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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武则天在登位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随时掌握民情尤其是官员的动态，下令设置铜匦来接受臣民们的举报信或意见书。这个铜匦与今天的意见箱相似，是一个方形的铜制匣子。当时，武则天对臣民投书铜匦的内容也进行了分类。她命人在铜匦上分别设置了四个投书口：东面的叫延恩匦，接收歌颂或希望得到官爵之类的书信；南面的叫招谏匦，接收时政言论和诤谏类的书信；西面的叫申冤匦，接收喊冤叫屈的书信；北面的叫通玄匦，接收各种灾变或告发密谋之类的书信。为了及时掌握书信内容，武则天下令成立了匦使院。另外，她还制定了奖励和保护举报人的政策。
没想到一千多年后，曾国藩效仿了武则天当年的做法。他命人在衙门门口设置一个木匣，为其命名为“举劾箱”，用来让军民等举报贪污、受贿等不法官员，并对举报人加以保护。在当时官场贪污成风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曾国藩想以一己之力来扭转官场颓风，不如说是他在整顿吏治方面所做的一次尝试，其中还包含着他想以此网罗到清廉人才的愿望。不过，不言自明的是，当时世风日下，官员越来越腐败，官场越来越黑暗，加上战事频仍，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力改变现实。他所推行的反贪污措施只能起一时之效，不会有什么较远的影响。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反贪污思想及举措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在现实中难以走通，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迅速给出指示：禁止官场上奢华相迎的场面。在他的大力干预下，这一方针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或许受到这一情势的鼓舞，他来到安徽祁门后就派出自己的幕僚对两江地区所有府道以上的高级官员进行考察。同时，他又让当时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汇报自己及其下属的工作，还让各级基层官员以公文的形式陈述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然而，曾国藩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做法竟然得到了另一种响应。当时，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以及所节制的浙江省的各级官员无不以汇报工作为借口行巴结讨好之事。一时前来送礼走门路的官员络绎不绝，将通往两江总督临时驻地祁门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对此，他赶紧命人在路口设立岗哨、张贴告示，这才把前来走后门的官员挡了回去。
不过，这个情形对曾国藩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此时，他对清朝官场的腐败以及自己所辖地区大小官员的糜烂作风心知肚明，也认识到了这两个地区的官员整体素质不高。当时，他还有力挽狂澜的雄心，筹谋着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将江、浙、皖、赣四省的巡抚全部撤换，府道以上级别的官员一律重新换人。为此，他除了继续派幕僚对高官们进行秘密考察外，还自撰对联鼓励他们做好工作：“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同时，他还要求辖下各级官员把这副对联抄写一份并挂在自己衙门的门口，每天都看一看。此外，他还派人在辖区内的大街小巷张贴告示，让官民们互相检举揭发，以此打击那些不法官员。这一举措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各级地方官员都有自知之明，贪污不法的行为一时少了许多。
与其说是受这种表象鼓舞，不如说是受这种表象蒙昧，一时之间曾国藩整顿吏治的信心大增。随后，他就效法武则天当年的做法，在衙门门口设立总督箱，美其名曰“举劾箱”。
曾国藩的这些整顿吏治的举措自实行以来，民心大快，各地官员惊慌失措，如坐针毡。据说，当时的祁门县令因为觉得自己会首当其冲，就在情急之下做出了一些应对动作。
当时的祁门县令名叫包人杰，他声称是包公第35代孙。在平时，鱼肉百姓和贪赃枉法的事他干了不少，可以说严重辱没了自己的祖宗。他被曾国藩的举措弄得胆战心惊，夜不能寐。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他看来，曾国藩新任两江总督的第一把火指不定就烧在了自己身上。后来，他想到了一位七十多岁姓施的师爷，该师爷在官场上混迹了五十来年，是个老江湖，于是他就备上厚礼前去求教。施师爷果真附耳给他支出了妙招，让他一时之间喜笑颜开。
紧接着，在第二天例行拆阅举报信时，曾国藩看到一封举报信，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这封信举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曾国藩本人。信中举报道，在曾国藩的授意下，他的弟弟曾国荃打下吉安后，将两万多两银子运回老家荷叶塘私用。该举报信还提到，湘军每攻下一城，都会纵容兵丁抢劫，他们的行为与土匪无异。
翌日，就在曾国藩还颇感纳闷的时候，他又收到一封更上纲上线的举报信，说曾国藩私设厘局，有谋反之心。此外，还有诸如此类无中生有又让人非常头疼的内容。尽管人常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曾国藩看着看着不由得冷汗直冒。就在曾国藩寻思对策时，恰遇军事危急，战场形势不利。此后，曾国藩再也腾不出精力来整顿吏治了，只得拆了举报箱急匆匆地赶往前线指挥打仗。
就这样，在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下，曾国藩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整肃吏治、反贪污的行动以虎头蛇尾的方式不了了之。了解曾国藩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是曾国藩愿意看到的情形，实在是形势逼迫，他不得不这样。
不过，从曾国藩反腐反不法行动的失败中也可看出，此时清王朝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即使不遭遇军事危急，曾国藩也不可能单手擎天。可以想象，在当时像曾国藩这样想拯救清朝于水火之中的一定大有人在，但对一个伤筋动骨的肌体来说，没有真正的良药，单靠个人的意愿显然是于事无补的。另外，从曾国藩本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天下皆知的事实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每次打了胜仗都会纵兵抢掠。因此，常出现的一个情形是，通往湖南的水陆交通线上有川流不息的运送财物的船和车。曾国藩纵有满腔的报国之志，政治吏治之心，他能拿自己的家人和部属开刀吗？可以说，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做不到这一点。
不过，不管曾国藩当时能不能做到整肃吏治，对后人来说，他提出的整肃吏治、反贪反不法的举措和理念是深入民心的。如果这些举措和理念能够得到执行，一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从这点来说，曾国藩确实是一位不错的从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