情况；坚持稳定地迅速发送商品，以供远地一个贪多务得的市场的需求；让自己消息灵通，知道各个市场的情况，了解各地战事与和平的前景，预测到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一切探险的成果，利用新航道和航海技术上一切改进的措施；还要研究航海地图，各个暗礁、新的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应加查明，对数表要不断加以校正，因为由于某个计算人员的失误，船只常常会触礁破裂，无法抵达友好的码头——这里有着拉佩鲁兹
的未被透露的命运；还有那应齐步跟上的宇宙科学，要研究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者，伟大的探险家和商人的生活，从汉诺
和腓尼基人直至今天；总之，要时刻登记库存货物，这样你对自己的境况才会心中有数。这对一个人的能力来说是一种磨炼——其中牵涉到赢利和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净重计算法的问题和各种估量，这都需要有广泛的知识。
我曾想到瓦尔登湖应该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仅因为有铁路再加上可做冰块贸易；这里还提供了种种有利条件，把这类条件吐露出来恐非明智之举；这是一个优良的港口，也是一块好基础。这里没有像涅瓦河上那样的沼泽地需要去填充，虽然你必须到处去打桩奠基。据说一次涨潮加上西风，加上涅瓦河上的冰块，便会把圣彼得堡从大地的表面上席卷而去。
由于经营这种生意一开始就缺乏通常拥有的资本，所以很难揣测能在何处筹集到此类事业依然不可或缺的用品。至于衣服，这一下子就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上去，我们购买衣服时总是喜欢新奇，重视人们的意见，而不注意衣服的真正实用性如何，让一个有工作做的人回想一下穿衣的目的吧：首先，是要保持生命必需的热量；其次，在当前这个社会状况下，是要把赤裸的身躯遮盖起来。他就可以作出判断：有多少必要的或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而又不用给他的衣橱增添东西。帝王和皇后一套衣服只穿一次，尽管这衣服是由裁缝专门制作的。看来皇上陛下是无法尝到穿一套称身衣服那种舒适的感觉了。皇上陛下实际上无异于一架挂着清洁衣服的木头架，可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更加和我们自己浑然一体，从而更具穿衣者的性格特征，以至我们舍不得将其弃置，正如对待自己的躯体那样，要弃之不顾，哪能没有依依不舍之情，哪能不求助于医疗器械的治疗，哪能没有黯然凝重之感。没有人会因为衣服上有个补丁便在我心目中降低了地位；可是我确信，通常人们更渴望穿上时髦的、最少也是干干净净没有补丁的衣服，而不问良心是否完美无缺。但是，即使衣服上的口子没有补好，暴露出来的最糟糕的缺点无非就是粗心大意吧。我有时用这样的方法来试验我的熟人——谁会穿上一条膝盖上有补丁或多了两条缝线的裤子呢？多数人好像都相信，如果这么做就会毁掉一生的前途。他们就是拖着一条跛腿蹒跚进城，也要比穿着一条破裤更好受些。要是一位绅士的腿意外受伤，总有办法使之好转痊愈，可是如果同样的意外把他的裤脚管弄破，那可就无救了，因为他考虑的不是什么东西真正值得尊敬，而是什么东西受到了尊敬。我们认识的人并不多，可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很不少。你用最后一身行头去给稻草人打扮起来，你没有行头陪站在一旁，谁不立刻向稻草人致敬呢？前些日子我经过一片玉米地，靠近那根戴帽穿衣的木桩，我认出了那个农田的主人。他只是比我上次见到时稍为受到风吹日晒的侵蚀。我听说过有这么一条狗，它对凡是穿着衣服、走近主人房屋的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吠叫起来，可却很容易让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偷弄得一声不叫。这里有个很有趣的问题：要是人们脱掉了衣服，他们相对的等级地位还能保持到什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否在一群文明人里面确切地说出哪些人属于最受尊敬的阶级？当法伊弗夫人从东向西作环球探险旅行走到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时，她说：前往会见地方当局时，她觉得自己应换掉旅行服装，因为她“现在身在一个文明国家里，这里是根据人的衣衫来评价人的”
。甚至在我们民主的新英格兰各个城镇里，人们偶然拥有财富，并在衣着和设备上显露出来，就使得财富的占有者几乎无往而不受尊敬。但是，那些产生这种敬仰的人，数目很多，却都是些异教徒，所以应给他们派去个传教士。另外，凡是衣服就需缝纫，而缝纫却是一种你可称之为没完没了的工作；至少妇女的衣裳就是从来也做不完。
一个终于找到工作做的人，并不需要穿上一套新衣去工作；对他来说，那套满是灰尘、不知在阁楼上放了多久的旧衣裳也就够了。一位英雄穿旧鞋的时间，要比他的仆从穿的时间更长些——要是英雄也有仆从的话；打赤脚要比穿鞋子的时间更长，英雄光着脚板走路也能适应。只有那些前往参加晚会和到议会厅去的人才非得穿上新衣不可，衣服经常变换，正像那里面的人经常变化一样。但如果我的外套和裤子、我的帽子和鞋子都适合于穿去向上帝做礼拜，那么它们便是合适的，难道不是吗？有谁曾看到他自己的旧衣服——他的外套破得分解成当初的原料，就是拿去送给哪个穷孩子也谈不上是一种施舍行为了呢？——说不定这个穷孩子还要拿去送给一个更穷的孩子，或者应该说是一个更富有的孩子，因为他能做到什么都不要便把日子打发过去。我说，要提防所有那些要求穿新衣而不要新穿衣人的企业。要是没有新人，新衣怎能合身？如果你面前摆着一份工作，你可以穿着旧衣裳去试试看。一切人所需要的不是去利用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或更准确点说，去成为什么。也许，我们不应去谋求添新衣，不管旧衣裳已经变得多么破损、肮脏，就这样一路做下去、经营下去，或航行下去，直到自己觉得像是新人穿旧衣，并且觉得，保持这种情况像是旧瓶装新酒一样。我们去旧迎新的时刻，正如禽类换羽毛的季节，必然是生命中一个重大的关键时刻。潜鸟隐藏到偏僻的池塘去换毛。蛇也是这样蜕皮，毛虫也这样脱壳，全都是由于体内机能的运作和扩张造成的；因为衣服无非是我们披在最外面的一层护膜，也是一番尘世的烦恼。不然的话我们将发现自己是在虚伪的幌子下扬帆前进，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被自己和人类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一件接一件穿上衣服，好像我们是一些外生植物，要依靠外加的东西来生长似的。穿在外面的常常是薄而花哨的衣服，无非是一层表皮或假皮，它并不分享我们的生命，这里那里剥下来也不会有致命的损害；经常穿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包壁或皮层，而衬衣则是我们的韧皮或真树皮，这层皮一旦给剥掉便不能不留下伤痕，从而给人造成损害。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在某些季节里都会穿着相当于衬衫的东西。一个人最好应穿得非常简单，使得他在黑暗中能一伸手便摸到身体，同时最好在各方面生活得十分紧凑，做好准备，如果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那个哲学家，空手不慌不忙地走出城门。一件厚衣服在多数情况下顶得上三件薄衣服，而便宜的衣服也能以顾客感到合适的价钱买到；一件厚上衣花5元钱即可买到，一穿就是几年，厚裤一条2元钱，牛皮长统靴1元5角一双，夏天帽子一顶2角5分，而冬天的帽子则为6角2分半，或者自己在家里做一顶更好的帽子，价钱微不足道，一个人穿上这么一套他自己赚来的衣服，哪里能穷到无法找到些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呢？
当我要定做一件特别款式的衣服时，那位女裁缝用一派认真的神情告诉我说：“时下人家都不做这种款式了。”说时并不加重“人家”一词的语气，仿佛她是在引证命运之神那样非人的权威，于是我发现我想要做的款式难以做成，原因无非是她不敢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不相信我如此轻率。当我听到这种神谕般的词句时，顷刻间我堕入了沉思之中，暗自把每个词分别加以重读，以便抓住其确切的意义，弄清楚“人家”和“我”有多大程度的血缘关系，以及人家在这件对我有如此密切影响的事情上拥有什么权威。最后，我颇想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回答她，也不对“人家”一词加重语气——“的确，人家近来不曾做这种款式的衣服，不过现在人家又在做了。”要是她只量我的肩宽而不量我的性格，仿佛我只不过是一根挂衣服的钉子，那么这样给我量身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是命运三女神，而是时髦女神。她权威十足地纺纱、编织和剪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美国所有的猴子便全都来学样。我有时感到绝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借助于人们的力量去办成几件简单而朴实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首先必须用一架强力压榨机压过去，把脑子里各种旧观念挤出来，压得他们无法立刻站起来走动，然后那里面还会有个人脑子里怀着那么一条蛆虫，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进去、孵出来的，甚至连火也消灭不了，你的气力都白花了。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忘记，有一种埃及小麦据说是由一个木乃伊流传到我们手里的。
总的说来，我认为不能说在这个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衣服已经上升到艺术那样的崇高地位。目前，人们总是能弄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一样，在海滩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上什么，并隔了一点距离，不管是空间还是时间的距离，互相嘲笑着对方的装束服饰。每一代人都在嘲笑老式样，可又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一见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便给逗乐了，仿佛这是食人岛上的大王和王后的装束似的。一切服装一旦不穿在人身上便会显得可怜或古怪。只有穿衣者眼神严肃，生活真诚才能抑制住笑声，使任何人的装束受到尊重。一个穿着五颜六色补丁衣服的丑角突然一阵腹痛发作，他的服装也便带有这股腹痛的味道。当士兵被炮弹击中时，破旧的衣服也形同君王的紫袍。
男男女女对衣服新式样的这种既幼稚又原始的爱好，使多少人为之心神不定，眯着眼睛看万花筒，指望可以发现这一代人今天所需要的图案。制造商都懂得，这种爱好完全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的不同之处，无非是某种颜色的线多了或少了几根，一种式样会很快销售出去，而另一种式样则摆在架上无人过问，然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过了一个季节，后者又变成了最时髦的式样。对比之下，文身算不得是所谓的丑陋风俗。不能仅仅因为刺花是在皮肤上，无法改变，就说它野蛮。
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工厂体系是为人们提供衣着的最好方式。技工们的情况正日益变得像英国技工的情况，这也难怪，因为就我所听到或注意到的情况而言，公司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使人类穿得更好更实在，而毫无疑问的是为了公司自身赚钱。从长远来看，人们只能击中自己所瞄准的目标。因此，尽管一时难免会遭到失败，他们最好还是瞄准更高的目标。
至于住所，我不否认，现在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有很多实例说明，人们在比这儿更寒冷的国度里可以长期无需住所而照样生活。塞缪尔·莱恩说：“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上和肩上罩着个皮袋，一夜接一夜睡在雪地上——那种寒气凛冽的程度足使一个穿着任何毛衣露宿在外的人丧命。”他曾见到他们这样睡着。不过，他接着又说：“他们并不比其他的人更结实。”
但也许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不久便发现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方便，家的舒适，这话最初可能更多指房屋令人称心满意，而不是指家庭；然而在有些地方，房屋一词在我们的脑子里主要和冬天或雨季联系在一起，而一年有2/3的时间只靠一把遮阳伞也就够了，所以，房屋令人称心满意的说法在那里是片面的，并非经常如此。夏天，在我们这种气候带，以前几乎就只要夜里有块遮身之物。在印第安人的记录里面，一间棚屋也就是一日路程的象征，而在一棵树的树皮上刻下或画上一排棚屋，则意味着他们曾宿营那么多次。人类没有与生俱来的巨大而强健的四肢，所以他必须设法缩小他的世界，找一个适合于他的空间用墙给围起来。人类起初全都赤身裸体，生活在户外；但是，尽管在白天天气晴朗暖和时都很愉快，可是一到雨季和冬天（更不必说在炎炎烈日之下），人类要不是赶紧让自己有个栖身之所，说不定他的种族在萌芽阶段就给消灭掉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上衣服之前就先用树荫为亭了。人类需要有个家，也就是一块温暖或舒适的地方，首先是身体上的温暖，随之而来的是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类正处于摇篮时期，有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一个岩洞去寻求掩蔽。每个小孩都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人类对世界的体验，他喜欢呆在户外，甚至在湿雨和寒冷的天气里也如此。小孩出于本能，扮着过家家的游戏，还有骑竹马的游戏。谁不想起自己年轻时看着倾斜的岩石或任何通往洞穴之路而兴致盎然的情景？这是我们原始时代的祖先心中那份天然情怀至今留在我们身上。我们从住洞穴进展到用棕榈叶、用树皮树枝、用亚麻织物、用草皮和稻草、用木板和木瓦、用石头和瓦片做屋顶的房子。最后，我们终于不知道生活在露天是个什么样子，生活家居化的程度比我们想得更大。从壁炉边到旷野是一段很大的距离。要是我们更多的白昼的黑夜都与天体之间毫无障碍，要是诗人不是在屋脊下滔滔说那么多，要是圣人不在屋子里住那么久，那也许就好了。鸟儿不在山洞里唱歌，鸽子也不在鸽棚里爱护它们的纯真。
然而，要是一个人打算建造一所住宅，他就应该发挥点新英格兰人的机智，免得到头来发现自己住的是一座劳教所，一个没有路标的迷宫，一座博物馆，一个救济院，一所监狱，或一座壮丽的陵墓。首先请想想看：怎样微小的遮身之所是绝对必要的？我曾见到过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就在这个城镇里，住在用薄棉布制成的帐篷里，周围的雪差不多有一英尺深，我那时在想，要是雪积得更深能挡住风，他们一定会很高兴。怎样去正直地谋生，而又给自己留下追求正当目标的自由？在以前这是一个比现在还要令我苦恼的问题，因为不幸的是我现在变得有点麻木了。那时我时常在铁路旁见到一个大箱，6英尺长3英尺宽，工人夜里便把工具锁在里面，这件事给我一个启示：每个度日维艰的人都可以用一元钱买到一个箱子，接着他可以给箱子钻几个孔，至少让空气能够进去，这一来，下雨天和夜晚他可以躲进里面，把盖子盖上，这样他便可以自由地爱他之所爱，他的心灵也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什么特坏的事，同时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种可鄙的选择。你喜欢不睡觉坐到多晚就坐到多晚，而当你起身往外走时，也不会有个大房东或二房东盯住你要租金。多少人为了给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付租金而被折磨到死，可他要是住在像这样的一个箱子里是不会冻死的。我绝不是在说笑话。经济学是一门可视之如鸿毛、却不容置之不理的学科。以前在这里造过一幢舒适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些粗鲁强壮、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户外的人，这幢房子几乎全是用自然界提供的那种随手可得的原料盖成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印第安人的总管古金于1674年写道：“他们最好的屋子遮盖得十分整齐，既牢固又温暖，用的是汁液旺盛季节从树干上脱落下来的树皮，并在树皮还呈绿色时，用沉重的木料把它们压成大块的薄片。较简陋的房屋则用灯心草之类编成的席子遮盖，也还算紧密、温暖，不过没有前面所说的房屋那么好……我见过一些房屋，计有60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常在他们的棚屋里寄宿，觉得跟英国最好的房屋一样暖和。”
他又说，这些房屋通常都铺着或在墙上挂着精制的绣花席，并备有各种用具。印第安人已经进展到这样的程度：在屋顶的通风口悬挂着一张席子，用一根绳子来拉动，便可调节通风效果。这样的棚屋当初最多花上一两天的功夫即可盖成，用上几小时便可拆掉再重新搭起来；每个家族都拥有一幢棚屋或其中的一个隔间。
在野蛮原始时期，每个家族都拥有一幢相当于最佳的蔽身之所，这个处所足以满足其粗犷而单纯的需要；但我认为，我一点也不过分地说：尽管空中的飞鸟有自己的巢，狐狸有自己的洞，野蛮人有自己的棚屋，可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拥有房屋的家庭不过半数。在一些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镇里面，拥有房屋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其余的人每年都得付出一笔税金，使自己有这么一件在夏日与冬天都已必不可少的外衣，这笔税金本来足以买下一整片印第安人的棚屋，可现在却造成他们一世贫穷。我无意硬说租屋较之买屋不利，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野蛮人之所以拥有自己的住所，是因为花钱极少，而文明人之所以租屋，通常则因为他买不起房；而从长远看来，他付了租金也未必就轻松些。可是，有人出来说，那个贫穷的文明人只靠着付出这笔租金，便可获得一幢住所，而这住所和野蛮人的棚屋比起来简直就是宫殿。他每年只需付出一笔25元到100元的租金（这是乡间价格），便可得到那些经过世代不断改进才得来的实惠，宽敞的套房、干净的涂料和墙纸、拉姆福德壁炉
、内抹灰泥的墙面、软百叶窗、铜质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其他很多东西。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被认为享有这些东西的人，通常总是文明而“贫”，而不拥有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野蛮而富？如果确认文明是人类的状况的真正进步（我也作如是观，尽管只有智者才能用好有利的条件），那么就必须证明：文明造出了更好的住所而又没有提高其价格；而一件物品的价格，我拟称之为需要为它付出的“生命”，不论是立即付出还是最终付出。这个地区的普通房屋大概价钱为800元一幢，要积蓄这么一笔钱，需要花上一个劳动者10年到15年的生命，即使他并没有家庭的拖累。这是根据一个人劳动的货币价值一天一元钱来计算的，因为有的人收入虽多于此数，另一些人却少于此数。因此，通常他必须花掉半辈子的生命才能获得他那间棚屋。假定他是租屋住的，那也无非是从两害之间作了个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会根据这样的条件，拿他的棚屋去换一座皇宫？
人们会猜测我把拥有这种多余的房地产的全部好处，就个人而论，主要归之于可支付办丧事所需的费用。不过，一个人也许不必埋葬自己。可是，这件事却表明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重大区别所在；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花费这个心机的，他们把文明人的生活变成了一套制度，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其吸纳，目的是要维护种族的生活并使之更加完善。但我要指出，现在获得这种好处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与此同时，我还要指出，我们本来完全可以一无所失而得到所有这种好处。你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或者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也酸倒了，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他们至少也和别的阶级一样富裕，我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辛苦劳作长达20年、30年或40年之久，为了成为其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他们带有抵押权而继承下来的，或者是用借来的钱买下的——所以我们可以把1/3的这种苦活视为他们房屋的代价。通常他们还没有付清购房屋的款项。的确，那种抵押权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结果农场本身变成了一个大累赘，可是依然发现有那么一个人继承它，据他说是因为对它十分熟悉。我在向估税员询问情况时，惊异地发现：他们竟然无法一下说出十来个在这城里清清爽爽完全拥有自己农场的人来。若想要了解这些家宅的历史，你可以到银行询问房产被抵押的情况。那种确实用劳动还清了自己的农场债务的人，为数微乎其微，每个邻居都能把他指出来。我看康科德里面未必能找出三个这样的人。据说商人中大多数人，几乎100人之中有97人都肯定要失败，对农民来说也如此。不过，关于商人，有一个倒说得很中肯：商人大部分的失败都不是真正金钱方面的失败，而只是没有履行诺言，因为不方便；也就是说，信用道德垮掉了。但这使问题更加糟糕透顶，此外，还令人想到说不定百人中的那3个人也无法拯救自己的灵魂，比起那些失败得堂堂正正的人来，可能是一种更糟糕意义上的破产。破产和拒付债务是一条条跳板，我们的文明大多就从这里一次一次跳起来翻筋斗表演的，可是野蛮人却一直站在饥饿这块没有弹性的厚木板上。然而米德尔塞克斯耕牛展览会却每年在这里辉煌举行，好像农业机器的所有联结都很顺畅。
农夫一直在努力解决生活问题，可是用的办法却比问题本身更加复杂。为了获得他的小额资本，农夫做起牲畜投机买卖来。他用十分完善的技艺安设细弹簧陷阱，企图借此捕捉到舒适和独立自由，当他要走开时，自己的一条腿却掉进了陷阱。这就是他过穷日子的原因；由于相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贫困的，比不上野蛮人有上千种安逸的乐趣，尽管我们四周到处都是奢侈品。查普曼唱得好：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伟大
把天上的欢乐淡化得无影无踪”。
农夫占有了他的房屋，并不因此更富，反而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据我理解，这正是莫摩斯针对密涅瓦建造的那幢房屋而提出来的精辟意见。莫摩斯说：她“没有建造出一幢可以移动的房屋，可移动才能避免和坏邻居凑在一起”
；这个意见如今仍然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的房屋是如此笨重的财产，我们不是住进去而是被关进去；至于那个应该避开的坏邻居则是我们卑鄙的自我。在这个城市里，我认识至少一两个家庭，他们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曾一直想要把城郊的房屋卖掉，搬到乡村去，可始终未能实行，要获得彻底解放，只能是死而后已了。
即使多数人最后终于能拥有或租赁一幢现代的房屋，里面有更臻于完美的装修，可是，文明虽使我们的住房得到改进，却未曾使居住者也同样得到改进。文明创造了宫殿，可要创造出贵族和国王就不那么容易。要是文明人所追求的不比野蛮人更有价值，要是他把一生的大半时间仅用于求得粗俗的必需品和享受，那他为什么非得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
另一方面，那贫穷的少数人又过得怎样呢？大概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的外部境况被置于野蛮人之上越高，另一些人也就与此成比例地被贬得越低。一个阶级的奢侈是由另一个阶级的贫困来维持平衡的。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就是贫民所和“默默无言的穷人”。
千千万万建造法老陵墓金字塔的人，吃的是大蒜头，死的时候很可能都没有像样埋葬。做完了皇宫飞檐的石工，夜晚可能回到一间比棚屋还不如的小屋子里去过夜。如果认为在一个随处存在着文明迹象的国家里，相当大部分居民的境况不会像野蛮人那样卑微，那可就错了。我指的是那些变得卑微的穷人，现在没说那些变得卑微的富人。要了解这件事，我不必往更远处看，只需看一下铁路附近到处可见的那些简陋小屋就行，铁路，这是文明改进的最新成果。我每天散步时在那里见到一些人住在肮脏的房子里，整个冬天不关门，好让光线照进去，也没有见到任何供取暖用的木材堆，经常连想象都想象不出。老人和青年人由于怕冷加上疼痛而习惯于缩成一团，体态变成了老是蜷缩起来的样子，四肢及其官能的发展也因而受阻。自然应该看看这个阶级的生活状况，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那些显现出这一代人特色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在英国这个世界大作坊里，各种类型的技工的情况多少也是这样。我也可以跟你说说爱尔兰的情况，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标明是白种人地区或开明地区。让我们把爱尔兰民族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上的岛民或尚未因接触文明人而衰退的野蛮人种族作一对比。我不怀疑该民族的统治者和一般文明人的统治者一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是证明：卑劣可能与文明并存。现在我无需去提及那些生产出本国主要出口品的南方各州的劳动者，他们本身就是南方的主要产品。我要谈的只限于那些据认为是处于中等境况的人。
大多数人似乎不曾考虑过一幢房屋意味着什么，他们确实是穷了一辈子（尽管并不必如此），因为他们认为必须像邻居那样拥有一幢房屋。好像一个人必须穿上裁缝给他剪裁的衣服，或者，慢慢不再戴棕榈叶帽或土拨鼠皮帽，便埋怨起度日维艰，因为他买不起一顶王冠！人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比现在更加舒适、更加豪华的房屋，不过大家都承认付不起这笔钱。我们是否要不断求得更多这类东西，而不是有时满足于少一点？我们尊敬的公民是否要用言传身教来严肃地教导青年人，要在死之前备好一些多余的亮胶鞋、雨伞，并为不存在的客人准备好一些空客房？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应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简单？当我想到那些我们奉为天上的使者，把天神的礼物带给人类的民族恩人时，我想不起有任何随从人员跟在他们后面，也想不起有整车时兴家具。如果要我认可说，我们的家具应该比阿拉伯人的家具更加复杂，使之与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的优越性更相配，那又会怎样呢？那不是一种奇怪的认可吗？现在我们的房子堆满家具，弄得很脏，一个好的主妇宁愿把大部分时间扫进垃圾坑，而不愿让她的晨活摆着不做。晨活！在曙光女神的红霞和门农
的音乐声中，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晨活该是什么呢？我的桌子上本来有三块石灰石，但使我吓了一跳的是，我发现它们每天都要掸灰，可我脑子里家具上的灰尘还没有打扫干净呢，于是我带着厌恶的情感把它们丢出窗外。那么，我怎能拥有一间摆设着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坐在露天的地方，因为草地上没有积聚灰尘，除非人们已经在那里破土动工。
正是那些奢侈纵乐、放荡挥霍的人搞出了新花样，芸芸众生便亦步亦趋地紧跟其后。那些在所谓最豪华的旅馆过夜的旅游者很快就觉察到这一点，因为旅馆的老板们把他当成萨丹纳帕路斯
，要是他听凭他们去奉承摆布，无须多久便会弄得男子汉气概荡然无存。我想起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往往更多地把钱花在享受奢侈而不那么关注安全与方便，车厢还没有达到安全与方便，恐怕就变成了一个现代客厅，里面有长沙发、土耳其垫脚凳、百叶窗，还有其他上百种东方的物品，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到西方，它们原是为天朝的六宫粉黛和弱不禁风者而创造的，约拿单
要是听到这些东西的名称都会觉得羞耻。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一人独占，而不愿坐在天鹅绒的垫子上，你挤我，我挤你。我宁愿坐上一辆牛车，在人间世上随意漫游，而不愿坐游览火车的高级车厢上天堂，一路上呼吸着乌烟瘴气。
原始时代人类生活那种简单朴素和不加掩饰至少具有这种好处：它让人类依然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足，精神抖擞起来时，就又打算重新上路了。可以说，他住在天地之间的帐篷下，不是穿过山谷，便是越过平原，或登上山巅。可是，你瞧！人类已经变成他们工具的工具。往日饥饿时便自己去采摘果实的人，如今变成了农民；而以前待在树荫下寻求遮蔽的人如今变成了管家。我们现在再也不宿营过夜，而是结庐在人境，再不念穹苍。我们接受了基督教，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农业的改良方法。我们已经为这个世界建造了家庭宅第，为来世建造了家庭坟墓。最好的艺术品是表现人类力图从这种状况下解放出来，但是我们的艺术效果只不过使这种卑微的状况变得舒适些，而更高一层的境界却被置诸脑后。在这个村子里，美术作品的确无立足之地——就算有美术作品传到我们这里的话。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都不能为美术品提供适当的垫座。你找不到一根可以用来挂画的钉子，也找不到一个陈列架可以承受一位英雄或圣者的半身像。当我在思考我们的房屋是如何建造，如何花钱或不花钱，以及房屋的内部经济是如何安排和保持时，我感到奇怪的是，当一位来宾在赞美壁炉台上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时，地板并没有塌下去，让他掉进地窖里，掉到那块虽是泥土但却坚固可靠的地基上去。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富裕和高雅的生活，无非是一种跳上去攫取的东西，我无法欣赏那些装饰生活的美术品，我的注意力全部在这个跳跃上面；因为我记得，人类肌肉所能达到的真正最高的跳高纪录，是由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据说他们从平地上跳过了25英尺。要是没有人造的东西支撑，一个人跳上那个高度之后，肯定还得再回到地面上来。我很想要向这种不适当产业的业主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不是97个失败者当中之一？还是那3个成功者之一？你得先回答我这两个问题，接着，也许我会来看看你那些花哨的小玩意，发现它们有装饰价值。马匹前头挂车子，既不美又无用。在我们能给房屋装配上美丽的物品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干净，我们的生活也同样必须剥干净，而美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必须作为基础。但须知，对美的品味大多是在户外培养起来的，而户外却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
中谈及本镇与他同时代的首批移民：“他们在山坡下面打地洞作为最初的栖息处所，把泥土高高地盖在木材上面，在最高的一边生起冒着浓烟的火来烘烤泥土。”他说他们“自己不营房造屋，直至老天爷赐福，让土地长出庄稼来养活他们时为止”。头一年的庄稼收成寥寥无几，使得“他们迫不得已在漫长的一季里吃很薄的面包。”1650年，新尼德兰
秘书长用荷兰文给想要在那里经营土地的人传递信息时阐述得格外详细，他说：“那些在新尼德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初时是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里挖一个四四方方的坑，样子像个地窖，六七英尺深，长度和宽度酌情而定，然后用木板把土坑的四壁围起来，再用树皮或别的东西把木板蒙住，以防泥土坍陷；他们给这个地窖铺上厚木板，顶部盖上天花板，搭起一个用圆木做成的屋顶，再用树皮或绿草皮盖在上面，这一来，他们全家便可在这些干燥而暖和的屋子里住上两年、三年、四年；不言而喻，屋子里有一些隔间，视家庭的大小而定。新英格兰在殖民初期，那些富裕的显贵开头盖的正是这种样式的住房，原因有二：首先是为了不在建筑上浪费时间，并使下一个季节不至于缺少粮食；其次是为了使他们从祖国大批招来的贫困劳工不至于气馁。在三四年的期间里，农村已适于经营农业，于是他们便给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屋，花上几千元钱。”
我们的祖先在那儿所采取的办法，至少显示出一种审慎态度，仿佛他们的原则是首先要满足那些更迫切的需求。可是，那些更迫切的需求现在是否得到满足了呢？当我想到要为自己求得一幢当今那种豪华的住宅时，我便感到心灰意冷，因为可以说，这片国土尚适应不了人类文化的种植，我们仍然不得不把精神面包削薄，削得比我们祖先做的全麦粉面包还要薄得多。这不是说所有的建筑物的装饰都可被忽视，哪怕是在最原始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让我们的房屋从一开始就从内部美丽起来，从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开始，就像贝壳的内壁那样，而不是外在堆砌的美。可是，哎呀呀！我曾经走进一两幢房屋，知道它们内部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今天我们还没有退化到住在山洞或棚屋里，或穿上兽皮就绝对活不了，但是，对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所提供的种种好处，虽然要用高昂的代价才能得到，仍以接受为佳。在这样的地区里，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头都较便宜，而且与适于居住的山洞、整块圆木、大量的树皮甚至回火黏土或平整石板比起来，也更易得到。我对这件事言之成理，因为我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熟识此事。只须略增智慧，我们便能应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当今最富有的人更加富裕，并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也就是一种更有经验、更加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快来进行我自己的试验吧。
1845年临近3月底，我借来一把斧头，走进瓦尔登湖旁的森林，到最靠近我打算造房子的地点，开始把一些笔直高耸的年轻白松砍倒当木材用。着手做事时不借用点东西是很困难的，不过这也许是一种最慷慨的做法，可以让你的伙伴对你的事业感兴趣。斧头的主人把斧借给我时说：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但我还给他时，斧头比我借用时更加锋利。我劳动的地方是一片令人愉快的山坡，处处松木，透过松树我望见湖水和林中一小片开阔地，上面生长着细嫩的松木和山胡桃木。湖中的冰还没有消，尽管已出现几处化冰的地方，呈暗黑色，水面溶溶。我在那里劳动的那几天，还下过几场小雪；但大部分时间当我出来爬上铁路线往家走时，路边的黄沙堆一直向前伸展，在一片雾蒙蒙的气氛中闪烁，而铁轨则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听见云雀和小鹟还有其他的鸟儿已经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了。这是愉快的春日，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心情的冬天正和冻土一起解冻，而处于蛰伏状态的生命也开始舒展身躯。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落了，于是我砍下了一段青绿色的山胡桃木做楔子，用石头把它打进去，然后把整根斧头浸在湖水的深凹处，好让木头膨胀。我看见一条有条纹的蛇钻进水里，躺在湖底，显然没有什么不适之感，我在那边时它一直躺在那儿，也就是说有一刻多钟；也许这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据我看来，似乎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才停留在今天这种低级、原始的状态之中；但要是能感受到令万物复苏的春天力量的召唤，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种更高级、更加升华的生活中去。我曾经在霜晨的小径上见到一些蛇，它们的躯体有的部分还处于麻木僵硬的状态，等着太阳出来晒暖它们。4月1日下雨，冰融化了，这天一大清早，浓雾迷漫，我听见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徘徊，好像因迷途而哀鸣，也像是雾里的精灵。
我这样好几天继续伐木，砍削木料、还有门柱和椽木，全都用的是我这把窄斧头，我并没有那么多可宣告的或学者般的思想，我只是兴之所至，信口吟成——
人人都自称知道很多的事；
可你瞧！个个都已青云展翅，
艺术和科学，
还有千般工具；
只有吹着的风
才是全部所知。
我把主要的木料劈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门柱只劈两侧，而椽木和地板用材则只劈一边，其余地方都留下树皮不动，这一来，它们同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直而且更加坚固。每根木头都小心地依据截口开了榫眼或劈出榫头，因为这时我已经借到了一些别的工具。我在林中待的时辰并不很长，但常常把牛油面包带去当午餐，中午阅读着包午餐的报纸，坐在我砍下来的青绿松树枝上，这给我的面包增添上一些香味，因为我的手上粘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收工之前，我成了松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尽管我砍倒了几棵松树，毕竟我对松树更加熟悉了。有时在林中漫步的人被我丁丁伐木斧声吸引过来，于是我们便隔着劈下来的木屑愉快地聊起天来。
因为我干活并不急于求成，而是讲究淋漓尽致，所以到了4月中旬，我的房屋的框架才做好，准备竖立起来了。我买下了在费奇伯格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用来提供木板。柯林斯的棚屋据认为是很难得的好房子。我去看房子时他不在家。我在屋外附近走走，起先屋子里的人并没有觉察到，因为窗户又高又深。屋子的面积很小，尖屋顶，没有多少东西可看，污泥沙土在四周堆了5英尺高，像是一堆肥料。屋顶算是最完好的部分，虽说相当一部分被太阳晒得翘起来，变脆了。没有门槛，门板下面有一条可供家鸡随时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走到门口，请我到里面去看看。鸡群因为我走近了纷纷跑进屋里。屋子里很黑，地板大部分都很脏，阴寒潮湿，摇摇颤颤，只有东一块木板，西一块木板，都经不起搬动。她点了一盏灯让我看屋顶和墙壁，看那片延伸到床下的地板，又提醒我不要走进地窖，那无非就是一个两英尺深的尘土洞。用她自己的话说，“顶上是好木板，四周也是好木板，还有一个好窗户”——原先是两个齐整的方块，只是近来猫儿从那里钻出来了。还有个火炉、一张床、一块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在屋子里出生的婴孩，一把丝绸的女式遮阳伞，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一个簇新的咖啡豆研磨机，固是在一根小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这笔买卖很快就成交，因为詹姆斯这时已经回来了。今天晚上我得付4元2角5分，而他则应于明早5时搬出去，不得在此期间把东西卖给任何人。6点钟时我就取得所有权了。他说，最好是抢在前头到这里，免得有人就地租和燃料提出某种不确定的完全无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说，这是唯一的额外负担。6点钟时，我在路上和他一家擦肩而过。一个大包裹装着他们的全部家产——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只少了一只猫，它逃进林子里变成了野猫，后来我听说它踩上了一个诱捕土拨鼠的夹子，到头来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把这幢房子拆掉，把钉子拔出来，用小车把木板运到湖边，在草地上铺开，让太阳把木板晒白并矫正过来。推车走在林中小径上，一只早起的画眉给我送来了一两支小曲。年轻的巴特里克诡诈地告诉我：邻居爱尔兰人西利在车子推走的时间里，把一些还凑合的、比较直的、可以敲钉的钉子、U形钉和墙头钉通通放进自己的口袋，接着，当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站在那里一副得意扬扬、无忧无虑、遐想绵绵的模样，望着那片拆掉了房屋的废墟；正如他所说的：没有多少活可干。他要在那里代表观众，并使这件看上去像是微不足道的事变成一件撤走特洛伊众神的事件。
我在一座向南倾斜的小山旁边挖我的地窖，以前曾经有一只土拨鼠在那边挖它的地洞，我挖到漆树和黑莓的根，挖到植物残留在最下面的痕迹，一直挖掘到细沙土上，范围计6英尺见方，7英尺深，那边马铃薯可以过冬不受冻。地窖内壁倾斜而不砌上石头；但太阳从不晒到上面，所以沙土不会塌。这只须花上两个钟头的劳动。我特别喜欢这种破土动工的事，因为几乎在所有纬度的地区，人们都会挖进地里求得无甚变化的温度。在城市里最豪华的房屋下面仍可找到地窖，人们像古时那样把块根储藏在里面，就在上层建筑消失了很久之后，后代人仍能在地里发现凹陷部分的遗迹。房屋无非就是地洞入口处的一种门廊罢了。
最后，5月初，我在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把房屋的框架立了起来，这并非出于必要，而是借此机会增进睦邻的气氛。从帮忙建屋者的品质看，没有一个比我更荣幸。我确信，他们注定有一天要帮助建立更崇高的大厦。7月4日，房屋一铺好地板、盖上屋顶，我便开始搬进去，由于木板的边缘被精细地削薄，一块叠一块，所以防雨性极佳。铺木板之前，我已在房子的一端打下了建造烟囱的基础，把满满装了两车子的石头亲手从湖边抱到山上去。我在秋天锄地之后，在需要生火取暖之前就把烟囱砌造起来，在这个期间，我总是一大清早便在户外做饭：我至今仍认为这种方式在某些方面比家常做法更加方便，更惬人意。每逢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就大雨滂沱时，我便拿来几块木板遮挡在火堆上头，自己坐在里面照管面包，就这样度过很愉快的时刻。在那些日子里，我手头工作很多，无暇读书，可是散落在地上的几张纸片、一块端菜用的布垫，或者一块桌布都给我以极大的乐趣，实际上达到和《伊利亚特》同样的目的。
要是人们比我更加周密地去建造房屋，那是有益的，例如，考虑一扇门、一个窗户、一座地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有什么基础，或许，在我们找到一个比满足一时之需更好的理由之前，不要去着手建立什么上层建筑。人建造自己的房屋和鸟筑造自己的巢，有着某些相同的合情合理之处。谁知道呢，要是人们亲手建造自己的住房，并十分朴素而又诚实地养活自己和家庭，他们的诗歌天赋会不会得到普遍的发展，像鸟儿做同样的事情时歌声传遍了四方呢？可是，哎呀！我们倒十分像那些牛鹂和杜鹃，把蛋下在别的鸟儿筑造的巢里，唱出来的是一片叽叽喳喳没有半点音乐味的叫声，不曾使旅行者得到些许的快乐。我们是否要把建房造屋的欢乐永远交给木匠去享受？建筑物在大部分人的经验里相当于什么呢？在我担任过的各种职业中，我从未碰见过一个人从事像建造自己的房屋这么既简单又自然的职业。我们都属于社团里的人。并非只有裁缝属于九分之一个人；传教士、商人、还有农民的情况也是这样。这种劳动分工到底分到何处才算终了？它最终服务于什么样的目标？毫无疑问，别人也可以替我思考；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别人包办而不让我自行思考也是可取的。
的确，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些称为建筑师的人，至少我曾经听说过一位建筑师，他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物具有一种真实性的精髓、一种必然性，因而是一种美，仿佛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看来也许这已是十全十美，而实则并不比凡夫俗子那种浅尝辄止的品味高明多少。他是一个建筑学领域里感伤派的改革者，一开始就从檐口着手，而不是着眼于基础。这无非是想如何把真实性的精髓放到装饰物里面去，使每一块小小的糖果里面确实含有一粒杏仁或贡蒿籽（不过，我认为杏仁还是不含糖最健康），而不是使居民，也即住在屋里的主体，如何把内内外外真真实实地建造起来，至于装饰物则不妨听其自然。有理智的人哪会认为装饰物是一种外表的东西，只属皮层的——哪会认为乌龟壳上的斑点，贝壳上的珍珠色泽，都是像百老汇的住户订承包契约建造三一教堂那样得来的？其实，一个人跟他房屋的建筑风格关系不大，如一只乌龟跟龟壳的斑点关系不大一样：一名士兵不会无聊到要在军旗上涂抹体现他英勇的准确色彩。敌人会搞清楚的。一旦考验的时刻到来，他可能脸色变白。这个建筑师在我看来仿佛俯身于檐口之上，羞羞答答地向那些其实比他更明白的住户说些半真半假的悄悄话。现在我所见到的建筑之美，我知道那是由内向外慢慢地发展起来的，是出自居住者的需要和性格，他们才是最好的建筑者——美出自某种没有意识到的真实性和高尚情操，丝毫没有半点装点门面的想法；要产生此类附加的美，先要有同样未意识到的生命之美。画家知道，这个国家里面最有趣的住宅，通常是贫穷人家毫无虚饰的简陋木屋和农舍；住宅是居民的外壳，而使得房屋别具风姿的是居民的生活而不只是房屋表面上任何别出心裁的装饰；市民盖在郊外的箱形小屋也可以同样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生活简朴，与想象相宜，没有拼命去追求住所的风格效果。大部分建筑上的装饰物确实是虚有其表，9月一阵风便可把它们吹得无影无踪，而无损于房屋的主体部分，正像脱下一件借来的漂亮衣服一样。那些地窖里没有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学也能过。要是在文学作品里花费同样的心机去搞体裁上的装饰，而我们《圣经》的建筑师也和教堂的建筑师一样，把许多时间都花费在檐口上，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纯文学和美术及其教授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几根木条该怎样斜安在他的上头或下方，他那间箱子该涂上什么颜色，这对某些人来说真是事关重大。如果从任何认真的意义上说，是他把木条斜斜地安装起来，并把房屋涂上颜色，那还有某种意义；但精神既然已经离开了居住者的躯体，就成了与制作他自己的棺材无异——这就是坟墓建筑学，而“木匠”无非就是“棺材匠”的别称。有一个人说，在绝望或者对人生已无所谓的情况下，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种颜色来涂饰你的房子。他是否想到了他最后那间狭小的屋子呢？就掷个钱币来决定命运吧。他一定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为什么抓起一把泥土呢？最好是用你的肤色来涂你的房屋；让房屋的颜色替你变得苍白或者替你害臊变红。这是一项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创举！一旦你准备好我的装饰物，我就会披上它们。
冬季之前，我建造了一个烟囱，并在给已经防雨的屋子四周盖上木瓦。木瓦用原木上砍下来的第一层木头做成，粗糙朴拙，饱含树汁，我只好用刨子将其边缘刨平。
我就这样盖成了一间严严实实、铺上木瓦、涂上灰泥的屋子，10英尺宽15英尺长，柱高8英尺，里面有个阁楼和一个盥洗间，每侧有个大窗，有两个活动天窗，顶端有个门，对面是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屋的准确价格，只算我所用材料的通常价格而不计人工（因为全都由我一人包了下来），总数如下。我之所以算出这笔细数，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他的房屋花了多少钱，至于其中种种材料的价格，能够一一说清的人就更少了——如果有的话。
木板8.035美元（多属棚屋木板）
屋顶及四壁用的废旧木瓦4.00美元
条板1.25美元
两扇装有玻璃的旧窗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美元
两桶石灰2.400美元（价钱高了）
毛丝0.31美元（超出我的需要）
壁炉架用铁0.15美元
钉子3.90美元
铰链及螺丝钉0.14美元
门闩0.10美元
粉笔0.01美元
搬运费1.40（大部分自己背）
共计28.125美元
上面这些就是全部的材料，其中不包括我作为在公地上合法占住者而有权取用的木料、石头和沙子。我还在附近盖了一个小小的木料间，主要是用盖房子留下来的材料盖成的。
我还想要给自己盖一幢房子，论豪华和舒适都超过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幢，条件是这幢房子要同样使我心旷神怡，而造价不高于我现在这一幢。
因此，我发现，想要找个地方住宿的学生，可以得到一所终生拥有的房子，其费用不高于他现在每年交付的租金。要是我看上去有点过分夸大，我的辩解是：我是为人类而非为我自己夸耀；而且，我的诸多缺点连同前后不一致之处都不影响我陈述的真实性。尽管存在着不少浮夸和伪善（我发现这像是一些很难从我的麦子上分离出去的糠秕，不过，我也和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在这件事上，我还是会痛快呼吸，伸直腰杆的，这让心灵和身体都能如此释然；我下定决心，决不毕恭毕敬去变成魔鬼的代理人。我要试着替真理说句好话。在剑桥大学，一个学生住比我这个稍大一点的房子，光是房租每年就得付30美元，而那家公司一本十利，在一个屋顶下面连排盖上32间房子，住宿者因邻居人多嘈杂而要忍受诸多不便，而且说不定住在四层楼上。我不由这么想：要是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那就不但无需办那么多的教育（因为人们其实早已受过许多教育），而且教育方面的花销也必定大部分不复存在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地方要求得到的便利，按花费掉他或别人的生命来计算，其代价是双方处理得当情况下所需花费的10倍。需要花最多的钱去买的东西，决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学期账单中是一笔巨大的账目，可是学生在和那些文化修养极高的同时代人交往时所得到的教育价值高得多，却无需付出分文。建设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总是弄一份署名认捐多少元多少角的册子，接着便盲目按照分工的原则一分到底，其实这是一条非经慎重判断不宜遵循的原则。于是招来了一个把这件事当成是投机买卖的承包商，他又雇用了一些爱尔兰人或其他的技工，便真的干起奠基工作来了，至于那些将来要进来寄宿的学生，据说会慢慢适应起来。为了这种失策，未来一代代学生都得付出代价。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得益的人，干脆自己来奠基也会比这好得多。学生通过系统躲避人类所必需的一切劳动，从而获得他那令人羡慕的安逸和清闲，他所得到的只是一种不光彩而又无益的安逸，自己也失去了唯一能使空闲时光结出丰硕成果的那种经验。“可是”，有人说，“你的意思不是说学生应该用手而不是用头脑去进行工作吧！”我不完全是那个意思，但我指的意思他可能会认为很接近于那样。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应该只游戏生活，或者只停留在研究生活，而社会却得在这场昂贵的游戏中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真诚地生活。青年人除了立刻进行生活实践，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学习生活呢？在我看来，这样做才会像数学那样使他们的心智获得锻炼。例如，要是我希望孩子懂得点艺术和科学方面的东西，我就不会去按常规办法行事，那无非就是把孩子送到附近某个教授那里，那边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就是不教生活的艺术；用望远镜或显微镜观察世界，可就是不用他的肉眼；研究化学，可就是不懂得他的面包是怎样做成的，或者研究力学，而不懂得面包如何挣来；发现了海王星的一些新卫星，可发现不了他自己眼里的微尘；或者发现不了他自己是什么流浪汉的卫星；或者就要被一些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妖怪吞吃掉，却在全神贯注地盯着一滴醋里的怪物。一个孩子用他自己采掘并熔炼的矿砂做成折刀，同时把为此需要阅读的材料都读了，另一个孩子则与此同时在学院里上冶金课，并从他父亲手里拿到一把罗杰斯牌折刀，你说这两个孩子到了月底哪个进步更大？哪一个的手指头最可能让折刀给割破呢？令我吃惊的是，在我离开大学之日，据说我已经学过航海了！啊唷，要是我到港口兜上一圈，我懂得的有关航海的事肯定要多得多，甚至穷学生也在学习并且只学政治经济学，可是那门作为哲学的同义词的生活经济学呢，在我们的大学里却未曾认真讲授过。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个后果：他在攻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之日，也正在置他父亲于百劫不回的债务之中。
对大学来说情况如此，对许多“现代进步”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人们对它们存在着幻想，但并不总能取得积极的进步。魔鬼早就在其中入股，许多后续的投资接踵而至，接着便不断逼着要给他算复利，一直算到最后一笔。我们的发明常常只是一些好看的玩具，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事物上分散开去。它们只改进了手段而未能改进目标，而这个目标早已是极易达到的了，正如直达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急忙忙要从缅因州架设一条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线，可是缅因和得克萨斯或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交流。双方的处境都十分尴尬，就像一个男子热切希望能把他介绍给一位耳聋的著名妇女，可到了给他做介绍，并且助听器的一端也拿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却无话要说。仿佛主要的目的是要说得快，而不是说得有意义。我们热切地希望在大西洋海底凿条隧道；让旧世界通往新世界缩短几周的路程；但说不定泄漏出来、传入宽阔下垂的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个消息，却是阿德莱德公主患百日咳。总之，那个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不会带着最重要的信息；他不是福音传教士，也不是来吃蝗虫和野蜜的
。我看飞童
未必曾把大量的玉米带到磨坊去。
有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攒钱。你喜欢旅游，你可以乘车，今天就到费奇伯格去见见世面”。可我比这更加聪明。我懂得最快速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让我们来试试看谁先到那边。距离是30英里，票价90分，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过去就在这条路上打工的人，一天的工资是60分。好吧，现在我步行出发，夜晚之前便到达那边；我用这个速度连续旅行了一周。在这个期间，你将会挣到你的车费，并于明天某个时候到达那里，也可能今天傍晚到达，要是你很幸运及时找到一份工作的话。不过你不是到费奇伯格去，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工作。这一来，要是铁路绕世界一圈，我想，我仍然会走在你前头；至于见见世面，获得那一类经验，那我就一定要和你完全断绝往来。
这就是谁要斗智也斗不过的普遍法则，就连说到铁路也是一样。建造一条供全人类使用的绕世界一圈的铁路，等于要筑平这个星球的整个表面。人们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只要他们长期坚持用合股经营，加上铁锹挖地，所有人最终都能乘火车到达某个地方，几乎用不了多少时间，也不必花钱；可是，尽管成群结队的人奔向车站，而列车员大声喊道：“大家上车！”——在黑烟吹散，蒸气凝结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些人爬上了车，其余的人被辗过去，这将被称为，也的确是“一件可悲的意外事故”。毫无疑问，那些挣到车费的人，最终还是能够坐上车的，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不过话又说回来，到那时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爽朗的心情，不想旅游了。把大半生时光花费在挣钱上，目的是期望在一生最没有价值的一段时光里享受到很成问题的自由，这种情况使我想起那个英国人，开头时跑到印度去发财，希图将来返回英国时可以过着诗人般的生活。其实他应该立即爬上阁楼去。“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全国的棚屋里冒出来大声喊道：“我们已经建成的这条铁路难道不好？”我回答说，嗯，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或许还可能做得更糟；不过，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时光应过得比挖掘泥土更好。
在我建造好房子之前，我希望靠诚实而又令人愉快的方法挣到10或12美元，以供我额外开支之用。我在屋旁栽种了约莫两英亩半沙土地的作物，主要是菜豆，但小部分种了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整片地皮包括11英亩地，大部分长着松树和山胡桃树，上一个季度每英亩卖到8美元零8分。有个农民说，这片地“什么好处都没有，只能养一群吱吱叫的松鼠。”我没有给这块地施肥，因为我不是土地的主人，只不过是占住者，不指望以后再栽种很多东西；而且我也没有把地全都锄了。我犁地时挖出了几“考得”
的树根，可供我一段长时间烧柴之用，这就留下了若干小圈未开垦过的松软沃土，夏季菜豆在那里长得格外茂盛，所以很容易区别出来。我屋后那些枯死的和大多没有销路的木材，以及从湖中捞上来的浮木，供应了我的其余部分燃料。我不得不雇用一个人和一组马来犁地，不过掌犁的还是我自己。我第一季度的农场支出，用在工具、种子、劳务等方面的费用为14美元7角2分5。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这方面花费的钱微不足道，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割了12蒲式耳菜豆、18蒲式耳土豆，此外还有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没有收益。我从农场得到的全部收入为：
23.44美元
扣除支出 14.725美元
结余 8.715美元
除了我用掉的和此刻还留在手头上的产品之外，估计价值为4美元5角——我手头上的这笔款拿来抵销掉我没有种植的一点蔬菜的费用还是绰绰有余的。通盘考虑之后，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和今日之日的重要性，尽管我进行实验所占的时间极短，不，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因为这项实验的短暂性，我确信这要比当年康科德任何一个农民所做的更好些。
第二年我做得还要好，因为我把自己所需要的地都铲平了，约莫1/3英亩，我从这两年的经验中认识到了一个事实，而丝毫没有让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其中包括阿瑟·扬
的著作。我认识到，要是一个人生活简朴，只吃自己种植的庄稼，并且种的不多于吃的，也不拿这些庄稼去换取更加奢侈、更加昂贵的供应不足的东西，那么，他只须种几平方杆
的土地就够了。铲平那块地的费用，比用牛犁还要便宜些；并且，不时挑选一个新的地点耕种，也比在老地方施肥要便宜。夏季有空闲时他可以轻轻巧巧把一切必要的农活都干掉，这一来，他就不必像现在这样，和一头公牛或一匹马、一头母牛、一头猪捆缚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想说句不偏不袒的话，我是作为一个对当今社会经济状况的成败采取超然态度的人来看问题的。我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民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不定居在一幢房子或一个农庄里，而是按自己天赋的意向行事，这意向时刻变换，飘忽不定。我不仅境况比他们已经好了许多，而且要是我的房子给烧掉，或者庄稼歉收，我还是可以几乎和过去一样好。
我时常在想，与其说是人管牛群，不如说是牛群在管人，因为牛群更加自由自在。人与牛在交换劳动，但要是我们只考虑必要的工作，那么牛群看来比人要强得多，它们的农场也比我们大得多。人用6个星期割草晒干，作为交换劳动的一部分，这不是件易做的事。当然，没有哪一个各方面都生活得很简单的国家，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哲学家的国家，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去利用牲畜劳动。的确，从来没有，近期看来也不会有一个哲学家的国家，我也不能确定出现一个这样的国家是否就是称心惬意的。然而，我也不会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把它束缚起来，让它替我干活，因为我生怕自己会变成一个十足的马或牛倌；要是社会这么做了，看上去似有所得，那我们是否确信，一人之得，非另一人之失？是否确信小马倌与其主人均得满足？即使某些公共工程的建立离不开牛马的帮助，从而得让人去和牛马共享此类光荣，是否由此就要认为人在那种情况下不能完成更加与人相配的工作？当人们在牛马的协助之下，开始做那种不但是不必要的或艺术性的工作，而且是奢侈无用的工作时，不可避免的情况出现了：有些人就老是和牛做交换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变成了强者的奴隶。这一来，人不但替体内的畜生工作，而且，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象征，他也得为体外的畜生工作。尽管我们有许多用砖头或石头盖成的坚固房屋，可是一个农民的兴旺还是要看牲口棚超过房屋的程度而定。这个城镇据说拥有这一带最大的马房和牛棚，而在公共建筑方面也不落后；但在这个县里，可供敬神自由和言论自由之用的厅堂却为数极少。国家不应靠建造高楼大厦来为自己树立丰碑，可为什么不靠抽象思维的力量来树立呢？印度教《薄伽梵歌》
比起东方所有的废墟来更加令人钦佩神往！高塔与寺院都是帝王的奢侈品。思想纯朴和独立的人，是不会唯帝王之命是从，去奔走卖力的。天才不是保留给任何帝王使用，也不是为物质的金、银或大理石而保留，最多也只是保留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请问锤打这么多的石头到底目的何在？当我住在世外桃源阿卡迪亚时，没有看见任何人在锤打石头。有些国家怀着疯狂野心，念念不忘要留下一堆敲打出来的石碑来纪念自己，以期永垂不朽。要是这些国家花同样的力气来精雕细琢自己的风度，情况又会如何呢？一份明智的理性，要比一座高如悬月的纪念碑更值得纪念。我更喜爱见到放在适当位置上的石头。底比斯城的宏伟是一种庸俗的宏伟。围绕着一个诚实人的田地的短短一道石墙，要比那座远远脱离真正的生活目的、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更得体。那种野蛮的异教徒宗教和文化建立起辉煌的寺院；可是你们可以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有去造这种庙宇。一个国家锤锤打打的石头，大部分后来只不过变成了墓碑。它活埋了自己。至于金字塔，在那里面最令人感到惊异的也无非是下面的事实：竟会有这么多的人屈辱到如此地步，把毕生浪费在给某个野心家笨蛋建造坟墓，对这个笨蛋，本来更聪明、更果断的办法是把他淹死在尼罗河里面，然后把他的尸体捞上来喂狗吃。本来我可以给他们和他找个借口，可我没有时间。至于建筑者的宗教和对艺术的爱好，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不管那座建筑物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它付出的要比得到的更多。主要的原因是虚荣心，加上对大蒜和黄油面包的爱好。巴尔科姆先生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建筑师，紧紧追随维特鲁威
，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出个图案，这件工作接着交给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承包。当30个世纪开始俯视着它的时候，人类却仰望着它。至于你们那些高塔和纪念碑，这个城市曾经出过个疯狂的家伙，他着手要挖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并且已经挖得那么深，据他说，已经听见中国茶壶和水锅格格响的声音；不过我认为，我决不会心神颠倒，羡慕起他所挖掘的那个洞来。许多人都在关心西方和东方那些纪念碑，想知道是谁建造它们。就我而论，我倒想要知道，在那些日子里谁不建造纪念碑——谁站得高，不去干那些无聊事。不过，还是来继续做我的统计工作吧。
在村子里这个时间，我靠着做丈量、做木工和打各种各样的零工，挣到了13美元3角4分，我所做的行当和手指头一样多。下面列出了为期8个月的伙食开销，从7月4日到3月1日，即这些估计数字制订的时间，尽管我在那边住了两年多。其中不计我所种的土豆、少量甜玉米和一些豌豆，也不考虑结账之日仍留在我手里那些东西的价钱：
不错，我一共吃了8美元7角4分；不过，要不是我知道读者中多数人的罪过和我一样大，而他们的行为一旦公诸于世看来也不比我好的话，我是不该这样公布我的罪过而不脸红的。到了第二年，我有时捕一网鱼来下饭吃，有一次我竟然杀了一头钻到我菜豆田里搞破坏的土拨鼠——照鞑靼人的说法，实现灵魂转生，我把它吃掉，多少是试试口味。我得到了暂时的享受，只是有一股麝香味，但我知道长期食用也不是件好事，即使可以让乡下厨师加工你的土拨鼠。
在同期，衣着和杂费这个项目虽为数甚微，但合计也达：
洗衣和补衣大部分拿到外面去做，应付多少钱尚未收到账单。除此之外，全部金钱支出如下——它们就是这个世界这块地方非得付出不可的花销项目，可能还多了些：
现在我是针对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而说的。为了支付这笔开支，我卖掉农场产品计：
从支出的数目中减去此数，差额是25.2175美元——这个数目很接近我起步时所拥有的资金，和预料中要承受的花费；而另一方面，我除了得到悠闲、独立以及健康外，还得到一幢舒适的房子，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资料，尽管看似信手拈来、不足为训，但因都颇为完备，所以也有一定的价值。凡是我得到的没有一笔不上账。从上面的估计看，单是食物一项每周约需2角7分。在这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我的食物是黑麦、不发酵的玉米粉、土豆、米、少量腌肉、糖浆、盐，还有我的饮用水。像我这样一个十分喜爱印度哲学的人，以米饭为主食是合适的。为了对付一些吹毛求疵者的反对意见，我还是声明一下为好：要是我偶尔外出吃饭（我是经常这样做的，并且相信将来还有不少机会这样做），时常会有损于我的家务安排。可是我已经说过，到外面吃饭是恒有因素，一点也不会影响这份比较性的报告书。
我从两个年头的经验中懂得，即使在这个纬度地区，要获得一个人的必要口粮，困难也是极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一个人可以吃得像野兽那么简单，而能保持健康与体力。我曾吃过一顿很满意的饭，从几方面看都令人满意，我吃的是一碗马齿苋（ Portulaca olerdcea ），这是我从玉米田里摘来煮熟加盐做成的。我之所以附上个拉丁文学名，是因为这种名称平凡的蔬菜实在美味可口。请问，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和平时期日常吃午饭时，吃上了十分丰盛的鲜嫩甜玉米，外加点盐，还能希望再增添别的什么菜肴吗？即使我变点小花样，也只是适应口味上的需求，而不是出于健康上的需要。可是，人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时常饥饿，不是由于缺乏必需品，而是由于缺乏奢侈品；我认识一位善良的妇女，她认为她的儿子之所以丧命，是因为他养成一种只喝水的习惯。
读者将会发现，我是从经济观点而不是从营养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他也不敢把我这种饮食有节制的做法拿来试验，除非他有丰富的贮藏。
我制作面包开头纯用玉米粉加盐，这是真正的玉米饼。我是在户外一块盖屋板上，或者搁在盖房子时锯下来的木条一端烤出来的，但这一来很容易把饼熏黑，带有松脂的味道。我也试用过面粉，不过最后发现黑麦加玉米粉最方便、最惬意。在寒冷的日子里，连续烤上几个这样的小面包，小心照料和翻转它们，就像埃及人孵蛋时那样，这是令人兴致勃勃的事。它们是我培养成熟的真正谷类果实，我感到它们有一股像其他高品位果实的香气，我用布把它们包起来，好让香气尽量长久保存。我研习了历史悠久、不可或缺的面包制作工艺，向能找到的权威求教，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首次发明未发酵的面包，当时人类从吃坚果食生肉的野蛮状态初次进展到这种温和文雅的饮食。渐渐地我又读到有关面团偶然发酸的事，据信这个现象教会了人们懂得发酵的过程。而接下去，我阅读了各种各样的发酵法，终于读到了“优质、美味、健康的面包”，即生活的必需品。发酵剂，有人视之为面包的灵魂，是面包细胞组织里无往而不有的spirtitus（精神），它像圣灶上的火焰被虔诚地保留了下来——我想，大概有几瓶珍贵的发酵剂开头时由“五月花”运进来，给美国解决了问题，它的影响至今还继续在谷类食物的滚滚巨浪中上升、膨胀、扩大，拍击着这片国土——这种酵母我经常虔诚地从村子里拿到，直至有一天早晨我忘记了规则，竟用开水把酵母给烫坏了；由于这次意外，我发现连发酵这种事也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我的发现不是靠综合法，而是靠分析法。从那时起，我便高高兴兴地免去了酵母，尽管大部分家庭主妇都认认真真要我相信，不用酵母便不可能做出安全而健康的面包，年纪大点的人还预言生命活力会因而迅速衰退。可是，我发现酵母并不是什么必需的成分，我经过了一年时间不用它，还不是仍然好好地活在人间：令我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可以免去口袋里装小瓶子的麻烦事了，这有时会砰的一声碰碎，里面装的东西散了出来，弄得狼狈不堪。免掉这个东西反而更简单，也更像样。人这种动物比别的任何动物更能适应各种气候和各种环境。我也不把什么苏打或其他酸、碱放进面包。看上去我似乎是按照加图
大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的制作法来做面包的。“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 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æ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
这段话的意思我认为说的是：“按此方法揉面。把你的手和揉面槽洗干净。然后把粗粉倒进糟里，慢慢和水，把面粉揉透。揉均匀了便可捏成面包，然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放在烤炉里烘烤。这里对酵母只字未提。不过我也并不经常用这种生活必需品。有一段时间，我因囊空如洗，整整一个多月未见面包。
每个新英格兰人都很容易在这片适于黑麦与玉米生长的土地上生产出他自己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依靠远方那些价格起落不定的市场。可是我们与朴素而又独立的生活离得太远了，以致在康科德镇店里很难见到有新鲜、甜美的玉米粉出售，而更粗一点的玉米片和粗粮就更加没有人吃了。农民把自己生产的大部分谷物拿去喂牛喂猪，而花更高的价钱到店里买来一些至少不会更有益于健康的面粉。我知道，我能够很容易地栽种出一二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因为黑麦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而玉米也不需要最好的土地，我可以用一架手磨机把它们碾碎，没有米没有猪肉日子照样过得好好的；要是我一定要吃点高糖甜食的话，我凭实验发现自己能用南瓜或甜菜做成非常好的糖浆，我还知道，我只须栽种点槭树便能更容易得到糖浆，而当这些还在生长的时候，我还可以用其他各种代用品，“因为”，正如我们的祖先所歌唱的：
“我们能用南瓜、萝卜，还有胡桃树的叶片，制成美酒，让自己的双唇啜得甜甜。”
最后，谈到盐，这是食品杂货店里最基本的食品，要得到它，我们正好有机会到海边去跑一趟，或者，要是我完全不吃盐，也许我还可以少喝点水。我没有听说印第安人曾经为了寻求食盐而烦恼过。
这一来，就食物而论，我便可以避免经商和搞物物交换了，并且由于我已经有个蔽身之所，所以剩下来所需的只是衣服和燃料而已。我现在所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夫家里做成的——谢谢老天爷，在人的身上还保存着如此多的美德；因为我觉得，从一个农夫降为一个技工，正如从一个人降为一个农夫那样重大而值得纪念；而在一个新的乡村里，燃料简直是一种累赘。至于住处，要是不允许我继续免费定居下去，我会按我耕耘过的土地的售价，也即8美元8角来购买一英亩地。事实上，我认为由于我定居在这里，已使得土地的价值为之大增。
有一些怀疑论者，他们有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光靠吃素食过日子；为了一下击中这个问题的根基——因为根基是信念，我习惯于这样回答：我能够靠吃木板上的钉子过活。他们要是不能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我要说的许多事了。至于我，我倒乐于听到这类事有人正在实验，比如有个青年试图半个月的时间里光吃连皮带穗的硬玉米，把自己的牙齿当成石臼一样。松鼠族就尝试过同样的事并获得成功。人类对这类实验是有兴趣的，尽管有些丧失能力或在面粉厂里拥有亡夫三分之一遗产的老妇人可能对此感到惊恐。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自己做的，其余也值不了多少钱，所以我没有记账。其中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个水壶、一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长柄勺、一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杯、一把调羹、一个油罐、一个糖蜜罐，还有一台涂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到非得坐在南瓜上不可。那是抱残守缺的无能表现。在乡村的阁楼里有很多我最喜欢的椅子，想要便可以带走。家具！谢谢老天爷，我无需家具店的帮助也能坐能站。一个人看到他的家具包扎起来装上运货马车，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往乡村那边拉，一看就知道是些寒碜的空箱子，你说除了哲学家之外，有谁不感到害臊呢？这是斯波尔丁
的家具。打量这样一车家具，我总是说不准它是属于富人还是穷人所有；家具的主人看上去似乎总是穷困不堪。实际上，你拥有这类东西越多就显得越穷。每一车似乎载着12间简陋棚屋里的家具；要是一幢棚屋意味着贫困，那么这便意味着12倍贫困。请问，我们为什么老是搬迁，难道不是为丢掉我们的家具，丢掉我们的exuviæ（蜕皮）？为什么不从这个世界迁入另一个布置了新家具的世界，而把老家具付诸一炬呢？看来像是所有这些圈套都拴在人的腰带上，只要他一走动，越过我们那些崎岖不平的村野时，便不能不拖动圈套。那只把尾巴丢在陷阱里的狐狸是很幸运的。麝鼠也会把自己的第三条腿咬断以便脱身逃命。难怪人是已经失去了他的灵活性了。他老是处于绝境！“先生，恕我冒昧，敢问你所说的绝境是什么意思？”要是你是一个富于洞察力的人，无论什么时候碰见谁，你都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拥有些什么，唉！也知道还有些东西他假装成不是自己的，藏在身后，你甚至知道他有什么厨房用具和不愿烧掉的无用杂物，这一来他看上去就成为一个套在家具上的人，拼命拉着它们往前走。一个人已经钻过绳套或通过了门口，可他后面那一车沉重的家具却无法通过，我想这个人就是处在绝境之中。当我听到一个一表人才、身体结实、看上去似乎没有别的事情缠身，衣服也已束得紧紧，一切都准备就绪的人，谈及他的“家具”是否保了险时，我不禁对他产生一种怜悯之情。“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我可爱的蝴蝶这时被蜘蛛网给缠住了。甚至那些长时间以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家具的人，要是你细加盘问，也会发现，在什么人的棚屋里还寄存着他的几件家具。我看今天的英国就像是一个年老的绅士带着一大堆行李旅行，这堆中看不中用的什物是长期安家度日中添积起来的，他拿不出勇气将它们烧掉；大衣箱、小衣箱、硬纸匣，还有包袱。最低限度得把前面三样丢掉。今天一个健康的人要带着他的床铺上路也是力所难及的，我当然要劝告生病的人放下床铺跑吧。当我遇见一个背着全部家当蹒跚行进的移民——看上去像是脖子后面长出了个大肉瘤，我便觉得这个人怪可怜，倒不是因为他的家当全在这里，而是因为他要带着所有那些东西。要是我必须拖着圈套，我会留心拖个轻的，不让它夹住我的关键部分。但也许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要把自己的手放进去。
我还想顺便提一下，我不花任何钱买窗帘，因为我不需要把任何窥视者的视线遮住，至于太阳和月亮，我愿意让它们朝里面观看。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也不会让我的肉腐坏；太阳也不会损害我的家具，或者让我的地毯褪色，即使它有时像是一个热情过度的朋友，我仍觉得跑到大自然所提供的帘幕后面避一避，较诸在家用细目中再添上一个项目更加节约。一位夫人有次想送给我一张地席，但因为我屋子里腾不出地方铺它，也腾不出时间来在屋里屋外把它抖干净，所以我谢绝了，宁可进门前在草地上把脚底擦干净。最好是罪恶刚一露头就避开它。
不久前我出席过一个教会执事的财产拍卖会，因为他的一生并非徒劳而无获：
“人作的恶，死后仍流传”。
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大部分都是无用的摆设，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开始积藏下来的。其中还有一条干绦虫。这些东西在他的阁楼和其他尘封的垃圾坑里堆了半个世纪，现在也没有给烧掉；非但没有一把大火或者说消毒焚毁，反倒搞了一场拍卖，或者说让它们延年益寿了。邻居聚集在一起看这些家具，把它们全都买走，小心谨慎地运到他们的阁楼和垃圾坑里，就堆在那儿，直至他们的家产结算清楚，这些家具才又再一次搬出门。人死万事休。
有些野蛮民族的风俗我们如加以仿效可能很有好处，他们每年至少好像要蜕掉一次皮；他们有这么一种想法，不管实际上是否做得到。像巴川姆所描绘的摩克拉斯印第安人的那种风俗，要是我们也这样举行“迎新节”或“新果节”，岂不很好吗？“当一个城镇举行迎新节时”，他说，“人们预先准备好新衣、新罐、新锅和其他家用器物和家具，把所有破衣服和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收集起来，打扫冲洗房子、广场和整个城镇，把那些脏东西连同陈谷子和其他的陈年存粮倒成一堆，点把火销毁。在服药和禁食三天之后，城镇里面的火全都熄灭了。在这段禁食期间，他们戒绝了食欲和任何欲念的满足。并且颁布大赦令，所有犯罪分子都可返回到城镇去。”
“到了第四天早晨，大祭司把干柴拢在一起，在广场上生起了新火，城镇里的每家住户便从那里得到新的、纯洁的火焰了。”
他们随后享用着新的谷物和水果，整整三天载歌载舞，“在接下去的四天里，他们接待来访的客人，和来自邻近城镇的朋友们共享欢乐，这些朋友也都以同样的方式净化、准备好了”。
墨西哥人也每隔52年要举行一次相类似的净化仪式，他们相信世界每隔这么长时间就得终结一次
。
我从未听说过比这更加真诚的圣礼，也就是说，像词典里所下的定义那样，是“一种内在的灵性美德的外在表现”，我也不怀疑，他们最初是在天意的直接传授下这样做的，尽管他们没有一部《圣经》来记录这种启示。
在为期5年多的时间里，我只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我还发现，一年中只需劳动约莫6个星期便可满足生计所需的一切开销。我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都空闲无事，可全部用于学习。我曾经全力以赴从事办学，但发现我的支出和收入相抵，说得确切点，是不相抵，因为我必须相应地穿戴、训练，且不说还要按规矩思考、信仰，另外我还损失了时间。由于我执教不是为了同胞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生计，这就是失败。我曾尝试过做生意；但我发现，要在这条路上走顺畅得花上10年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大概我也就快跑到魔鬼那边去了。我实际上还担心，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在做某种所谓的好生意。以前我曾寻思能够做些什么以求得谋生之道，那种依照朋友们的愿望行事的可悲经历清楚地浮现心头，使我用尽心机要另想办法，我时常认真地想去采摘黑浆果，这我肯定能干得了，并且它的薄利也使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最突出的长处就是所求不多。它只需一点点资金，且对我惯常的心情干扰甚微，我就是这样愚蠢地想着。当我的熟人断然投身于商业或就业时，我以为自己这份职业和他们的职业最相似；整个夏天我在山上来回跑，把一路上见到的浆果摘下来，然后便随意处理；这就样，看管着阿德墨托斯
的羊群。我也梦想过，不妨去采集些野花野草，或用运干草的马车给喜欢森林的村民运些常青植物，甚至运到城里去。但后来我便认识到，商业给它涉及的一切带来诅咒；即使经营的是从天堂带来的福音，也仍带着商业的全部诅咒。
由于我对事物有所偏爱，尤其是格外珍惜自由，还由于我能吃苦并能取得成功，所以我不愿把自己的时间花费在求得华丽的地毯或其他优雅的家具、精致的厨房、希腊式或哥特式的房屋上。要是有谁能不觉麻烦地获得这些东西，而且在得到这些东西之后懂得如何去加以使用，那么我会拱手把这方面的追求让给他们。有些人很“勤奋”，似乎喜欢为劳动而劳动，也许是为了让自己不去胡搞妄为；对此我现在还不想说什么。对那些享有比现在更多的清闲时间就会不知如何是好的人，我倒要劝他们加倍勤劳工作——一直干到能养活自己，取得自由证明书。至于我自己，我发现短工是所有工作中最具独立性的，尤其由于一年中只需花上30或40天便可维持一个人的生计。劳动日随着太阳下山而结束，这时他便可自由自在去干他一心向往的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可是他的雇主月复一月地干着那投机营生，一年到头连喘个气休息一下都不行。
总之，根据信念和经验，我确信，只要我们过的是简朴而又聪明的生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谋求自立并非苦事，而是娱乐；正如一些更加简朴的民族，他们的日常工作正是更复杂民族的娱乐。一个人要谋求生计，没有必要干得汗流满面，除非他比我更易流汗。
我认识一个青年人，继承了几英亩地，他告诉我说，要是他有办法，他一定要像我这样生活。我不愿让别人出于任何原因选择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对我的生活方式了解得较透彻之前，可能我已经给自己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了。除此之外，我希望世界上会有尽可能多种不同的人，只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小心寻找和追求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走着他父亲、母亲或者邻居什么人的老路。青年人可以去从事建筑、种植或航海，只要他自己说喜欢干的事不受到阻挠便行。我们的智慧只是在数学抽象意义上的，正如水手或逃亡的奴隶眼睛盯着北极星那样；这就足以指引我们一生了。我们在可预计的期间里或许到达不了港口，但会保持着一条正确的航线。
毫无疑问，在这里，对一个人来说正确的事，对一千人就更加正确，因为一座大房子按比例计算起来，并不比一幢小房子更加昂贵，因为几个房间可以共用一个屋顶、一个地窖和同一堵墙。但就我而论，我倒喜欢独屋独户。再者，一般说来，自己建造整幢房子比说服别人去建一堵公墙更加便宜。即使你说服了人家，这堵公墙如果要便宜，就必定很薄，而合用这堵墙的可能是个坏邻居，他那一边坏了不修理。通常能够行得通的合作总是极有限而且是表面上的；凡是有一点点儿真心真意合作的地方，表面上似乎看不见，却有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和谐。要是一个人有信心，他会用同样的信心在任何地方与人合作；要是他没有信心，他便会继续像世界上其他人那样生活，不管他和什么人结伴。所谓合作，无论就其最高层次或最低层次的意义来说，都意味着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最近听人提议说让两个青年一起环球旅行，一个没有钱，所到之处，得去站在船桅的前头或跟在耕犁后面干活挣取路费，而另一个却是口袋里放着一张旅行支票。很容易看出，他们两人无法长时间结伴或合作，因为其中一个根本不工作。在他们的旅游中头一次碰上个有趣的危机就会分手。首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单独上路的人，今天想出发就可以出发；可是和别人结伴旅行的人，却必须等到另一个准备好，说不定要等很久才能成行。
我曾听到过一些同乡们说，可这都是很自私的啊。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少从事慈善事业。我曾为责任感作出过一些牺牲，其中也包括牺牲掉这种欢乐。有人使出浑身解数，想劝说我出来帮助城里的一些穷人家；要是我没有事做——魔鬼专找无所事事的人，我大概会在这一类消遣上试显身手。然而，当我有时想在这方面出点力，把一切都包下来让某些穷人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和我一样舒适，我甚至主动表示愿意给他们提供帮助，可这些穷人一个个全都毫不犹豫地表示乐意继续贫穷下去。当我的城镇里那些男男女女全都在千方百计为同胞谋福利时，我相信至少可以省出一个人去干别的不那么慈善的事。办慈善事业正如办别的任何事业一样，必须有天赋。至于“做好事”，那是一个人员已满的行当。何况我确曾做过点尝试，说来似很奇怪，我确信我的性格和办慈善事业格格不入。也许，社会要求我做好事，以拯救宇宙于毁灭，我不应自觉地、蓄意地把这个特殊的号召推开；而且我相信，正是别处某种类似于此而又坚定无数倍的力量，当前使宇宙得以保全。但我不会去阻挡任何人发展他的天赋；对那个全心全意终身做着这项工作的人，尽管我不同意这种工作，我还是要说，坚持下去！即使全世界说这是在干坏事（世人很可能这么说）。
我绝不认为我的事例属于特殊情况；毫无疑问，读者当中许多人也会作同样的辩护。在做某项工作时（我不能担保说我的邻居会说它就是好事），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我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雇员；但做出来的工作是好是坏，还得让我的雇主去评说。我所做的好事（按照这个词通常的意义）必须是在我主要轨迹之外，而且大部分都不是故意去做的。人们从实际出发说：万事始于足下，照你的本色去做，不要一心想变成个更有价值的人，要以慈善为怀到处行善。要是我用这种语调去说教，我倒要说：你去做好人吧。他们仿佛认为太阳的光芒达到了月亮或六等星的亮度之后便该停下来，像好小子罗宾
那样从每个村舍的窗外偷看，令人发疯，让肉变坏，使黑暗的处所能看得清楚，而不是不断增加自己温煦的热量和恩惠，直至其光芒耀眼，凡人无法直视，同时按自己的轨道绕着世界走，施恩行善，确切点说，正如更真实的哲学所发现的，世界绕着太阳转得到了好处。当法厄同
想用施恩行善来证明自己出身天上，他驾驶着太阳车不过一天，便越出了轨道，把天堂下面几条街道的房屋都给烧掉了，还烧焦了地球的表面，烤干了每处泉源，造成了撒哈拉大沙漠，直至朱庇特一个霹雳把他击倒在地，太阳由于悲悼他的丧命，竟整整一年黯然无光。
没有比德性走了味更坏的气味了。这也就是死人腐肉的气味，死神腐朽的气味。要是我确知有个人正朝着我的屋子走来，存心要为我做好事，那我非逃命不可，就像逃避非洲沙漠刮来的那种干燥火热的西蒙风，这种风一刮，便把你的嘴巴、鼻孔、耳朵和眼睛全都蒙上沙土，直至你窒息闷死为止，因为我怕他的好事做到我身上——怕其中有些病毒混入我的血液。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听其自然地忍受坏事。在我饥饿时提供给我食品，在我受冻时给我温暖，或者在我掉进沟里时把我拉上来的人，我不会因此就认为他是个好人。我可以弄到一条纽芬兰狗让你看，这些事它全都会做。慈善事业不是最广义上的爱同胞之情。霍华德
按其本人的方式而言无疑是一个极慈善而可尊敬的人，并且也得到了好报；可是，就比较而言，要是他们的慈善事业不能在我们处于最佳状态，最值得帮助时来帮我们，那么，一百个霍华德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未听说过哪个慈善大会上有人真诚地建议要给我或者像我这样的人行善做好事。
耶稣会会友也让印第安人弄得不知所措，当印第安人被捆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时候，却向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推荐新的折磨方法。既然不为肉体的痛苦屈服，他们有时可能也就不需要传教士所能提供的任何安慰；待人如待己的原则，在那些不在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的人听来，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因为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爱敌人，已经近乎原谅对方所做的一切。
要确定你给予穷人的帮助正是他们所最需要的，尽管是你的榜样让他们落后了一大截。要是你给了钱，你就得亲自监督钱有个花法，不能只丢给他们不管。我们有时会犯一些奇怪的错误。穷人看上去一副既肮脏，又褴褛，又粗鲁的样子，但不见得他挨冻受饿也那么厉害。这当中有一部分是出于他的爱好，而不一定都是厄运。要是你把钱给他，说不定他便拿去买更多破烂货。我习惯于对那些手脚笨拙的爱尔兰工人产生怜悯之情，他们在湖上挖冰，穿得十分难看破烂，可我穿着一身整洁而又更加时新的衣着，却冷得发抖。后来有一天天气寒冷，有个掉进水里的工人跑到我屋里取暖，我看到他脱下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这才见到皮肉，尽管这些裤子袜子确实肮脏破烂不堪。他可以不要我送给他的额外衣服，因为他有许许多多的内部衣服。看来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全身湿淋淋浸一次水。接着，我开始可怜起自己来，我觉得要是送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衣，比起送给他整个廉价成衣店来更加慈善。一千个人在胡乱砍劈罪恶的枝条，只有一个人在砍斫罪恶之根。情况很可能是：那个把大量时间和金钱用于扶贫的人，正好就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制造苦难的人，这种苦难他虽想消除却徒劳无功。正如那个道貌岸然的蓄奴主把十分之一的奴隶收益，拿来为其余的奴隶购买星期天的自由。有些人雇用穷人到厨房里工作，以此表示其慈善为怀。要是他们自己雇用自己，岂不是更加慈善吗？你夸口说你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捐助慈善事业，看来你该捐出十分之九才算数。否则社会获得弥补的仅仅是财产的十分之一。这到底是财产占有人的慷慨呢，还是审判官的疏忽失误呢？
慈善事业几乎是受到人类充分赞赏的唯一美德。不，它受到大大过高的评价；正是我们的自私使得慈善事业受到过高的评价。有个身体强健的穷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康科德这里向我赞美他的一位同乡，因为，据他说，这个人对穷人好，他指的是对他好。人类慈善的伯父伯母，比起真正的精神上的父母更受到尊敬。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神父在作有关英国的演讲，这位演讲者是个学识与才智兼优的人，他在列举了英国科学、文学和政治上的杰出人物：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人之后，接下去谈起基督教英雄人物来了，而且仿佛出于自己职业上的需要，把他们捧得比别人都高，成为伟大人物中的最伟大者。他说的是佩恩、霍华德、弗赖夫人。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出这当中的谬误虚假。最后这三个人并不是英国最优秀的男人与妇女；也许，只能算是英国最佳的慈善家。
我绝不想去从慈善事业受之无愧的赞美之词中减掉任何东西，我只要求公平对待所有用自己的生活与工作造福于人类的人。我在评价一个人时，并不把他的正直与善良看成高于一切。也可以说，正直与善良只是他的茎叶而已。有些植物，绿叶一枯蒌，我们便将其煎成汤药供病人服用，这些植物只获得低级的使用，而且使用者大多是江湖医生。我要的是一个人的花朵与果实；有些香气会从他那里飘送到我这儿，而他的成熟则增添了我们交往的风味。他的善行绝不是一种局部的、短暂的行为，而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溢出，这种溢出对他无所损，而他也无所感觉。这是一种遮盖了许多罪恶的慈善。慈善家老是让人类置身于他自己所散布的悲哀气氛之中，并称之为同情心。我们应该传授给人类的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绝望，是我们的健康与舒适，而不是疾病，并留意不会让疾病传染。到底从南方的哪片平原上升起了嚎啕之声？在哪个纬度地区居住着一些我们应该给送去光明的异教徒？谁是我们必须加以解救的放纵残忍之徒？要是有什么病痛使一个人不舒服，弄得他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要是他痛在肚肠——那是同情心所在之处，他便会立刻跑去改造这个世界。由于他本身就是一个微观世界，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他正好是发现的人）世界都在吃青苹果。其实，在他看来，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青苹果，一想起人类的孩子在它还未成熟时就去加以啃咬，那是可怕极了。他的激进的慈善事业立即去找寻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并拥抱人口众多的印度乡村和中国乡村。就这样，靠着几个年头的慈善活动，有权有势的人在此期间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他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症，而地球的一边面颊或双颊上现出淡淡的红晕，好像它开始成熟了，生命去掉了生涩，再度显得更甜蜜更健康，值得生活下去了。而我从未想到会有一种比我所犯过之罪更大的罪恶。我过去没有见过，将来也绝不会见到比我自己更坏的人。
我相信，使一个改革者忧心伤神的不是对穷苦同胞的同情，而是他私人的烦恼，尽管他是上帝最虔诚的孩子。让这种情况获得矫正，让春天来到他身边，让黎明在他的卧榻前升起，而他将会连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说便抛开他那些慷慨的同伴。我之所以不斥责抽烟，是因为我从未抽烟；那是戒除了烟瘾的人所必须交付的罚金；不过我也尝过许多东西，我能够加以斥责。要是你被误导去做任何此类慈善事业，那你一定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做什么，因为这是不值得知道的。你一救起了溺水的人，便把鞋带扎好。从从容容，着手去做些自由的劳动。
我们的风俗由于和圣徒交往而败坏。我们的赞美诗集回荡着音律优美的诅咒上帝之声并且永远在忍受他。可以说，甚至先知和救赎者也只安慰了人的恐惧，而不是加强人的希望。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生命的赋予表示出朴素而无法抑制的满足之忱，找不到任何对上帝的令人难忘的赞美。一切健康和成功都给予我以好处，不管它看上去显得多么遥远、渺茫；一切疾病和失败都造成我的悲哀，促成我的祸灾，不管它对我或者我对它有多大的同情心。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真正的印第安式的、草木的、磁性的，或天然的方式来恢复人类的天性，那首先就让我们自己像大自然那样朴素和健康，驱散眉宇间的阴云，将一点生命精气吸入身心。别充当一名济贫扶困的神职人员，而要努力成为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高尚的人。
我从设拉子诗人萨迪
的《蔷薇园》中读到这样的词句：“他们问过一位哲人说：至尊之神创造的许多著名树木参天蔽日，却都没有被称为azad，或自由的，只有不结果实的柏树除外；此中有何奥妙？他回答道：每种树都有其适当的成熟期、特定的季节，在这段时间里它鲜艳、开花，而过了季节便枯萎、凋谢，柏树的情况不是这样，它常青常茂；azad或宗教上的独立派就属于这种性质。别把你的心倾注在那种转瞬即逝的事物上；底格里斯河在历代哈里发绝种之后仍将奔流不息穿过巴格达：如果你手头很充裕，就像枣树那样慷慨大方吧；但如果拿不出什么东西给人，那就成为azad或自由人，像柏树那样。”
“你的手伸得太长，穷困的家伙，
想在天上安顿个栖息之所，
你那间陋室，像个木桶做成的窝，
培养出来的德行，是迂腐懒惰，
阳光不要钱，阴凉的泉水身旁流，
要吃有块根，还有野菜；在那儿，你的右手
把人类高尚的情操从心灵中夺走，
正是这情操，使美德之花吐艳昂首，
你让人性堕落尽，感官麻木透，
像女妖戈耳工，把活人变石头。
我们不需要一个单调的社会
硬叫你自我克制，谨小慎微，
不需要不合人情的愚蠢行为，
弄得不知道什么是乐，什么是悲；
也不需要你那假装高贵的被动刚毅
来取代主动积极。这一切卑贱可鄙，
变成你的奴性，全扎根在平庸里，
但我们只把允许恣肆的美德树立，
英勇慷慨的行为，庄严宏伟之气。
洞察万物的远见，和无限高尚的情谊，
还有那一派英雄威武的刚毅，
对此无以名之，自古不曾留下个称谓之词，
留下的只有典型，像赫拉克勒斯，
阿喀琉斯，忒修斯。滚回你该死的藏身之地；
当你见到一片新的文明天空之时，
你该力求懂得什么才有价值。”
——T.卡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