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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之害大 ② ，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③ 。
①趁火打劫：趁着他人着火之机，人们把注意力都转向救火之时，而去劫掠财物。这实质上也是一种钻空子取胜的谋略。《孙子·计篇》“乱而取之”即是此意。②敌之害大：害，这里是指遇到严重灾难，处于困难、危险的境地。③刚决柔也：从阴阳矛盾激化的角度，强调阳刚必须以“决断”性的气魄制裁阴柔，也就是说，“君子”应当消除“小人”，“正气”应当压倒“邪气”。此计以“刚”比喻自己，用“柔”比喻敌方，即乘敌之危，就势而取胜的意思。运用到军事上的意思则为：强者出兵干涉，以武力调解；弱者只能听从。
在敌方处于危机的时候，就要趁机对之使用武力而夺取胜利。这就是强者趁势击败处于困境之敌的策略。
趁火打劫，意即趁别人家中起火，慌乱不堪，自顾不暇之际，去抢劫他家，乘人之危捞一把。在军事上则理解为：在敌方有内忧之时，就占领他的领土；在敌方有外患之际，则夺取他的民众；在敌方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的时候，就可以把他吞并了。
本计出自《孙子兵法》“乱而取之”的思想，计语最早见于明代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中。唐代玄奘法师离开大唐国，往西天取经。一天晚上，他和大弟子孙悟空来到一座庙中投宿。这座庙有上下房间共70多间，僧客200多人。庙中老方丈命人敬茶，闲谈间，问唐僧有何宝物可以让他开开眼。于是，悟空把带来的袈裟拿出来炫耀。方丈一见，顿生歹念，假托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要求当夜借袈裟到后房仔细看看。方丈就这样骗得了袈裟。晚上，方丈和手下僧人商议，将禅堂放火烧毁，把睡在里面的师徒两人一起烧死，以便将袈裟据为己有。
可晚上悟空并未睡着，方丈的阴谋被他听到了。悟空便变成一只小蜜蜂飞出禅堂，一个跟头翻进南天门，向广目天王借到“避火罩”，回去罩住了唐僧和白马。到了半夜，和尚们果然放火烧禅堂，火愈烧愈旺，把观音院烧得通红，唯有唐僧所在禅堂安然无恙。这时，观音院正南面的一座山有一个黑风洞，洞中妖怪被火光惊醒，他与观音院方丈素有交情，便纵起云头去帮众僧救火。火光中，妖怪见前后大殿被烧成断垣残壁，唯有方丈室案上有一青毡包袱，里面透出一道道霞光彩气，打开一看，是一件锦
袈裟，乃佛门宝贝。妖怪一见此宝，救火之意顿失，拿着那袈裟，趁火打劫，驾着黑云，径直回到了黑风洞。
可见，本计的主要特点是：趁敌人处于危险、混乱的时机，坚决果断地攻击敌人，从中取利。按前人的说法，此计是从《易·
卦》推演而来的，“
”卦是五阳一阴，即五刚对一柔，刚占绝对优势，自能决定柔的命运；但“刚”要求坚决果断，否则，即会坐失取胜的良机。
此计的含义如下：
一、乘危取利。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获利的意图有关。正常情况下求利，当然满足不了贪婪者的胃口；而在对方危急时取利，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落井下石。本来敌方已有危难，我方乘机再给它制造更大的危难，直至把敌方置于死地。
三、明助暗夺。敌方后院“起火”，我方装出“救火”的姿态前去凑热闹，这样既不会被敌方拒绝，也不会引起敌方的注意。在“救火”的过程中，我方便暗中捞取好处，或在暗角再点“新火”。
四、入伙分利。火是别人放的，别人在趁火打劫，这时我方乘机插手，助上一臂之力，事成之后，论功分肥。
趁火打劫这一计策，作为方法论，完全可以为我所用。
矛盾双方的对峙，斗争之力量大小，决定各自内部矛盾的状态。内部矛盾缓和，必表现为其本身力量的强大；内部矛盾冲突激烈、尖锐化，必表现为其本身力量的由强变弱，此时就给对方留下可乘之机。如果矛盾双方的内部矛盾都是尖锐化状态，则双方本身仍处于对峙状态，就不会发生一方制服另一方的矛盾地位的转化。只有一方内部矛盾缓和——团结一致，另一方内部矛盾尖锐化时，才会发生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也就是取得胜利。这就是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之智。我们平常所说的团结对敌，就是这个道理。
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陷京都，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一棵老槐树上。李自成自称为帝，掳取明朝将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而且胁迫吴三桂之父吴骧招降吴三桂。
吴三桂乃明朝名将，统领数十万人马，镇守边关，防范满族的入侵。
一天，他突然接到父亲的劝降书，得知李自成已占领了京都，自称为帝。吴三桂认为大势已去，意欲归降，正在写降书之时，左右忽传报有家僮从京城赶来报信。吴三桂立即传见，忙问：“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家僮说：“已被抄家了。”
吴三桂不以为意，说：“不要紧，待我返京时，自然会还给我。我的父亲呢？他现在怎样？”家僮放声悲泣地说：“老主人已经被下进了大牢。”
“也无妨，将来定会释放的。”三桂仍然淡淡地说，“那么，我的夫人呢，她现在何处？”这话可把家僮问倒了，他嗫嚅不敢言。
吴三桂见此情形，心中焦躁，急问：“她究竟怎样？你可照实说来，我不怪你，倘有半句假话，我定不饶你。”
家僮一边拼命地叩头，一边涕泪横流地说：“是小的们不中用，没能保护好夫人，夫人已被李自成抢去了。”
“气死我也！”吴三桂将笔一掷，怒发冲冠地拔出剑来，“呛啷”一声，将书案砍下了一角。他指天大骂：“押父之恨，夺妻之仇，怎能不报！不杀李自成誓不为人！”
吴三桂把原本已写好的降书撕得粉碎，重新展纸，愤然修书告其父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
吴三桂一边操练人马，准备回师讨伐李自成，一边暗地进行部署和谋划，只因自己兵单力弱，不敢轻举妄动。
恰好当时清顺治帝即位，因年方7岁，一切军国大事尽由摄政王多尔衮做主。多尔衮见中原扰乱多年，久欲乘机而侵入，只因慑于吴三桂率精兵10万镇守边关，一直未敢妄动。被仇恨之火煎熬的吴三桂失去了理智，把救助的目光投向了昔日的死对头，决意要借清兵协助，并立即亲自去见多尔衮。
多尔衮听说吴三桂的求见，他对中原发生的事情也多少了解了个大概，猜测出吴三桂的来意，心中大喜，立刻传令以嘉宾之礼召见。
多尔衮见吴三桂眉头紧锁，便明知故问：“吴将军驾临，不知有何见教？”
吴三桂直截了当地说：“明清两国，世通和好。当年清国内部自相侵伐，我明朝也曾发兵相助过。今日明朝不幸，盗贼横行，京都沦陷，君王晏驾，此仇此恨，不共戴天，只是举国无一男儿勤王起师。本军又兵微将寡，难挡乌合之众。清国如尚念邻邦之友谊，亦应举国发兵，助我一臂之力。”
多尔衮听罢此言，正中下怀，暗自欢喜，心想：真是千载难逢之良机呀！他心里虽然这样想，口里却推搪拒绝。他故意皱了皱眉头说：“贵国内乱，按说应尽邻邦之谊而救援，只是我国国小兵弱，恐救助不成，于事无补，将来反自受其累，落得千古骂名。此事乃力所难及，请将军多加谅解。”
吴三桂哀求说：“这也不必过虑，贼虽多，皆乌合之众，只要贵国肯出兵，无不奏凯歌之理。”
不管吴三桂怎样哀求，多尔衮却一直坚持不肯出兵。
就这样谈来谈去，转眼已过半月，仍无结果。谁知多尔衮虽然口上没答应出兵，可在暗中却早已开始秣马厉兵，作好了战斗准备。
待一切都已部署妥当之后，多尔衮才假惺惺地说：“既然将军如此恳求，本帅实为将军的诚心所感动，无论我国有多大困难，都以邻国之难为己难，决定出兵相助。”
吴三桂闻言大喜，感谢多尔衮赴援厚意，立即回来收拾自己的兵马，与多尔衮的清军合并一处，长驱直入，向中原大举进攻。
行至一片石积如山之地，清军与李自成的起义军相遇，战斗结果，起义军大败。清军乘胜追击，几天之间便直捣京都，李自成只好弃城西遁。满人占据了京都之后，早把当初相助的许诺抛到一边，居然做起皇帝来。
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被平定之后，清兵马上调转枪口，向明朝官兵杀来，屠扬州，洗嘉定，把明朝的遗臣或收买，或杀害，中原人民罹难之惨，牺牲之多，均为历史所罕见。
当大好河山尽归清兵之后，多尔衮在给史可法的信中说：“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
这是“趁火打劫”计谋的成功实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得逞，1856年至1860年，英国联合法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昏庸腐朽的清王朝于1858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再度出兵攻占舟山、大连、烟台，封锁渤海湾，继而又攻占塘沽、大沽、天津，并一度占领北京城，强迫清政府与其交换《天津条约》后，又新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中国除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准许内地自由传教，增辟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等通商口岸外，还改订了关税，割让九龙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
当时，清王朝对内大规模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却屡屡失利，对外又遭到英、法等帝国主义野蛮入侵，节节败退，正是处于内忧外患、捉襟见肘的危急之时。早已觊觎中国领土主权的沙皇便利用清王朝的昏庸腐朽和国内危机，特别是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乘虚而入，实现其步步扩张的野心。
1858年5月28日，乘英、法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时，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带兵从俄境出发，顺黑龙江而下，直抵瑷珲，造成兵临城下之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俄国割去黑龙江、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归中俄共管。同年6月13日，沙俄又以“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功”为名，诱使清王朝与之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规定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南、琼州等七个口岸通商，若他国再有在沿海增开口岸，准许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并派兵船在这些口岸停泊；俄国东正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实际上是要借此侵占中国领土）；日后中国若给予其他国家以通商等特权，俄国得一律享受。
1860年11月14日，沙俄再次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又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密桑卓尔南北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开放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俄国在库伦（乌兰巴托）、喀什噶尔设领事馆。
就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交互运用武力恫吓与政治诱骗两种手段，“趁火打劫”，兵不血刃地侵占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得到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侵华所得的同样多的各种特权。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刺杀，悍然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只用几天时间，以军就占据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军事家称之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在这次战争发起之前，巴解组织和叙利亚为何没有进行足够的防备呢？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为何没有像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那样联合起来一致对敌呢？原来，这是因为以色列施行了“趁火打劫”的计谋，所以占了便宜。用日本《钻石周刊》评论员的话来说，以色列抓住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发动一场“闪电进攻”，在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黎巴嫩。
当年4月25日，以色列通过交还西奈半岛，实现了与埃及的和解。这就使以色列不必担心侧翼会受到来自埃及方面的进攻而得以集中兵力于一线。两伊战争打了将近两年，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重重，不可能团结一致，共同抗以。被以色列视为最大威胁的伊拉克，深陷在战争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已无力向自己的巴勒斯坦难友伸出援助之手。叙利亚因站在伊朗一边，引起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感，而且又因国内的经济困难而一筹莫展。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对伊朗“革命”存有戒心，又忙于应付国内不稳定的形势，根本无暇他顾。黎巴嫩国内派别林立，政见不一，互相掣肘，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阿拉伯世界的分立局面，被以色列看作是天赐的良机。以色列坚信，此时举兵进犯黎巴嫩，阿拉伯国家将无所作为。于是乎，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发动了一场闪电式的进攻。
1977年，阿富汗政府总理、国防部长阿明政变成功，处死了由苏联扶植上台的塔拉基，自任执政党党魁——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阿明执掌政权伊始，便试图摆脱苏联的控制。政局稳定后，阿明牛刀小试，先对曾参与谋害他的苏联大使采取了驱逐行动。
其后，又一一谢绝苏联要求改组阿富汗军队和警察的“建议”以及愿出兵镇压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的“请求”等等。他全面改组保安部门和情报机构，不但大大加强了对这些要害部门的控制，而且还粉碎了苏联控制阿富汗情报机构的图谋。此外，阿明又加紧与西方国家接触，以寻求广泛的支持。这一切使苏联深感不安。
不久，阿富汗国内形势骤变，反政府武装力量日益强大，许多省份已被游击队控制。苏联认为这是一个除掉阿明政权的好机会。为确保控制阿富汗这个进入“中东的桥梁”，苏联决定乘阿富汗国内混乱之机出兵干涉，在阿富汗扶植一个惟苏联之命是从的傀儡政权，取代桀骜不驯的阿明。
1979年12月27日晚，苏联第105空降师首先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电报大楼和广播电台，使喀布尔同外界通讯联系完全中断。随即大批苏军冲进阿明的官邸，杀死阿明及其全家。苏军在阿富汗境内纵深推进，占领了阿富汗所有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几天以后，以卡尔迈勒为总理的亲苏政府在阿富汗宣布成立。
苏联抓住阿富汗国内发生混乱之机，出兵入侵阿富汗，消灭了对自己不忠的阿明政权，扶植起一个亲苏的傀儡政府，其“趁火打劫”的计谋可谓高妙。但是，它的霸权主义行径却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
德国慕尼黑市有一家生产摩托车的工厂，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该厂生产的摩托车曾风行欧洲。
但是，近些年来，日本摩托车低价倾销欧洲市场，慕尼黑这家摩托车厂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再加上经营管理上的失误，该厂财政出现严重困难，不得不宣布破产。厂家急于清还债务，打算卖掉整个工厂，尽管其大部分设备都是近些年的先进设备，但售价却很低廉。
天津自行车工业公司得到此信息后，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打算出钱购买该厂的全部设备。但是，由于天津自行车工业公司稍迟一步，结果被伊朗商人抢了先。就在慕尼黑厂家回绝天津厂不久，伊朗商人因一时筹不到足够的资金而中止了合同，这使慕尼黑厂家陷入两难处境。为了尽快清还债务，厂家主动要求与天津厂进行谈判。
天津自行车工业公司利用对方急于出卖工厂还债的困境，逼迫对方一再降价，最后以5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比伊朗商人少200万美元。
天津自行车工业利用“趁火打劫”的策略，不仅购进了国外先进设备，而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1969年，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陷入了困境，美国人民对越战愈来愈感到厌烦，反战情绪日益高涨。这时，在美军中开始流行一种吉祥物，给美军士兵带来很大的精神安慰。
这种吉祥物很精致，是一条配有一只美丽的鸠子的项链，它的流行也很有趣。有一名叫肯根的美国青年，他的哥哥在越南前线，寄回家中的信中流露出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做弟弟的肯根也为哥哥苦恼，于是，就在一家首饰店订做了这么一只吉祥物寄到了前线，希望哥哥能从中得到一丝安慰。没多久，哥哥又寄回一封信，说他的战友都很喜欢这种吉祥物，希望也能有一个。
肯根意识到发财的机会到了，他组织了首饰匠大批量地生产这种吉祥物，并登出一则醒目的广告：“请您戴上这种吉祥物，它会给您及家人带来安慰，带来欢乐，带来好运气。”
这则广告像一阵春风，拂向了精神苦闷的人们，他们不愿意父子、夫妻因战争而离散或死亡，因此，对这种吉祥物特别喜爱。很多人，甚至孩童都争相购买，把它挂在自己的脖颈上。这种吉祥物在美国上市半年，就卖出100多万枚，肯根就在这一年之中成了几家工艺品公司的总经理，他的鸠子吉祥物传遍了美利坚大地，肯根这个名字也为人们所熟悉了。
肯根抓住美国人民对越战的反战情绪这一“火”，趁机生产出给士兵带来精神安慰的吉祥物，受到普遍的青睐。肯根也由此而大发其财。
日本制的电子计算机现在风行全世界，但是不少使用者可能不知道，电子计算机的摇篮不在日本，而是在远隔重洋的英美两国。
30年前，虽然大型电子计算机发展很快，但是由于它价格昂贵，结构复杂，使用不便，不能适应商业、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需要。原来广泛使用的电动计算机又不能满足一些新的科技要求。1962年，一种小型、灵活、便宜、使用方便的电子计算机问世了，它几乎是由美国威尔公司和英国隆姆洛克公司同时发明的。
然而这一发明成果并没有引起美国计算机制造业的重视。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大公司在小型计算机领域内，无不全力从事电动计算机的研究和改进，使之达到几乎尽善尽美的程度。这些辉煌的成就使他们思想保守，反应迟钝，目光短浅，没有看出新生电子计算机强大的生命力。在威尔和其他公司发展电子计算机生产技术遇到较大困难时，这些大公司还暗自庆幸。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电动机械式计算机才是正宗，电子计算机不过是旁门左道，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可言。
密切注意市场及技术动向的日本声宝公司了解到这一切后，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于是，趁着威尔等公司面临困难之际，果断地从美国引进样机，发挥自己生产电晶体收音机、电视机和家用电器累积的技术和生产经验，集中人力物力进行仿制，终于在1964年获得成功。接着，他们又发挥当时日本劳动力比美国廉价的优势，并采用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大幅度地降低了价格，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1971年，在电子计算机的故乡美国的市场上，日本货竟占80%以上！
1973年3月，扎伊尔发生了叛乱。这件事，对于远隔重洋的日本企业，似乎没有多少意义，但日本三菱公司的决策人员却没有放过这一信息。他们经过分析认为，与扎伊尔相邻的赞比亚是世界重要的铜矿生产基地，有可能受到叛乱的影响，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于是，三菱公司的决策人员便命令情报人员密切注视叛军的动向。不久，叛军向赞比亚移动。公司总部接到这一情报后经过分析，预见到叛军将切断交通，由此必将影响到赞比亚铜矿的输出，从而影响世界市场上铜的价格。
三菱公司经过推断，果断地作出决策，大量收购市场上的铜。而当时，叛军尚未切断交通，市场上铜的价格没有太大的波动。三菱公司趁机低价购进了大量的铜，待机卖出。
果然，后来扎伊尔叛军切断了赞比亚的交通，每吨铜价上涨了60多英镑，三菱公司将先前购进的铜卖出，赚了一大笔钱。
三菱公司乘扎伊尔发生叛乱之机，劫了一笔横财。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公司决策人员多谋善断，从信息情报中寻找“火”源，并进行推断，从而将一般人所不曾留意的信息变成了财富。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雅各正在家里煮红豆汤，以扫打猎回来了，他在山里奔波了一天，又累又饿，便对雅各说：“我饿得肚子咕咕叫，给我些红豆汤喝吧。”
雅各点点头，不露声色地说：“这好说，不过你要把你的长子权利让给我。”
以扫回答说：“你看，我简直快要饿死了，还要长子权干吗？好吧！我就把长子权让给你。”
雅各忽地站起来，紧逼着说：“这可不是儿戏话，你要在上帝面前发誓。”
以扫不以为然地说：“好吧，我发誓。”
当以扫发完誓后，雅各便给了他一些面包和红豆汤，以扫狼吞虎咽地吃完，拍拍屁股，站起来便走了，什么长子不长子的，他早已忘到了脑后。
谁知，正是这一句玩笑话，使得雅各在继承父亲的王位时顶替了以扫，致使以扫遭遇了一连串非人的折磨。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以扫竟这样轻看了长子的权利。”
在我们今天看来，雅各在他兄长打猎归来、精疲力尽的时候，用一份红豆汤诱使他放弃了长子权，这是一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只不过，这种打劫的方式不那么明火执仗罢了。
20世纪30年代，朝鲜有一个名叫何泰叔的农民，他的女婿被日本侵略者抓到中国东北服劳役，女儿动身到中国去找自己的丈夫。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何泰叔一直未得到女儿的消息。终于有一天，一个卖油的小贩带来一封何泰叔女儿的信。但他没碰到何泰叔，又急着赶路，于是把信放在何家门前的台阶上便走了。何泰叔是一个文盲，他以为这封信不过是卖油小贩随便扔掉的一张废纸，便从上面撕下一条卷了烟丝，剩下的部分被他用来补贴窗洞了。
不久，传来了中国东北发生水灾的消息。何泰叔惦念女儿的生命安全，决定向本村的大地主借一笔钱，以便让妻子到中国找女儿。地主早就想霸占何泰叔的侄女，见何泰叔有求于他，便心生一计，满口答应借钱，还让何泰叔在借钱的契约上按上了手印。就在何泰叔的妻子准备动身的时候，那个卖油小贩又路过该村，他问何泰叔是否收到了他女儿的信。何泰叔这才知道那张用来糊窗户的废纸的重要。他拿着这封残缺不全的信四处奔走，可就是找不到一个人能把信读懂。后来，他终于碰到一个识字的人，才知道这是一封报平安的信。何泰叔为此感到欣慰，不过他马上又陷入痛苦之中。原来，这个识字的人告诉他，他按过手印的借钱契约上赫然写着：“何泰叔愿意以20元的价钱将自己的侄女卖给本村地主。”
大地主利用不识字的何泰叔急于借钱的机会，通过欺瞒的手法，以少得可怜的一点钱就占有了他的侄女，这种“趁火打劫”的阴险行为体现了地主阶级奸诈的本性。
朝鲜曾于1987年将这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女儿的信》，上演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苏珊·海沃德长得漂亮、苗条、性感，她的青年时代，正是好莱坞的主要制片公司发展的全盛时期。她像其他雪亮的童星一样，怀着成为好莱坞电影明星的梦想，当上了合同演员。在进入好莱坞的最初几个月中，她面对的不是摄像机而是照相机。她穿着泳装，日复一日地摆弄出千姿百态，为广告照做模特儿。她那充满魅力的微笑，随着报纸杂志的广告传遍五洲四海。
然而苏珊一直得不到当演员的机会，当她询问老板时，得到的回答总是：“耐心地等一等，总有一天会推荐你的。”
有一次，机会突然来了。1938年，派拉蒙公司在洛杉矶举行全国性的影片销售会。苏珊接到旅馆舞厅的通知。舞厅里来了很多电影院的老板和来自各州的商人。影星们进入舞厅之前，派拉蒙公司对自己的影片已进行过大肆宣传。
影星们一个接一个与观众见面。苏珊出场时，会场上发出了一片欢呼。她此前还没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她面对观众，像对老朋友们一样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们都认识我，你们中有谁见过我的照片。”
台下立即有许许多多的人举起了手。
“有人看过我的电影里的形象吗？”没有人举手，只有笑声。
苏珊趁热打铁，发问到：“你们愿意看我在电影中的形象吗？”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代替了回答。
苏珊这一计即兴拈来，大获全胜，于是她说：“那么，诸位愿意捎个话给制片公司吗？”
这是一次民意测验，那么多观众的代表想看苏珊在电影中的形象，制片公司的老板得到这一民意测验的结果，完全可以判断，如果请苏珊出演影片，此片一定走俏。于是苏珊不久之后便受聘出演，上了银幕，并且成了大明星。她在《我想生存》一片扮演的角色使她荣获了奥斯卡金奖。
1929年10月，美国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当时，股市暴跌的风潮席卷了整个美国，接着又迅即波及到全世界。在这场股灾中，有无数人倾家荡产甚至跳楼自杀，弄得家破人亡；然而也有一些人却“趁火打劫”，大发了一笔横财。
比如美国的富豪洛克菲勒，就是在股价暴跌之后，趁低购进大量股票，以后随着股市的反弹而成为一代巨富。再如美国工商界的名人保罗·盖蒂，他将这场股市风暴当作投资良机，积极购买石油公司的股票，这使他后来成为石油公司的大老板，一跃成为亿万富翁。另外，那些在此时购买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后来也都赚到了大笔钱。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可以说是本世纪对西方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誉为可与亚当·斯密的作品相提并论的巨著。
凯恩斯不但是著名的经济学大师，还是一个高明的投机老手。1919年他开始参与证券投资时，仅有16万英镑的资本，可到了1945年就已增加至411万英镑，若以今天的购买力来计算，即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美元。
他最成功的一次投资就是利用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视股票如废纸的机会，大举购入股票。当时有许多亲戚朋友对此大惑不解，劝他理智一些。凯恩斯回答说：“在股票市场，你不下大赌注，就别想获得大的收益。问题的关键就看你敢不敢下这个赌注了。”
后来果然不出凯恩斯所料，到了3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开始复苏，股市大幅度反弹，凯恩斯因此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号大富翁，甚至可以同金融大亨们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