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芥川与中国的渊源

芥川龙之介，1892 年出生于东京，本姓新原，生母在其出生8个月后精神失常，他被舅父芥川道章收养，12 岁时正式成为芥川家的养子，改姓芥川。“因为父母、大姑都相当爱好文学”，所以他从小就喜爱读书。他在《写小说始于朋友的煽动》中回忆道：“读的小说多为中国的作品。如痴如醉地读了《珠顿怪谈》《新齐谐》《西厢记》《琵琶行》等。”在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芥川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研究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除了文学，芥川对汉诗也非常有研究，他在写给广濑雄的信中对许浑的诗赞赏有加，并且自己也写下了《波根村路》《真山览古》等具有汉诗风格的诗篇。同时，他对中国的绘画和汉字也充满了喜爱之情，认为汉字的特征，除了表现在汉字的字义方面，还表现在汉字字形能令人产生美丑感。

芥川认为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对日本影响甚大。他在1920 年就中国文学之影响写了一篇题为《汉文汉诗的魅力》的杂文，文章写道：“读汉诗汉文有无益处？我认为有益处。我们所使用的日语，即便没有法语来自拉丁语的关系，也受到汉语的很大恩惠。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使用着汉字。汉字就算是变成罗马字，从久远的过去所积蓄的中国式的表达方式，也还是存在于日语之中。所以，读汉诗汉文既有益于日本古代文学的鉴赏，也有益于日本当代文学的创造。”阅读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芥川的知识、拓宽了他的眼界，而且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及向往之情。鉴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在创作前期，芥川写了大量的以中国为背景或者改编自中古古典文学的作品，如《仙人》(1915)、《酒虫》(1916)、《掉头的故事》(1917)、《黄粱梦》(1917)、《英雄之器》(1917)、《尾生的信》(1919)、《杜子春》、《秋山图》(1920)、《南京的基督》、《奇遇》(1921)等。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芥川心目中的中国是神秘的、美好的，中国人都是像《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式的英雄豪杰。正是由于这种对中国的美好向往，在潜意识里，中国成了芥川心目中的桃花源及心灵的避风港；正是这种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美好的幻想，促使芥川想到中国来亲自体验一下理想生活。1918 年11 月20日，芥川在致斋藤贞吉的书信中写道：“我也很想去中国，可外汇在涨价，我又囊中羞涩，所以虽然很想去却只能空想，这一点我很羡慕你。”因此，当他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托终于实现中国旅行梦想时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

芥川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决非始于中国之旅，确切地说，应该始于其少年时代。芥川自幼喜欢中国古典，在谈到其少年时代的读书体验时曾说：“自懂事起就颇爱通俗绘图小说，尤喜由《西游记》改编来的《金毗罗利生记》，其主人公抑或是印于我脑海中的首部作品的人物。”随着作家年龄渐增，《聊斋志异》《西厢记》《珠顿怪谈》等诸多作品也成为芥川广泛涉猎的典籍。在众多典籍当中，作家认为《西游记》与《水浒传》最为杰出，连英国人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亦无法与之媲美，也正因如此，少年芥川“不知多少次手持木剑，对着院子里挂着的晒干菜，和《水浒传》的人物一丈青扈三娘、花和尚鲁智深格斗”。由此可知，作家对于中国古典的阅读不是流于表面，而是对于作品中的人物了然于心。除了被奉为经典的《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亦受到芥川的极力赞赏，作家痴迷于蒲松龄的叙事手法，将其与戈雅并称为东西方文学中的一对白玉璧。成长于明治与大正时代的日本作家虽然身处东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时代，但多半都具有丰富的汉学知识与修养，芥川亦不例外，他少年时代广泛阅读中国古典文学，而这些成长过程中的中国元素又为作家日后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帮助。对于汉文典籍，作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古典的阅读不仅有益于日本文学的鉴赏，而且对日本文学的创作甚为有益，并身体力行地大量阅读汉文典籍。这一点我们通过查阅《芥川龙之介文库目录》便可了解，其中，各种汉文典籍达1177册之多。中国古典的阅读与中国元素的积累体现在芥川的文学创作当中，表现为在日本文学中以题材新颖、构思精深见长的芥川龙之介历史短篇小说至少有9篇取材于中国古典。如取材于《庄子·盗跖篇》的《尾生的信》；取材于《两汉通俗演义》的《英雄之器》；取材于唐传奇小说《枕中记》的《黄粱梦》；取材于唐传奇小说《杜子春》的《杜子春》；取材于《剪灯新话》的《奇遇》；取材于《瓯香馆集补遗画》的《秋山图》；取材于《聊斋志异》的《仙人》《酒虫》《掉头的故事》。“却说当年之都城洛阳可谓繁华之至、天下无双。街市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金乌西坠，油泼般绮丽的光彩洒入城门。夕阳余晖下往来流动的是戴在老者头上的帷帽、挂在耳畔的土耳其金耳环、配在白马身上的彩绦缓绳……其情其景美轮美奂。”芥川在小说《杜子春》中对唐朝洛阳做了如此描写，绚丽繁荣的古都洋溢着梦幻般的异国情调，也充满了芥川对中国的憧憬与向往。芥川通过中国古典文本感知、认识中国，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想象，同时，中国古典文本也为作家提供了小说叙事的话语资源。作家以中国古典为素材，同时从本身需要出发进行文学思考，成功地将中国古典文本进行改写，以更为圆熟的手法完成了芥川式短篇，同时也完成了跨文化的文本互文。正如朱丽娅所说，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无疑成为作家创作自己文本的一面镜子，其小说文本吸收并且转化了中国古典的文本，或是引用，或是改写将之扩展改造为自己新的文本，而二者是彼此关涉、互相参照的关系。 58q/JpYE/GZW729fp/ejIBXzGQ8xgbz9WDiyxoYiZF4TtWg9kmT8CmsjdWDEuU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