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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概念，是在启蒙时期就开始孕育的。虽然在18世纪早期曾出现过一些思想家，他们承认进步是遵循着减熵定律的，并且也认同自己身边所能感受和观察到的世界与黄金时代并无不同。但是只有到了启蒙时期，进步观念才真正开始被接纳。
法国大革命成为启蒙时代两种不同状态的分界线，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对任何进步的怀疑。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注意到，在那个时代，人口没有控制的不断增加让农业近乎陷入失控的泥淖，直线上升的人口吃光了生产出的全部粮食，所以就有了文明世界的《人口论》。
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思想更迭的线索。达尔文之所以能够在进化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革新，其本质原因就在于他能勇于正视和承认进化并不是像拉马克主义宣传的那样，是一种不断增高和变好的自发上升过程。在达尔文的理论中，进化是这样的：
生命体在进化过程中表现出两种效应趋势，一种是多向发展的自发趋势；另一种是保持祖先形式的趋势。而这两种效应的结合则完美地将进化过程中那些混乱的细节铲除，让生命体沿着“正常”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选择过程，那些无法适应周围环境的有机体被淘汰掉。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些能够适应环境的生命体被保留了下来，成为生命形式的最终胜利者，也被称为剩余模式。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留下来的这些生命形式就成为世界中的“合目的性表现”。剩余模式真正被提出来，是在阿西贝博士的工作中。他提出这一概念用以解释机器学习。
阿西贝博士指出，一架机器，如果它的结构相当规则而且没有目的，那么假使它存在于接近平和的状态下，近乎平衡的模式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它存在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下，那么这种不平衡状态也只会是暂时的。阿西贝的机器就好比达尔文的进化论世界，我们在一个没有目的所构成的系统当中看到了目的性。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就系统的本性而言，无目的性只是暂时的状态，所有的一切，最终将会趋于平衡。
总之一切目的当中最为长久的东西，归根结底来说还是最大熵，这是一个相对最为广泛的目的。只是其中的各个过程阶段当中，那些由有机体组成的世界和有机体一样，都会在这样一种活动样式当中保持更为稳定的现状，即组织中的各个部分会按照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而生活。
在我看来，随机的、没有目的的机构会借助学习的过程来找寻和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是阿西贝最具闪光点的思想。这一论点不但为当代哲学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对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成果，通过这一思想很多难以攻克的自动化任务得以解决。
其实，19世纪的达尔文并不知道他的进步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领域了。他所处的时代为后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哲思，无数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通过那个时代汲取到了自己需要的科学营养。所以，当我们再去看马克思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大家们，他们对达尔文观念的接受也就理所当然了。
物理学当中的进步观念同熵的观念虽然没有绝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二者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尤其是与牛顿物理理论站在同一立场的科学家们都一致认为，信息的传递，尤其是那些推动进步并反对增熵的信息，是可以通过极少或者根本就脱离能量的方式来完成。到了20世纪量子物理学的兴起才使得上述论断得以被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