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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就致力于信息论研究。在有关它的研究过程和分支理论当中我接触到了很多知识，其中除了与消息传递有关的电工理论之外，还有关于信息量更广泛的外延。它包含了以消息为载体的控制手段研究，例如，计算机和与之类似的自动机、心理学和神经系统以及语言研究，等等。
在广义上，信息论是一种概率性理论，属于W.吉布斯所开创的思潮中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复合的概念，我花费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去表述它。为了概括这一领域，我觉得有必要创造一个新词，于是，有了“控制论”。
“控制论”是我从希腊词语中引申出来的词，原意更接近“舵手”。当然在我之前也有人用过——19世纪初期有位波兰科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引用过它。
1948年我发表了名为《控制论》的一本著作。这本书多少有些过于专业，在一些读者眼中难免生涩。为了响应大家要求，让控制论的理念被更多人所接受，1950年我又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从当时到现在，控制论这门学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确定的研究领域，我也借这样的机会对我的理论进行适当补充和修正。
在本书初版时，我给出的控制论定义中将控制和通信归为一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我同他人通信时，对方能够接收到我的消息，同时他给我的回复信息是属于他的个人见解，而不是我的理解；而当我试着去控制他人的行动时，首先要做的是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尽管这个信息是一种命令，但无论是信号的传递还是释放，我们使用的技术都是相同的。
而且，我若要有效控制一个人，就必须要先对由他发出的信息进行审理，这是决定对方能否理解和执行我发出的命令的关键。
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读者说明，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消息和社会通信设备来解读社会，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消息和通信设备在人与机器之间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社会的主流。
相比之下我给机器或人发出一道命令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简单来讲就是我的意识范围对两种情况的认知是相同的，我所能知道的就是自己发出了一道命令和对方反馈回来的信息，无论是机器还是人。而且对我个人来说，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台机器让信号通过，这是无关要紧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人抑或机器都不会让我和信号的关系发生太大变化，所以工程上的控制论不论来自什么，它都是信息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这其中不免存在一些细节差异，尤其是消息和控制问题当中更为细小的范围更是如此。这也是控制论目的的一部分，那就是通过发展各种技术和语言，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和正确地去找到解决控制与通信问题的方法，并能够在某些专业概念的指导下，找寻一道去区分控制和通信特殊表现形式的专用思想或技术。
我们向周围环境发布一道命令，用这种方式去控制它，本质上则是我们对环境施加信息的过程，这同其他的任何形式的信息传递都没有区别，并且它们都将会在传递的过程中解体。所以，它们到达的过程也是解体的过程，最终这些信息将会以不清晰的形式到达既定目标。这也决定了我们在控制和通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不断降低的组织性以及受损的含义这两种自然趋势进行斗争，这也就是吉布斯所说的增熵趋势。
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谈及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之间的通信限度。一个人往往会被自己的感官世界所束缚，这是一个循环过程。一个人会将接收到的信息通过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来进行分析调整，然后这些信息被存储、校对和选择，最后作用于合适的“效应器”，一般是人的肌肉。这些效应器会在接收到信息之后对外界做出相应的行动，同时运动感觉器官末梢等这些感受器会将接收到的信息再反作用到神经系统，同过去存储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并影响这个人未来的行动。
这就是信息的内容，细致来讲，它就是我们调节的一整套过程：人们对外界进行适应，并让自己的变化为外界所了解，进而同外界进行交换，最终产生的东西就是信息。这其中接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人们对存在于周围环境中各种可能的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这一系列行为中进行生活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演进，现代生活需求的增加以及复杂性等众多因素都对信息过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为此，信息的提供机构——图书馆、出版社、学校、实验室等都需要尽快去满足这一过程的需要，否则它们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目的。
所谓的有效生活即是如此，我们需要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才能说自己是充实的，并不枉此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个人内在生活还是个人社会生活，通信和控制作为它们的本质在二者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