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Trivers
罗伯特·特里弗斯
罗格斯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

罗伯特·特里弗斯： 过去10年到15年中，我一直试图理解自然界的某些现象，在这些现象里，单个生命个体里的基因之间存在分歧，或者说，生命个体内的基因是按照相冲突的方向被选出来的。这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但在20年前，这个话题看来却像一个影子那样微不足道。就像在100年前，后来的相对论在当时只是物理学里两个小小的影子而已，这两者后来都狂飙突进发展成了重要的理论。在基因研究领域，这样说是公平的，20年前我们视野中的云层就是我们知识的边界，各种生物种族里所谓自私的基因的元素，它们以更大的生物体作为代价去繁衍自身。那时只是视野中的云层，现在已经演变为聚集所有力量的风暴。

围绕“自私的基因”这个主题的大量工作如大雨般倾盆而下，这不是一个稀有的特例，在所有生物体内，包括我们自身，“基因是自私的”只是一个很小的现象。现在，从逻辑和实证的角度看，它已经变成了整个基因系统进化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控制和阻止这些自私的元素进一步扩散。在这些自私元素与生物体内其他部分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关系，或者用基因理论的话说就是，这个其他部分指的就是生物体内所有没有关联的基因，这些基因被选择来阻止那些自私元素，然后也会从那些元素里挑选出一部分，来提升进化生存的技巧。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得越多，就越会发现它类似于在一个群体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我们发现在社会互动的语境里有些术语也很有用，比如“合作性的、自私的、恶意的或者利他性行为”，这些术语也可以应用到个体内相互冲突的基因互动上。可以有恶意的基因、完全自私的基因，也有合作的基因，还有狭隘的只帮助自身的复本的利他基因。这是一个深刻且重要的主题，我们最终可以看到一个统一的整体。

基因研究极为艰难，但很值得。从孟德尔量化豌豆比例开始，你可以从基因研究中获得精确性。它是一门量化的精确科学，很优美，但也难以掌握。我们拥有漫长的奇妙传统，也就是为了不同有机体的基因系统，去研究这些无穷无尽的事实，这些事实有时还令人难以置信。关于自然选择到底是怎样为基因系统工作的，我们那时还没有一条清晰的进化逻辑。这也是这个问题主要的解决思路。

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我所研究的人种基因的社会理论，有些人提出了最尖锐刻薄的反对，这是对我个人的讽刺。我希望他们可以平等地对新进展抱以失望的心情。当然，这只会让我自己更加满足。

很偶然地，由于这个研究主题太棘手，我不得不找一位合作者共同来完成，在12年前我很幸运地找到了奥斯汀·布尔特（Austin Burt），他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加拿大进化遗传学家，现在他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工作。

我已经完成了那项基因研究工作，现在我想在心理学领域做点事情。这里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就是，我们正处于整合一门进化心理学的进程中。在这个阶段经常出现的现象就是有人到处去宣扬：“进化心理学的时代到来啦！进化心理学的时代到来啦！”但是这些人不会真正做出多少工作去实现这一口号。现在，我们正在从事越来越高质量的实证工作，用进化理论去诠释人类心理。

我感兴趣的一个正在发展的子领域就是，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有偏向的信息流来说明心智的结构，还有一个特殊的事实是，人类会在很多情境里对有意识的心智歪曲事实，同时在无意识里准确地保存其对意识所歪曲的内容。这看起来很反直觉并需要一个解释。你可能会这样想，自然选择经历过40亿年的磨砺，创造出可以察觉微妙差异的眼球，如眼睛可以看到颜色、运动方向，看到的颗粒度上的细节等微妙之处，你已经拥有完美的器官去诠释现实，而且它们也不会系统性地扭曲你所接触到的信息。这看起来像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设计铁路一样。

自我欺骗这方面的功能与欺骗他人密切相连。如果你试图马上看穿我，如果我正在对你其实很在意的事情撒谎，不严谨地说，你在一开始看到的是我有意识的心智及其行为的效应。你可以感觉到我部分的心情和倾向。当我试图欺骗你时，我的音质也许发出了紧张的信号。但是更困难的是，你要搞清楚我的潜意识所做的。你不得不对我的行为进行一番研究，就像一位妻子经常对她的丈夫所做的那样，很多时候你的研究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

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我们在潜意识里掩盖事物，更准确地说，是为了更好地对其他人掩盖事物，所以这种情况的关键就是欺骗。我通常以同样的口吻谈及欺骗与自我欺骗，因为如果由于看不到自我欺骗而导致欺骗别人的话，你就不能正确地看待自我欺骗。同样地，如果你在谈及欺骗时没有参考自我欺骗的话，那你就是在无意识地将自己的认知局限在有意识的欺骗上，这样你就会忽视无意识的欺骗。若不能将这二者联系起来就会限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在个人欺骗里还有一个新领域，关系到指向他人的自我欺骗的概念，但是我们还没有从细节上搞清楚这个概念。有一个关于母系基因和父系基因的非凡的发现，我们分别从母亲和父亲那里遗传的基因，有可能会相互冲突，每一方都表现出要增加母亲或父亲的利益，以及他们亲属的利益。你可以看到一种内在欺骗的形式，母亲这一方会过分代表母亲这一边的利益，而不考虑父亲一方的利益，反之亦然。

出于某些原因，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对欺骗和自我欺骗抱有浓厚的兴趣。当然，这先于我了解关于进化逻辑的知识。我记得我母亲曾在我面前摇晃着手指说道：“你要记住，不评判别人，才不会被他人所评判！”我是在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区里长大的，这句话当然就是出自《马太福音》，马太记下了耶稣的话：“你们不要评判别人，免得你们被别人评判。因为你们怎样评判别人，也必怎样被别人评判；为什么看见你周围的人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别人，并帮助你周围的人去掉眼中的刺。”这是一则关于自我欺骗的寓言。你总是忙着说别人这不对那不对，其实你自己才是个伪君子。首先要摆脱自身的错误，而不要把自身的错误投射到别人身上。这是我母亲送给我一生的沉思，所以我的行为里应该有某些沉淀。

伟大的进化论者恩斯特·迈尔有可能会对我说：“你对自我欺骗感兴趣，这很好，因为你自己就有很多自我欺骗的经历。”一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但是随后我意识到，期待在那些与自我欺骗作斗争的人身上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并且期望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出点什么的人，比起那些不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人的洞察力和追求完善自身的渴望都要高。

我记得，在我童年时期，有一家卖儿童玩具的商店里有件珍贵的物品，是一把匕首，它的价格是6美元。我通过整理庭院从我父亲那里获得零花钱，我存了6美元，再加上2美分的税费。我走进那家商店给了他们6.02美元，然后柜台后的男人说它的价格是7美元。

我说：“怎么会呢？”他回答道：“它的价格是7美元，展示窗里的标价就是这么写的。”我说：“胡扯！标价上写的是6美元！”

我们走出去，他给我看那个标价，上面写的是6.98美元，但是“.98”写得很小。我记得我和他争论起来，我问他，用两美分来扭曲价钱有什么意义，还要去找零钱。他说这很常见。我记得我迷茫地到处转悠了几圈，看着那些标价签，思考它上面的数字。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加上那两美分，因为它确实重要，就像我自己这个悲伤的经历一样。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是这件事令我很早就强烈意识到欺骗的代价，还有自我欺骗的重要性。

当我去哈佛读书时，一开始我是读数学专业的，但是最后却以美国历史专业毕业。我带着绝望和耻辱离开数学专业，我打算成为一名律师，所以学习美国历史。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越战带来的灾难开始显现雏形，而且灾难就是肯尼迪内阁里的哈佛人创造的。我们要读《美国》（ America ）、《为民主而战的天才》（ Genius for Democracy ）之类的书，你甚至都不用去读这些书，只要看一眼书名就能知道它的内容。所有这种美国历史实际上都是自吹自擂，我不能想象要把一生投入到这项事业里。

大三时我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所以从大四开始学习心理学。我不敢相信，心理系的人竟然假装他们拥有一门科学！那时他们所谓的科学不过是对人类成长方式中一系列相互竞争的猜想。那里有学习心理学家、深层心理学家或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还有社会心理学家。这不是一门统一的学科，它没有统一的范式，它也不能与潜在的科学联系起来，比如说生物学。就像生物学建立在化学的基础之上，而化学建立在物理学的基础之上一样。这种种现象令我对心理学感到很失望，所以我又放弃了心理学。之后我学习了进化逻辑和动物行为学，我被指派为小孩子讲解，这时我意识到心理学的基础就是进化逻辑，动物行为的价值就是把网撒得更大。

因为精神崩溃的状态，我没能进入耶鲁法学院，我将弗吉尼亚大学作为我的第二志愿，但是这个问题在我进入弗吉尼亚大学的过程也制造了麻烦。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处理医疗记录的方式，当时校方坚持要我的医疗记录，所以最后我放弃了这个学校。然而我却碰巧获得了一个写作的工作，主要是把新兴的社会科学及其相应的新兴数学和物理学编写成儿童书，当时正值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在科学和社会科学上赶超苏联。你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些书，因为整个系列丛书被一些南方的国会议员“枪毙”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在教性教育（我们画了动物交配的图画），并且还把自然选择的进化当作事实（但这确实是事实），还涉及了文化相对论，也就是尊重其他文化。这些书虽然都没能“存活”，但是却把我带向了进化逻辑领域。

回过头来看，给我提供写作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很好的初创企业。那家企业允许你坐在办公室里大量阅读书籍，去学习你所需要的知识。针对我的情况，他们给我指派了一位生物学家比尔·德鲁里（Bill Drury），他来自马萨诸塞州奥特朋协会（Audubon Society）。他需要把图书馆里某些主题的论文挑选出来，并且将他对这些论文的评论拿给我看。当时公司给他的报酬是每小时75美元，相当于现在的至少200美元或300美元每小时。对于奥特朋协会的学者或会长而言，这笔钱相当可观了，所以我就拥有一个理想的工作状态，我可以尽情利用这位老师两个小时的时间，而没有任何负罪感。我相当于拥有一位生物学上的私人导师，而我的老板为我付了两年的学费。

比尔·德鲁里带我去看望恩斯特·迈尔，并试图说服我去做研究生。我是数学专业出身的，在数学领域，如果你在23岁的时候还没有成果，那你就不太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我想，要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我必须从4岁开始就要研究昆虫，但是德鲁里会说，其实没必要准备得如此充分，因为不论何时你问生物学家一个有趣的问题，他都不知道答案。

当德鲁里带我去看迈尔时，我看到他的秘书有一个比他还大的办公室，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迈尔这个人。其实他在其他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作为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馆长，他只占有一个小空间，而秘书拥有更大的空间。之后他跟我讲了迪克·埃斯蒂斯（Dick Estes）的故事，迪克在38岁时才重回学校研究生物学，而且前不久刚完成一篇很好的关于牛羚的论文。迪克的这个故事相当鼓舞人心，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时刻，迈尔问我：“你想和谁一起工作？”

我当时对任何人都不了解，我说：“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他仔细揣摩了我的个性，说道：“对你而言，他太专制了。这不行。还有别人吗？”

我说：“尼科·廷伯根（Niko Tinbergen）怎么样呢？”他说：“他现在只是在60年代重复述说他已经在50年代说过的东西。”

我还算是一个思维相对敏捷的学习者，所以我说：“那迈尔教授，您有什么建议呢？”我永远忘不了他回答时的手势，他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哈佛怎么样呢？”

他问我哈佛怎么样？！他是认真的吗？哈佛拥有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博物馆，那里有各种化石和昆虫标本。哈佛没有任何动物行为学家，但是我的老师德鲁里恰好就是一位行为学专家，这让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去了哈佛，这是一个优势。他说：“你要学习田野方法论的课程，学习怎么把一条带子绑到一只鸟身上，这些你可以从一位老师那里学得更好。你真正想要学习的其实是进化生物学。”狄摩尔（Irv DeVore） 本来同意我直接去做人类学的研究生。如果这么做的话，我就不用借钱去学习一年生物学的课程了，但是我知道那将会是一个短视的决策。我清楚地知道生物学里所有的思想和其中蕴含的力量，那才是我应该学习的。

我还没学过化学，所以迈尔建议我去波士顿大学的夜校学习化学，因为哈佛的这门课太难了。迈尔告诉我的东西，我都照做了，那个时候每天5点我就骑车去波士顿大学，我学了一个学期的化学。第二学期，我获得一个机会，要么完成这门课，要么去北极观察一个月的北美驯鹿。我想，如果我想得到长期进步的话，这样一次旅行比起第二学期的化学课更有价值，然后我就彻底放下了化学。我是国内少有的几个没有学过有机化学的生物学博士之一，因为在美国，没有有机化学课的学分你就拿不到生物学学士学位。所以我没有生物学学士学位。

当到了哈佛大学时，我做了一系列的迷你测试，总共有16个，包括物理学、数学、植物学、化学等。意料之中，我没有通过测试。当训导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在座的全都是一群进化论学者，迈尔是领头的。他坚称，委员会不仅规定我要通过有机化学的考试，也就是说，除非我在有机化学考试里拿到B，不然我拿不到博士文凭，他们还规定我要学习生物化学的知识，因为这是要学习有机化学课程所必备的知识。他们争论得很热烈，我还想要去讨价还价，直到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闭嘴，坐回去！”最后迈尔说：“我发自内心地同意你的观点！我不应该设置有机化学课，除非我们也设置生物化学课，既然我们不设置生物化学课，那么我们也就不设置有机化学课了。”他提出进行投票表决，最后的结果是选择不设置有机化学课和设置课程的比例是5:2。那就像是天堂打开了大门，而上帝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的选民。”然后迈尔穿过桌子过来说：“但我们还是强烈希望你去上有机化学课。”我说：“迈尔教授，我已经注册这门课了。”我确实注册了。

因为我从未学过生物学，所以我最初到哈佛时是一个特别的学生。那年秋天，我上了一门细胞生物学的课、一门无脊椎动物生物学的课，还有一门植物学课程。我习惯晚上坐在床上带着这些生物学书本，还有一本词典，我努力想把这些知识搞懂。一连几个月里，我经常会做“单词沙拉”的梦，比如“一个苹果的花粉的肠细胞的刺丝细胞”之类的。两三个月后，这些我做梦的主题又更清晰地分化为它们的子主题，其实这样也并不坏。

真正让我正确地集中精力的人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他还是一位遗传学家，并且他非常排斥我所做的基因工作。他让我确信，哈佛并不会在我需要的时候立刻授予我终身教职，列万廷是在1969年来到哈佛的，那时我还是一年级的研究生，当时他发表了一次关于同工酶工作的新方法的演讲，这是约翰·胡比（John Hubby）研究出来的。那是第一项DNA技术，让你可以对父系身份进行分析，但并不能完全确定真实父亲是谁。这是一件很令我们生物学家激动的事，但前提是，你可以量化自然界里基因变异的程度。有人介绍我认识了领先于时代的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但是列万廷却将一些罪名全都扣在了我头上，就因为我写了一篇谈及某些数理生态学家的烂论文。我立刻对他产生了反感，他做事的风格相当傲慢，我当时希望他会给自己一个巴掌。迈尔介绍列万廷做了一次很精彩的演讲。让我觉得好笑的是，我总是会想象最后他会把粉笔抛向空中，然后装进自己胸前的口袋里。其实他并没有这样做，但是他的做事风格就是会让我莫明其妙地觉得他做过。在他演讲过程中，所有事情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包括有知识含量的内容和他超凡的演讲才能。

在列万廷演讲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现实，尽管我不喜欢列万廷，而他确实正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我迅速地思考了一下，意识到我写的关于数理生态学的那篇负面论文是没有前途的。在数理生态学这个主题上我没有正面的想法，我也没有天赋能够让数理生态学支撑我的一生，所以我决定不再做那方面的工作。但总是有人诱导我写下去，因为哈佛的教授想要通过我去攻击他们不喜欢的人，但是我决定不在这个事情上再浪费任何时间了。在列万廷演讲的时候，我很清楚，如果关于数理生态学的工作真有我在论文中写的那么糟糕的话，那么我的批评，即使发表出来，也会消失在他们工作的视野中，就像一头巨鲸身上的一只小藤壶那样容易被忽视。

如果你有某些积极的事情可以做，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匹配起来决定自己的工作，这样你的工作才会产生价值。经常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有多少在数理生态学上已经花了5年或10年时间的科学家会因为他们一篇论文里某些意外错误而放弃研究。他们从来不会真正去看他们在其中奔跑了30年的“树林”长什么样，而且对自然界设计方法的任何用途也没有一种敏感的直觉。我也是太懒惰而没有学习新的数学知识，但是我被一些心理学和社会的见解所护佑，而且我从早年开始就对心理学和社会议题一直怀有兴趣。如果我现在准备坐下来写社会理论，那我就也好比是“奔跑在树林里30年”的人了。

我曾问我自己：“你有什么值得进一步发展的思想？”我开始思考那些显而易见的观念：“如果你给我挠背，我就给你挠背。”我也开始思考，如何使互惠性利他主义以进化的方式运转，而不用将论据局限在人类的范围里。这个问题就值得投入些时间了。

比尔·德鲁里是一位鸟类学家，他曾要我去观察鸽子。通过每晚对它们的观察，我知道鸽子有一个双重标准。在白天，雄鸽会担心其他雄鸽有可能去和它的雌鸽待在一起。但同时，只要有机会雄鸽也会欺骗其他雌鸽。从中我发展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就是性别差异的进化和父母在性别选择上的投资。从中发展出的那篇论文已经被引用超过4 000次了，因为有关性别差异在角色、风格和其他行为要素上的研究工作的最初阶段很适合参考这篇论文，尤其是当他们引用父母投资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这篇论文现在比起刚开始的那几个月被引用得更加频繁。

人们问我进化生物学里关于欺骗与自我欺骗的关系。当然，我首先关注的是欺骗。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老师德鲁里给了我很多帮助。如果我碰到一位有误导性的指导的老师，他没有意识到其他动物欺骗的程度，那我也许就像一些生物学家那样，会误认为我们人类是唯一会欺骗的生物，而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工具，从而把这个特点与欺骗联系起来，这样的话，研究就会出现很大偏见。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欺骗其实在很多生物种类中都普遍存在，也许我就是从德鲁里那里学到的这个认识。

人们向我指出，在我关于互惠利他主义的第一篇论文里，有一个论证提及把感受保存在无意识里，从而不让它被察觉。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我在和狄摩尔在印度和非洲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他是哈佛大学里有名的养狒狒的人。我曾在几周之内经历了一次头脑风暴，而后在医院里住了10天。我只是在思考亲子间的冲突以及欺骗与自我欺骗，其他的什么都没想。回过头来看，把弗洛伊德映射到亲子冲突以及欺骗与自我欺骗问题上来，并没有什么效果，更有效的做法是不顾弗洛伊德的思想，重新开始思考，从而那些迷信弗洛伊德的门徒的观点也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发生在我身上一件好玩的事儿是，我自始至终也没有完成这篇关于欺骗的论文。我想，那是在伦敦皇家学会1978年的一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自我欺骗的逻辑》这篇论文。我写了一个摘要，后来还出版了。过了好几年以后我才想起，然后说道：“我想读读那篇论文。”回想那时，我还很年轻并且身体很健康，可以在受邀演讲8个月之前就写下摘要，但我只是写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并没有完成那篇摘要里某些论断的细节。这篇论文一直被搁置，我从未提交那篇论文，部分原因是当时我的妻子即将生下一对双胞胎，但更特别的原因是皇家学会要我飞到英国去。我猜测当时皇家学会的人认为，一旦你去了那里，你就不会想离开了。我当时对学术上的财务剥削相当敏感，但这种情况很普遍。当然在哈佛大学，我们都是报酬极低的大学教师，所以财务安排的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从来不想做。

我没有去英国，也没有发表演讲，更没有完成那篇论文，这让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深思熟虑一个问题直到可以以某种程度完成，有个优点就在于，这篇论文可以反过来为你作出论证。如果你一心沉浸于研究，并且完成一篇关于互惠性利他主义的论文，尽管关于这个主题已经出现了大量文献，并且后来出现的文章中也只有一部分内容参考了你写的那篇论文，但这也证明这部分内容就是你的论文的精彩之处，回过头来你还可以再从中学习。我经常想起那篇没有完成的论文，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我坐下来三下五除二写完一篇关于自我欺骗的论文，试图去更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上一次关注这个主题还是在20年前，那时这个领域里的进展还很小，这20年里发展如此之快令我感到很惊讶。这就是从不写论文的代价，论文不需要是基础性的，或者与其他重要论文进行比较，但是你只要写下它，并让别人看到，就会产生一个回应。

列万廷曾经对着一群研究生，将我描述成一个学术投机分子。虽然他本意是对我的一个负面评价，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还有其他什么比做一个学术投机分子更有意义的事呢？他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学术投机分子。所有那些社会话题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因为人类种族这一有利的“范式”就像毯子一样覆盖在这个领域上。互惠性利他主义、父母的投资、性选择、后代的性别比例、亲子冲突，所有这些话题就在那里等着被发展。而我只是正好抓住了机会，我还是很幸运的。

但是我不得不离开哈佛大学。从1968年到1972年，我是哈佛的研究生，然后从1973年直到1978年，我在哈佛教书。我并不是没有资格获得终身教职，我只是需要更多的钱来回报我所做的工作，比如对530个学生讲课，有12个研究生做助教，等等。哈佛大学里大多数年轻教师只要教本科生班级15～20个学生，在研究生班教4个学生。他们都是被学校剥削的对象。哈佛并没有支付给我足够的钱，来弥补我为工作消耗的精力。想不付足够的钱就从我这里获得高效的成果，想都别想！

导致这样的局面有两个要素。第一，没人了解我的工作，这样确实很好，每个人都不懂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发表了一篇自己知道很重要的论文，这感觉很棒！后来威尔逊出版了《社会生物学》（ Sociobiology ）一书，这本书里也包含了我的一些观点，但是这本书里暗藏的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观点酿成了大乱，引发了政治上的争论。那时人们都很敏感，因为在1975年，越战还在继续，人们的意识和伪意识都很政治化。所以我就出名了。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就是人们自我扭曲的心理。而那时我还在哈佛，哈佛有某种独立的自我扭曲的氛围，只是因为哈佛大学的教授总是忍不住自以为是。

我在坎布里奇市住了17年，其中15年是在哈佛度过的，如果为了让我的心情舒畅一些的话，我势必要离开哈佛，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并不是我唯一的选择，那也许是在美国同类学校中第二差的大学了。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地方！对我而言，那里相当不适合，那真是糟糕透顶的16年。谢天谢地，我现在又回到东部了。

我想从现在开始，把我的全部时间投入到研究欺骗与自我欺骗的问题上。至少30年来，我一直以进化论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也零星发表过一些思考片段。我经常在起床的时候笑话自己，过去30年来我始终都在实践这个问题，而不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再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了。我想完全进入这个主题，我想要就这个问题写出一篇专著。我也不想只是为了学院里的人而写，因为这个主题无处不在。它就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每个人在别人和自己身上都意识到了。人们在看报纸的时候都会意识到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上欺骗与自我欺骗的重要性。

我现在有了自由的时间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情，我可以以更谦逊的姿态工作得更好，人们基本都不认识我是谁，或者即使他们认识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我更没有被邀请去很多地方，否则我的时间就会被浪费。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主题上，而且我也打算这么做。

特别让我感到激动的是，几乎每个月《神经科学》都会出现与自我欺骗主题有直接关联的研究结果。心理学家已经创造出娴熟的新技术，可以认识潜意识或潜意识过程，这很让人兴奋。现在正在建立一个实证科学的世界从而可以约束和指导我们的思考，而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

我有时将欺骗和自我欺骗这个主题与基因做对比。就像我指出的，基因在本质上很难研究，但是它很精确。如果你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它，你就会从中获得回报，而且能真正认识到真实的事物，并能够向世人指出这一点，还能让世人明白自己所说的内容。欺骗与自我欺骗，就其本质而言，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主题。因为它们很难被确定，即使按照你所定义的方式也难以确定。与基因相比，这是另一种知识难题。更容易的是去掌握人们已经知道的，因为用科学的话说，没有多少东西是被确定的。但是，如果按照上述逻辑区分方法来仔细思考的话，现在有了一个正在兴起的实证数据的框架，如我所言，这样可以约束并指导你的想法。如果你的想法不被约束，那么这个主题就太大了，可能性也相当多。你可能不得不说：“由于这些实证结果，现实的一半或2/5的部分就被排除了，我们认为这些就是重要的事物，因为数据指出了方向。”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尽管5年或10年之后时机会更成熟。学术界总喜欢说这是最完美的研究领域，最完美的研究物种，或者是这本书最完美的时机。当然，这并不是完美的时机，但是，至少它将指引人们进行相关的实证工作。这可以检验你实际思考了多少。就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个主题不是凭直觉或者几件有趣的逸事就可以获胜的。这个主题要求仔细的、系统的思考，我已经准备好了。

2004年10月18日 QC0j3Vm7lKf/XEKRE154o3nVyodQx/AsOmdG5q4P5WYYLfiVBRHoEYIcHzTOk6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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