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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伊始，之所以把清理积案放在其他工作的首位，是因为他事先通过走访调查，对当地老百姓的愿望有最切实的了解。“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通过实地了解，他认识到，“窃维讼狱为民命所关，审办之迟速，民生之休戚系之”。所谓的“民生”，并不仅指的是老百姓穿衣吃饭这类事，更重要的是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由此，老百姓所急切盼望的清理积案一事就成了曾国藩眼里最大的“民生”。
在清理积案的过程中，曾国藩有效地运用人力和物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能深刻地体会到老百姓的疾苦。以民生为念，这既是曾国藩为官的信条，也是他终生践行的理念。
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当太平天国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南方迅速扩展时，曾国藩就感到清王朝的根基开始出现动摇。这一年夏天，长江流域洪水泛滥，百年未遇，以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然而，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清王朝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政策，听任长江沿岸的官吏们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清醒地意识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实是贪官污吏胡作非为而让老百姓失去生存的希望所导致的。同时他还看到，在长江沿岸，尽管太平天国军队未到，但政治危机已经存在，只要有人煽风点火，就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力。为此，他奋笔直书，于该年12月向皇帝上了一份《备陈民间疾苦疏》。
在该奏疏中，曾国藩将各种空前严峻的问题罗列出来，充分反映了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的清晰认识。奏疏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曾国藩以清朝赋税重地苏州、松江、镇江和太平四地老百姓为例，指出他们所承担的田赋钱粮太重。“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籍，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这段话充分体现出曾国藩对官逼民反的根源的深刻认识——官吏们全力逼迫老百姓交税，甚至不惜动用粗暴的手段。这样，他们就在老百姓心中变成了酷吏。可是，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催不齐税赋，他们自己就会被官府责罚。官吏们对抗不过官府，就只能把气撒在老百姓身上。周而复始，官逼民反的局面就形成了。曾国藩认为，民间疾苦实质上是由银价太高造成的。老百姓手头上只有大米，而大米兑换成银两时，价格太低，也就是米贱银贵。
其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曾国藩以中原地区出现的现象来说明盗贼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中原的一些地区，盗贼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等。老百姓为此告到官府，执行稽查的官吏们却以焚烧案发地的民房来摆威风，而差役们则借案件来讹诈当事人的钱财。对此，老百姓只有忍气吞声，无力再告。更为严重的是，官吏与盗贼沆瀣一气，对老百姓大行勒索之事。曾国藩指出，这种普遍的现象已经让一些老百姓倾家荡产了。
其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曾国藩以他在刑部任职时的经历为例，指出遇到老百姓告状的案子，官府最终大部分都判原告犯诬告罪；以上京城告状为例，指出接案官员可为督抚，也可为钦差大臣。可是在京城中，督抚从不亲自过问这些案件，只交给首府提审；首府办案官吏根本不提问案由，而是通过折磨和恐吓的办法逼迫原告招认自己是诬告。如此一来，冤案形成，老百姓冤上加冤，苦不堪言。
很显然，在那个官场普遍腐败的时代，他本人无论对社会有多么清晰的认识、多么大的报效国家的愿望，最终都只会落得个无可奈何的结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改变当时的社会局面，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无论是谁，最后的结局都只能是无力回天。不过后人可以从这件事中清楚地看到一点，即曾国藩关心民生疾苦，具有改良社会的宏愿。因而，当他走上直隶总督之位后，很自然地就把清理积案当作了头等大事。
除了对百姓疾苦表示出深切关怀，曾国藩还把这种理念充分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在他赴任两江总督之前，清王朝还处于与太平军作战时期，这时，他就从减轻老百姓的疾苦入手，向官场上的一些陋习开刀。因为在这些陋习的支配下，各级官员都把贪婪的手伸向了老百姓，这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动乱。
例如，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各地的“附加税”不断攀升，大大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道光年间，江苏省内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钱，老百姓在交漕粮时，可以用二千文钱来抵一石漕粮。但到了咸丰时期，各级地方官不断地提高税收水平，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至八倍。一石米需要花八千、十千甚至十八千文钱。结果，太平军一到，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纷纷追随，这是真正的官逼民反。
在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收复江西全境时，曾国藩开始减轻老百姓的赋税。江西省当时田赋的附加税率在120%至170%之间。后来，曾国藩将附加税率降为50%，漕米改为收银二两。经过这项改革，当地老百姓的负担大为减轻。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整治各种向老百姓乱收费的不法行为，惩治地方官的歪风陋习，如“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成为两江总督后，曾国藩针对官员和士绅写过多篇文章。在《劝诫州县四条》中，他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关注民生疾苦的必要：“二曰明刑法以清讼。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好恶以害善良耳。”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把执法同惩恶扬善结合在了一起，指出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和时效性。其中重点提到了结案问题，他指出，对积案“不讯不结”，实质上就是“不分是非”，最终会导致“害良善”。这应该是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大力清理积案的认识之源和动力之源。
曾国藩成为直隶总督后把清理积案当作首要公务，树立规矩，亲抓亲管，取得了巨大成效。这充分说明他内心中装着老百姓，愿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