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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崇尚节俭的作风，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也体现在他的公务中。他从筹建湘军开始，到后来官越做越大，节俭的习惯一直没变。此外，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任法不如任人”。他认为，制定出好的法律固然重要，但拥有公正严明的执法者更重要。在他看来，“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之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为此，在选人和用人上他十分谨慎。他把人才问题看成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力求在此方面做到公私分明。
首先，他从自我做起，管好身边的人。他给身边的公职人员定下了三条规距：不准欺凌地方官员，不准给亲友安排工作，不准引荐私人。曾国藩曾说：“凡巡捕、门印、签押，势之所在，人或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荐至营盘、或荐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最强调的是“忠义血性”，他也是这么来要求自己的。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可以看出，他待人处事的出发点和目的是维护在他心中不可动摇的清王朝，而不是自己的私心。因而，他能时刻秉持公正之心，尽力网罗天下有用之才。他对裙带关系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只要有真本事，就不必藏着掖着，可以以自荐的方式一显身手。
在用人上，曾国藩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体现了他慧眼识英才的一面。“忠义血性”是他选人的核心标准，除此之外，归结起来还可列出四条基本标准：有治民之才，不怕死，名利心不是太重，能吃苦。这四条是非常朴实的用人标准，强调的是人才的综合素质。此外，他对自己的选人行为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在选用人才时，他会要求自己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用人之心真诚。这方面，曾国藩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因而时时从自我做起，堪称以身作则。桐城有一位名叫方宗诚的人，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他曾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第一次到安庆拜见曾国藩时的情景和感受。当时，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和手握重兵的湘军统帅。但令方宗诚没想到的是，曾国藩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老教师：“凡属士人来求见，无不立时召见，退则记其人言语气象如何，皆笔之日记。在总督衙署设置了一个箱子，专门接收各方人士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晚上定时开视，有可采纳的，立即施行。予初次见面，以公虚心纳善，知无不言，公皆笑纳，临行书楹联以赠，有敛气乃宏才学识一语，盖以予学无含蓄，圭角太露，故警戒之也。”
其二，用人用长，不求全责备。人本身是优缺点共存的矛盾体，作为用人者来说，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具有察人之长的能力和用人之长的底气。如果一味地用高眼光苛求于人，甚至因为一些小毛病就全盘否定一个人，那么最终可能会导致无才可用。
其三，不拘一格，敢用怪才。人的性格千差万别，人的特长和行事方式也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要做到任人唯贤外，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才”能真正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能看到自己的前景。曾国藩曾遇到一位叫聂仲芳的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考功名而在广州做洋务。聂仲芳回答说：“今日中国不缺官，候补官员数不清。我不愿去凑热闹。所以出来学技术、管理。”同时他还向曾国藩提出：“江南机器总局不善经营将会倒闭。”当即还提出了解决办法。曾国藩见聂仲芳的见识远超于当时的读书人，当即以爱才之心将他揽到身边留用。
其四，对人才赏罚分明。人的本性中都有争强好胜的心理，对这种心理，既不能迎合，更不能打压，而应该有成全之心，让其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李鸿章担任他的幕僚时，性情非常散漫。对此，曾国藩曾当众训斥过他。不过，他发现李鸿章天资过人，将来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而，他又做到不失时机地褒奖和鼓励。最终，李鸿章在后来成了他最为倚重的人才。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优秀的人才，如果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往往难以有所作为。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时代，清政府的吏治相当腐败，官场上的丑闻层出不穷，贪赃行贿之风盛行，中饱私囊和以权谋私也到处可见。然而，在这种大环境下，曾国藩却能做到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实在是很难得。针对官场以权谋私的恶习，他提出了一句在今天看来都十分难能可贵且朴实的话：“不靠做官发财。”
人们谈到曾国藩，总是会将他与平定太平天国联系在一起。其实，曾国藩的成功更大程度上还在于他的为官清廉。他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清”字箴言：“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为此他还发誓道：“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毕生都在践行这句话。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诫后人：“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
曾国藩从开始当官到后来位高权重，他始终都将清正廉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身作则。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人情往来，他都保持着俭朴的作风。在他看来，如果当官以发财为目的，还不如回家种田自在。面对官场上的腐败习气，他这样说道：“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
逢年过节给直属上司送礼，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情往来。但曾国藩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诱使一个人走向以权谋私的诱饵。要想做到清正廉洁，就要从拒绝这些日常的“人情往来”做起，一开始就要防微杜渐，筑牢心理防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下属的一些馈赠，包括出于人情往来方面的宴请，他都坚决拒绝。对家人和子女，他同样严格要求，绝不让他们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要求道：“沿途州县有送迎者，除不受礼物、酒席外，尔兄弟遇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情也。”
对功成名就的胞弟曾国荃，曾国藩写下这样一首诗来劝勉他：“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这首诗中的屠羊说是春秋时期的人，为楚昭王复国立下过功劳。他功成名就后，不接受高官厚禄的封爵，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家法度为准，过起了隐于市的清贫日子。曾国藩借用该诗的用意十分明了，就是告诉弟弟，为官要效仿屠羊说，把一切看开，清正廉洁方得自在，蝇营狗苟纵使能逞能一时，回头再看，也不过是一片浮云。
曾国藩时刻把清正廉洁放在心头，在金钱和利益方面则显得十分淡薄。在这一方面，十分值得后人推崇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