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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曾感叹两江地区官员的素质太低，萌生了更换一些官员的想法。只不过当时他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这个想法也就搁置了。同治七年（1868年）7月，他奉命出任直隶总督，他发现与天子脚下的官员们比起来，两江地区官员的素质还是相当高的。
在赴直隶首府保定任职的途中，曾国藩格外留意直隶的吏治。一路走来让他大感惊讶，在直隶官场，“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到直隶衙门后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些直隶官员到任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升过一次堂。他上任后发现，必须立即开始清理积案。
曾国藩发现，由于历经长达近十年的战乱，直隶的吏治已十分败坏。仅从审案的角度来看，各级衙门积累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多达4万余件，最长的案件搁置达八九年。单就保定府衙来说，由朝廷交办的重大京控案件达130余件。对此，他亲自拟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又命直隶按察使张树声制定《直隶清讼限制功过章程》十五条，其中对官员清理积案的功过做了明确细致的赏罚规定。曾国藩把清理积案当作整顿官风的要事，期望通过自己的整治，能使官场风气有所转变。
在清理积案的过程中，曾国藩以身作则，遇到大案要案，他都要亲自过问，甚至参与审理，以此来为下级做表率。有一天晚上，他看到一位名叫张世沅的犯人被判了绞刑，缓期执行。他认为该犯人罪行较重，应该判为绞刑且立即执行。不过，他又觉得人命关天，还是写信与按察使商量。由此可见他在办案方面是相当慎重的。同时，他还注重将有经验、有能力的官员充实到清案第一线。此举大大提高了清案效率。就所取得的成绩来看，这一举措十分必要。从曾国藩自己的总结中可以看出：“自上年四月开办起，至十一月底止，共八个月，历据各属审结，并注销、息销七年以前旧案一万二千零七十四起，又结八年新案二万八千一百二十一起。”即从1868年4月起，到该年的11月底，在8个月的时间内，直隶全省共审理完结、注销和息销该年以前的积案12 074件，该年的新案28 121件，共计40 195件。除了95件因未抓获案犯的旧案无法审结外，基本上解决了直隶省大部分的积案问题。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就清理完大量积案的呢？这从李鸿章的一份奏折中可见一斑。
李鸿章在该份奏折中说道：“……查直省幅员辽阔，风气刚强，讼狱颇多，迥非他省可比。审办稍延时日，即不免拖累无辜。臣与藩臬两司，随时督饬各属，遵照定章，实力奉行。将积案、监犯、押犯、逸犯四种，分列管收。除在按月开报单册，遴派妥员，详细稽核，视迟速以别勤惰，定功过以示劝惩。复因州县承审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限不结。并饬查照例章勒限严催，分别功过，认真考察。其自理案件，初以起数较多，月报折内不叙事由，易致牵混，通饬一律逐细开报，藉可核其讯断是否允协。至案内人证，最虑书吏私押诈索。于委员密查外，复将前人所辑戒押班条谕刊发各属，令其依照查办。其押所悉令移至署内，以仁弊混。盖以狱讼为民命所关，审结之迟速，民生之休戚系之，多方申儆，庶免日久生懈。兹查自同治十年十一月起，截至十二年十二月底止，共计结销新旧各案十三万五千一起，为数甚巨。现仅实存一千一百二十四起，不及每月新收之半。凡无辜被牵之民，得免拖累，该员等不无微劳可记。”
从李鸿章的奏折中可知，从1871年11月到1873年12月底，共结销各类案件多达135 001件。除了清案效率高，清案的效果也是卓有成效，“凡无辜被牵之民，得免拖累”。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曾国藩已被朝廷再度任命为两江总督。因而，从这年8月起由李鸿章开始接任直隶总督。不过，尽管清理积案的工作由李鸿章接续，但清理积案的方法和措施仍是沿用曾国藩的那一套。所以，从这份奏折中仍可看出曾国藩当时的做法。这些做法，大体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案件进行分类。将积案与收监的犯人、在押未审的犯人以及在逃的犯人联系起来进行分类。分类后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分管。这样就能让每个人明确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从而杜绝了官员之间扯皮、推诿等事件的发生。
再就是设定期限。合理的期限能够让审案人员加大工作力度，节省时间，实际上就是提高办事效率。但如何避免在审案过程中出现走过场、避重就轻、徇私枉法或假公济私的现象呢？这就要做好考察工作：通过明察，来探知官员审案的水平、效率，负责的程度和判案的正确性；通过暗访来考察官员的品行、职业操守等。
从时间上来看，曾国藩本人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前8个月内就审结出积案4万多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效，显然与曾国藩本人的办事能力是分不开的。可以说，这个过程中曾国藩的行事方式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效法的。
第一个点，勤政。曾国藩认为，“勤”是为官五要诀之一。他本人也是以身作则，“公之在营也，未明即起，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
第二个点，习劳苦。曾国藩认为，“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多次教育子弟们：“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什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身为官员，就肩负一方重任，情系一方百姓，必要时就得为民事而赴汤蹈火。没有吃苦耐劳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成不了敢作敢当的官员。
第三个点，能干事。仅有好的品行和修养是不够的，为官的职责就是办事。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办法，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所有的结果中，效率和效益同时最大化才是最好的。
在查积案过程中，曾国藩把这些要求用在了任人、用人上，用它们来推动工作和考察官员们的工作成效。他的这种严于职守、雷厉风行和克己奉公的作风实际上起到了拉近与百姓之间的距离、缓和社会矛盾、重树政府形象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