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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古到今,中日两国一水相隔,两国的邦交历时已久,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形象自居;在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熏陶和影响下,日本人一直把中国想象成文明富有的理想之邦。直到 1894 年,甲午海战后,日本人才惊奇地发现:中国的“神话”已经结束了。经过明治维新思潮的洗礼,日本开始了全面西化的步伐,这一时期的传统的和汉文学已经被西方近代文学思潮全面压倒。面对势不可挡的潮流,许多拥有汉学功底的作家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国的影响固然存在,但却割裂开了,变成了记忆中的美丽、富于幻想的“文本中国”和一个贫苦、混乱的落后国家的印象。他们大都停止了对“文本中国”的叙事,有些作家开始了对现状的逃避,而更多的作家则在亲身登上了中国的土地之后,逐渐忘记掉桃花源般的“文本中国”,转而欣赏起变革后的祖国的强大。而以“文本中国”作为心中的桃源之地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却不愿与祖国的同行们为伍,他要用自己不懈的坚持来使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

芥川龙之介从小深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对中国古典著作非常喜爱,并能熟读和运用。芥川龙之介的大部分作品为短篇小说,而其中援引自中国古籍的“中国物”式小说,利用借古讽今的笔法激扬文字,尤其受读者青睐。但在 1927 年时,芥川龙之介怀着对未来的“朦胧的不安”,在凄凉和痛苦的心态下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因众说不一,成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短暂的一生中,他笔耕不辍,创作了 148 篇小说、55 篇小品文、66 篇随笔以及众多的评论、游记、诗歌等,为日本文学增添了宝贵的财富。“芥川奖”就是为怀念芥川龙之介以及他对日本文坛所做的巨大贡献而设立的奖项,而且至今仍然是日本唯一的纯文学类奖项。芥川龙之介不仅汉学修养极高,而且曾在 1921 年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余的时间,对当时中国的现状非常了解:《中国游记》就是在此时被创作出来的。应该说,芥川龙之介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很有代表意义,但直至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仍然称不上非常丰厚。 在日本学界,有关芥川龙之介的人生观、艺术观的研究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中国”对芥川龙之介的影响程度、影响来源及具体影响实例则鲜有人问津。在了解到日本的芥川的研究历史后,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芥川龙之介死亡后的十几年里,无产阶级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学者对他的批判;还是在二战临近尾声时,学界重新对他的作品的肯定;或是在战后重建时,学界对他各个方面研究的深入;直到最后的20世纪60 年代以后,学界开始从各方面对《中国游记》这部作品,尤其是注重历史细节的考据而逐渐发掘出来的成果,都展现了对这位作家各个方面的研究的深入化和研究类型的细化。日本学界普遍采用三种方式对芥川龙之介本人及他的所受影响角度进行注解,这三个角度分别是:第一个角度,对“中国物”式小说及对小说所出自的原始典故文本为比较对象进行研究;第二个角度,是通过将对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作品最早引入中国的鲁迅与芥川龙之介两位的某些具有“神似”性的作品相比较,并将其中的异同性抓出来,得出芥川龙之介的哪些创作手法与文化题材使鲁迅得到了灵感的启发;第三个角度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历史学的角度以及出自其中的各种小细节处,对调查芥川龙之介在访问游览中国时的见闻和《中国游记》的真实性做出调查。

而国内的学术界更侧重于对芥川龙之介的意识形态、社会认知以及他的身份与作品的关联方面的角度,用更全面、更宏观的视野对芥川龙之介进行不断的研究,过程大致如下:鲁迅早在 1921 年就译介了芥川龙之介的作品,随后,他的很多其他作品也被翻译并传入国内;而 1927 年国内也热议了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及其个人游记《中国游记》,并形成了轰动文坛一时的“芥川龙之介热”的现象。在早期,由于研究者们的学术背景以及对接受异质性话语的认可不同,对游记中提出的“中国堕落论”,有了分歧明显的赞同与反对两派。以夏丏尊、鲁迅为代表的赞同派认为芥川龙之介的游记所言基本属实,并非是充满歧视性的言语攻击;而以韩侍桁、巴金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芥川龙之介的游记有意扭曲事实,并基本否定游记的价值。20世纪70 年代以后,受西方学界的大量理论影响,国内开始有了各方面的新评论。国内学界对芥川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这方面,并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用影响学理论,探究中国古代典籍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物”式小说的关系;第二类,比对他的作品与鲁迅的作品,探究芥川创作与鲁迅创作的影响与关系;第三类,对《中国游记》的各种评价的声音。遗憾的是,这些观点与日本学界的结论基本相似。另外,有一些学者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探讨了20世纪 20 年代中国文坛对芥川的译介与接受状况,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结论。进入20世纪 90 年代以后,接受美学思想和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日趋成熟,以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为背景,重新认知芥川及其作品成为新的热潮。很多学者认为,在许多大正期作家描写中国的相关作品中,用俯视的姿态来看待异国的情调,这与西方人在看待东方文化时的居高临下的心理,即所谓的“东方主义构图”,相吻合。因此,以东方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芥川等大正时期的来华日本作家的中国观是非常适合的。不过换一个角度,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取得了各种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心理积淀的东方国家,其视角与传统西方强国必然不尽相同,能否将同样曾作为客体的本国文化以同样的角度审视,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学界尽管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但对于中国对芥川龙之介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范围都相对比较狭隘,而且缺乏在整体框架下研究芥川及芥川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的视野,研究大体集中在芥川的单个文章或者芥川与中国的某些方面,缺乏整体视角。笔者试着在整体框架下研究芥川的中国题材创作,分析芥川与中国文学的渊源与相互影响关系,探究芥川文学特色的形成与中国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探讨芥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芥川的中国之行和对其文学特色变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读者在整体框架下了解芥川与中国以及中国文学提供一些基础材料。

孙延永
2015年8月 7oqc6vFVonJAmE4YQZIB7mNE9im8pPQBmp7znSPlnfaf8RGMoggyPEhx3JM9bF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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