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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到伦敦、东京、曼谷，世界每一座大城市都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这些车辆严重影响了无辜局外人的幸福感，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如果我们采用昂贵车辆的“奢侈品税”，或者按照出车次数向司机收费，结果会大不相同吗？
我们刚刚了解到，在完美市场的世界里，一切都将出现最好的结果。我们知道，完美市场完全有效，除了分配方面，它在每个方面产生的结果都是完美无瑕的。我们还知道，根据“领跑理论”，我们能够提前处理财富分配引起的不满。转眼之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或者，至少有关产品与服务分配的问题解决了。
这好像很动听，但为什么今天上午我还在路上堵了两个小时？汽车一辆跟一辆地堵在路上，这真是一种愚蠢的浪费。我们本可以乘坐公共汽车或合伙开车，我们本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华盛顿市中心的目的地。这时完美市场在哪里？当然，明确的答案是：现在没有哪个完美或不完美的市场能够使你在街上开车畅游，不太明确的答案是：这样的市场或许可以出现。
因为充满了完美市场而顺利运行的经济既不有趣也不现实。然而，因为完美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基准，经济学家发现，较容易的方法是从研究完美市场开始，找出目前错误的地方，而不是从零开始，找出目前正确的地方。这种关于世界的思维方法将引导我们解决城市交通的问题。
我是个快乐的人，但生活中有几件事实在令我恼火，我希望能够改变。我希望不必每隔几年就得花那么多钱升级电脑软件，我希望自己生病时医生能提供恰当的治疗，我希望华盛顿的街道不那么拥堵，污染不那么严重。
这三种个人的烦恼或许很普遍，它们对应了三个关键方面，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市场无法达到第三章描绘的那种完美理想。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面对稀缺力量时市场无法正常运转。购买电脑软件正是这种问题——市场被微软一家公司垄断，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制定高价格。如果某些决策者缺乏信息，市场也无法正常运转。当我去看病时，我不知道医生是否提供了优质的治疗，而且他无须考虑治疗成本的问题，而我的保险公司在不了解实情时，却会千方百计拒绝偿付（我们将在第五章谈医疗的问题）。最后，如果有些人所做的决策影响到局外人，市场也无法正常运转：一名司机从加油站购买汽油，这对司机和加油站来说都是好事，但对局外人来说则不然，其中包括其他的司机，因为很多局外人都必须吸入因这桩交易而产生的一氧化碳。
这三种严重问题被称为“市场失灵”：稀缺力量、信息缺失，以及本章的主题——对局外人有副作用的决策。经济学家称这种副作用为“外部效应”（externality），因为它存在于最初决策之外，例如购买汽油的决策。无论是因为稀缺力量、不完全信息，还是因为外部效应，当经济体无法成为理想中的“真话世界”时，麻烦就来了。
华盛顿、伦敦、东京、亚特兰大、洛杉矶、曼谷，世界每一座大城市都挤满了轿车、公共汽车、卡车。这些车辆严重影响了无辜局外人的幸福感，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需要承认，伦敦当前的空气污染不像19世纪50年代的“奇臭”那么严重，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霍乱。但是，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样不容小觑：数千人死去，正是因为其他人愿意开车。在英国，因为汽车尾气污染，每年约有7 000人过早死去，死亡率略高于万分之一。在美国，环保署估计，因为柴油机等源头排放的颗粒物质，有1.5万人过早死去。如果你认为在路途上耗费几小时是充实或快乐生活的严重损失，那么在伦敦等大城市，交通拥堵造成延迟后，你付出的代价就更高了。此外还有噪音、交通事故、“栅栏效应”（barrier effect），这些使得人们，尤其是儿童，不敢步行去上学、去附近商店，甚或到街对面的邻居家。
人们不是傻瓜，大体上可以说，开车出行的人从驾车行为中获益。但是他们这么做时，却给周围人造成了损失——其他司机被堵在车流里；父母们不敢让小孩步行去学校；行人等得不耐烦，冒着生命危险横穿马路；因为汽车噪音，即使在闷热的夏天，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也不能打开窗户。
因为每位驾车的司机都在给他人造成麻烦，所以自由市场无法产生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法。拥堵和污染这类外部效应严重偏离了“真话世界”。在“真话世界”里，每种自私行为都能带来共同的好处。我自私地购买衬衣，因为我想要它，但这么做的过程中，我为衬衣制造商提供了资金，而且这不会伤害任何人。在衬衣的制造地中国，纺织工人寻找最好的工作，而生产商寻找最能干的雇员，这些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产品生产出来，是因为有人需要它们，而且这些产品都是由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人生产出来的。在这种情形下，自我为中心的动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司机的情形则不同。对于受他们干扰的人，他们并未提供补偿。在我购买衬衣时，我所花的钱就是对衬衣制造及销售成本做出的补偿；但当驾车出行时，我利用的是免费的道路，我甚至无须考虑给社会制造的成本。
若说司机无偿使用道路，那是不太公平的。在英国，你必须支付一笔数目可观、叫作“车辆执照费”的年度税，否则在公共道路上开车甚至停车都是违法的。美国的很多州也有类似税种。汽油和柴油的税也很重，引起巨大的愤怒。例如在2000年秋，英国人发起一系列的抗议活动，阻止各种高价油运往加油站，使得整个英国陷入停顿。在英国，车主每年为车辆和燃油支付200亿英镑的税；在美国，这个数字大约为1 000亿美元。如果问“他们付得够多吗”，那就是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他们的钱付得对吗？”答案则是否定的。
这里有两种不同概念的价格，而两者的区别事关重大。如果司机支付每年一度的执照费，那么他穿越城市一次的价格可是相当高的。但是司机再次穿过城市时，所需承担的费用就很低了：穿过城市的耗油量不会多，而司机无须另付费用。你已经花钱获得了开车上路的权利，你不会因为开的里程少而得到优惠价，你想多开就多开，因为你的税单不会因此增加一分钱。这是平均价格与边际价格的区别，而边际价格就是多一次开车出行的价格。
要理解为什么这种区别事关重大，我们先谈谈酒。我上大学时，学校里面的俱乐部和社团常常举办大型派对。在举办派对时，有些人根本不喝酒，多数人喝得太多，这并不奇怪。这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门票：“包含酒精饮料”的门票允许无限制地豪饮，因为里面已预付了酒精饮料的费用，比如说这种门票价格为10英镑（当时约为15美元）；另一类型的门票要便宜很多，所以你只能喝那种苦涩的橙汁，同时待在角落里，看那些纵情饮酒者变得越来越丑态百出。参加派对而只喝几杯啤酒是相当昂贵的选择，所以多数人要么借机狂饮一番，要么一点儿酒也不沾。当然，结果都是一片混乱，不过也有些人觉得这种派对相当不错。
校方觉得酗酒是个问题，所以他们考虑加以解决，要把下一次派对的“含酒水”门票票价提高到20英镑（约30美元）。然而，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虽然有几个人会从饮酒转为喝苦涩的橙汁，或干脆不参加派对，但多数饮酒者还是觉得，派对没有酒喝就没啥意思。虽然非常不情愿，但他们还是会将钱夹掏空。当天夜晚，他们当中很多人又会把自己的胃掏空。
校方误解了这一问题。他们知道学生们喝酒太多，而且正确地想道：解决方法或许与提高饮酒的价格有关。问题在于：饮酒的价格有不同的描述方法。成为一名饮酒者的价格是10英镑，一杯酒的平均价格：以一名学生喝20杯计算，价格为50便士。然后有一个一杯酒的边际价格，这个价格是零。你买了门票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喝。
问题：如果是你在管理大学，你将采用什么方法处理该问题：（a）提高饮酒者的门票价格？（b）提供可口的橙汁？（c）取消门票，人们喝多少酒就收多少钱？
可口的橙汁是不错的选择，但卧底经济学家将会建议：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是c。
再回头看交通拥堵的问题。如果你向交通部长提建议，你可能会拿学生派对做类比。现在，潜在的司机有两个选项：他们被迫交一大笔预付费用，然后随心所欲地开车；或者他们根本不能开车。第二个选项相当于“橙汁”选项，要求他们改骑自行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然而与学生派对一样，选择第一个选项的人越多，第二个选项就越缺乏吸引力。
你甚至可以提出一些政策选项：（a）提高驾车的预付费；（b）提供更可口的“橙汁”（更多公共汽车、更好的地铁、自行车道路、人行横道）；（c）取消预付费，按照出车次数向司机收费。
所有选项都可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交通拥堵，但切中问题症结的是选项c。司机没有生活在“真话世界”，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支付自身行为的真实成本，其中包括影响局外人的“外部效应”或副作用。选项c尝试让他们支付这一成本，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效应费用”。
当前，每位潜在的司机都像参加派对的学生那样，得到的都是同样的交易机会：掏一大笔钱，换取一种无限制的放纵机会；或者，一分钱不掏，然后什么也得不到。没有折中方案。
学生派对之所以过度热闹，原因不在于每杯酒平均价格为50便士（不到1美元），而在于下一杯酒是免费的。同理，交通拥堵的原因不在于汽车每次出行的平均税金为50美分，而在于下一次出行总是免费的。
我们不必纠缠于司机平均付多少钱。当然，某个人群平均支付多少税金，这是有关财富分配的重要问题。虽然分配问题很重要，但它与我们的街道是否拥挤、城市是否被污染的问题关系不大。
对交通拥堵问题而言，更重要的是司机支付的边际价格，换句话说，就是司机下一次出行支付的价格。毕竟，造成大量污染或拥堵的不是汽车，问题的关键是出行次数。大学鼓励学生饮酒保持节制时，可以采用按杯收费的方法。同理，交通部要想鼓励司机有节制地出行，可以让他们每次出行都付费。
我一直过于简单化，像往常一样。在欧洲多数国家，司机的确以燃油税的形式支付了每英里的税费，但这笔燃油税还是无法接近他们给周围人造成的损失。农村地区的人也要交这种税（相对于城里人在汽油上的花费，他们一般在这方面的支出为前者的1/4~1/3），但造成最严重的交通拥堵、严重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的是伦敦、纽约、巴黎之间的经常往返者。然而，在凌晨时候按同样线路出行，就不会造成拥堵，但污染和噪音仍旧是问题。在阿拉斯加开两小时的车，你也不会造成拥堵，唯一能听到的噪音，可能来自偶尔迷路的北美驯鹿。污染物造成的损害也大大降低，因为很多污染物来不及造成危害就会消散。如果计划针对每次驾车出行收费，让每位司机面对其行为带来的成本，那么高峰期的纽约司机应承担更多，因为他对其他人造成的危害更大。无论按多高水平的外部效应费用算，如果它要反映真实，就必须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有所变化。
之所以设计外部效应费用的概念，并非为阻止人们做任何造成他人不便的事情，而是让大家考虑到给他人造成的不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在弗吉尼亚的蓝脊山游玩，当然愿意看到相对纯粹的自然风光，所以小路上拥挤的游客自然令我感到些微不舒服。他们或许给我造成不便，但如果禁止他们游玩，那就会失去效率，因为在这里的游玩使他们享受到那么多快乐，而给我造成的麻烦却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外部效应收费需要达到快乐与麻烦之间的平衡，它必须反映外部效应的成本，但不能过分。我们应努力建成这样的世界：人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即使给其他人带来些微的不便，但与此同时，如果一点小小的努力就可避免伤害他人，我们都应克制而不伤害他人。我们在第三章已经发现，完美市场造就了我们所在的世界，至少在市场作用的领域是如此。完美市场无法使我们微笑面对路人或爱我们的家人，但它们能够确保我们得到一杯卡布奇诺，只要我们愿意付出的钱高于其真实成本——这成本包括咖啡师、咖啡豆采摘者、企业家、机器制造者等人的时间和麻烦。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快乐多于使之成为可能的麻烦，那么完美市场能让我们自由地获取自己的快乐。
这就是为何当市场好像正常运行时，经济学家感到相当轻松。但我们同样警觉到很多市场失灵的情况。那么，当我要决定是否驾车穿过城市时，我如何能够确定我的收益多于他人为此付出的成本？其实，我们无须操心有效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与收益。如果炼油和汽油零售都是完美市场（事实与普遍观点相反，它们距离完美市场并不远），那么汽油的提炼和分销已在价格中完全体现出来。除非我从汽油中获取的收益多于提炼和分销汽油带给工作人员的麻烦，否则我不会购买汽油。
然而，我们应操心从市场交易中缺失的成本与收益。汽油造成的污染毒害当地，造成全球变暖，而且，当我燃烧完一箱汽油后，所造成的大部分污染损害不会落在我或石油公司的身上。方法就是模拟完美市场，让司机支付其行为本身的所有成本：他们已向石油公司支付了市场成本，而除此之外，他们还需支付外部效应成本。这种外部效应成本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但司机或石油公司并未承担。
现在，设计一种外部效应费用的所有要素都已到位。第一，个体选择或市场交换可能会有溢出的成本和收益，而如果是这样，那就会造成无效。第二，如果我们想改变行为以纠正无效的情况，我们需要针对的是边际价格，而非平均价格。第三，我们需要操心成本问题，因为价格代表的成本已被包含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交易中，所以我们需要操心的是外部效应成本，因为它们被忽略了。第四，我们的边际定价应准确反映那些外部效应成本。如果我们不喜欢某种行为，简单地予以禁止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应关注这种事情：人们为获得某种小小收益忙忙碌碌，但其行为却让他人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外部效应费用要成为政府的一种税，而所有的政府税收都是有争议的。外部效应费用遭到的攻击来自意见敌对的两类道德高论者。
有一派说，外部效应费用这种税对弱势群体不公平。考虑一下这个设想：向高峰期时驾车的司机收费。针对这类提案（它们已被广泛了解），支持汽车行业的游说团认为，司机们的付出已经够多了，提高价码将穷司机赶出道路是不公平的。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另一派认为，实施外部效应收费后，富人在缴完税后仍能为所欲为地做这项提案反对的事情。在交通的问题上，反对汽车行业的游说团声称：富有的司机因为交得起钱，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开车，给环境造成危害，这是否太过分了？
图4–1 人们在燃料方面的支出
资料来源：Smith 1992. Chermick and Reschovsky 1997
外部效应费用在再分配方面是不公平的吗？这种收费针对的不是穷人，而是自由的行为：如果你决定不再给他人造成麻烦，你就不必缴纳外部效应费用。富人有钱，所以能够比穷人更多地开车，这的确是事实，但还有同样的事实：富人能够比穷人吃得更好。这也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你接受食物等一般商品的价格体系，为什么就不能接受道路空间或清洁空气采用同样的体系呢？我们认识到，食品、服装、住房不能免费，否则我们很快就将它们消耗殆尽了。正因为道路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占领了所有剩余的道路空间。
而且，因为这类活动富人参与得更多，外部效应费用可以成为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方式。在征收交通拥堵费的问题上，事实就很明显：在英国，穷人不开车——他们骑自行车、步行或搭乘公共汽车。在收入方面，最贫困的10%人口比最富有的10%人口差很多，但在燃料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方面，后者几乎只是前者的1/7。在燃料的总支出方面，最富有的10%人口比最贫困的10%人口至少高30倍。结论就是：交通拥堵的收费不但能提高效率，而且能通过从富人那里征更多税而做到财富的再分配。
英国的相关数据有利于那些交通拥堵费的维护者，但美国的数据则不然，因为那里的穷人仍经常开车，因此要拿出更高比例的收入来交这种税。但是这个论据不一定站得住脚，因为对外部效应费用进行设计时，可弱化其再分配的功能。在道路的问题上，政府可以取消车辆执照费——一种高额的预付税，并针对车辆的每次出行收交通拥堵费。这就能获得交通拥堵费的效率收益，同时对收入分配不构成大的影响。消除外部效应费用的大部分再分配功能，同时使效率得到提高，这是可以做到的。做到的方法，就是利用第三章提出的针对泰格·伍兹的那种一次性征税，利用一次性征税的办法，在不破坏效率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
抵挡住来自“再分配派”的进攻后，经济学家必须面对另一类道德高论者的激烈指责，他们奉行环境保护主义。关于针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收费，并非每位环保主义者都反对，但其中有些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污染就应该是违法行为，而不能对穷人来说是违法行为，对掏得起钱的富人来说就不违法。为什么只允许富人去污染？更广泛的情况是，有些压力集团抗议反对外部效应费用，其根据是：这种收费让人们交钱然后继续干那些令人反感的事情。
对此部分的回应是：即使富人也不会用污染去作乐。富人更可能为交通拥堵付费，这没有错，但他们也不会对此视而不见。或许他们原想两次到商店购物，但考虑之后减少为一次，或者步行去本地商店，而不是驾车去较远的地方。无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外部效应费用使其他选择显得更具吸引力。
从更根本的方面讲，我们千万不能混淆这种外部效应规定的严格性与它的方法。交通拥堵费可以定为每天1美元，或每天10美元，或每天1 000美元。我们知道的是，无论社会觉得外部效应的问题多严重，外部效应费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式。例如，设计合理的交通拥堵费是减少道路使用的最有效方式。道路使用需要减少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无论答案如何，征收交通拥堵费的办法都可以做到。
除了禁止开车的极端办法，还有其他方法可用来代替交通拥堵费的征收，然而问题是，它们也不怎么好办。例如，政府可以给每个人发票证，让他们凭票每周开20英里。这项方案的直接后果是，有些人，尤其是穷人，会将他们的票证卖给其他人，而买票证的大多是富人：穷人愿意拿到钱，富人愿意获得开车的权利。如果政府允许票证的交易，那么这就等于通过另一手段征收交通拥堵费，而且这种方法或许效率更低，因为票证交易还会有讨价还价（收费的多少将由票证的市场价值表现出来）。而如果政府禁止票证交易，那么这项计划显然是无效的，因为有些人想进行交易，却遭到阻止。
还有其他办法，如收取高额的停车费，但这些办法或许仍然效率低，不过难以用一章的篇幅进行证明。例如，高额停车费的确能够阻拦一些司机，但开车和停车之间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有些司机在街上逗留太长时间，只是为了找到免费车位。如果政府想通过收费的办法使大家少开车，那么最好直接向他们收费，并把所得收入花在有益的事业上。
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抱怨说，外部效应费用不够高，另外一些集团则声称收费太苛刻。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无论我们确定多高的费用，外部效应费用都是最有效的方式。针对任何政策，经济学家都能够提出另外的解决办法，但利用外部效应收费的办法，是因为它能够让一些人受益，但同时无人受损。
前一节已阐明，任何外部效应费用的高低都会引起争议。对于追求建立“真话世界”的卧底经济学家来说，理想的外部效应费用针对的是所有真实的外部成本，而且只是真正的外部成本。
有必要考虑一下，对于开车行为的外部效应而言，理想体系将是什么模样。司机在开车的时候，都会释放损害本地区的污染物，而如果他是在人口密集地区开车，那就向他征收污染费。还有另一种费用，那就是针对每次出行时排放二氧化碳的收费，因为无论在地球表面的什么地方，这种排放都会影响气候变化。在每种情况中，每次出行的价格同时由车辆排放物的清洁程度决定。如果在拥堵时段的拥堵地区出行，司机还将面临另外的收费。排放更多污染物的老式公共汽车将被征收重税，这将推动它们的引擎升级；重型车辆在使用不堪重负的道路和桥梁时，也要缴费；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车型也要缴费，因为在交通事故中，它们更容易将司机或行人置于死地。
这是说我们要恢复针对昂贵车辆的“奢侈品税”吗？根本不是。奢侈品税几乎肯定在环保方面具有消极意义，因为它鼓励人们使用陈旧的、污染更严重的车辆——通常便宜的旧车比新车更污染环境。SUV要缴的税可能更多，因为它们不但耗油多，而且重量和高度对其他车辆构成威胁，但不是因为它们更昂贵。征税的目标是鼓励人们开更小、更轻、更高效的车，不是鼓励人们开更便宜的车。
这听起来很复杂。有可能发挥作用吗？很容易想象：每辆车有一个小电脑，它接入全球定位系统，能够跟踪交通拥堵的情况；电脑还监视车辆的尾气排放装置，仪表盘上不断显示当前行车时发生的费用，或许还有提示：“蒂姆，你目前行车每分钟支付9美分。你知道吗？如果你将引擎修理一下，就能将费用减半。”
这种技术会实现的，其中大部分已可以实现，但还有一个难点：搞清楚外部效应的真实成本。电脑能够测量交通拥堵和污染的状况，但在堵车时他人被浪费的时间成本是多少？以颗粒物或苯毒害他人的成本是多少？与其他很多外部效应相关的外部成本与收益都是难以测量的——时间、健康、安静的环境，甚至还有死亡。
为将问题阐述得更透彻，我们或许可以关注特定的实例：开车行为带来的外部效应如何定价。实际情况的测量非常困难：多一辆车对道路造成多大损坏？多一辆车增加多少噪音？多少事故？耽误其他车辆多长时间？多少污染？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更困难的是心理影响的测量。人们对各种各样的烦恼有多在意：污浊的空气、噪音、时间的耽误、压力，甚至还有疾病和死亡，更别说每个人对这些东西的重视程度又不同。
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很容易产生放弃的冲动。为噪音或耽误的时间定一个价格肯定是不可能的，为人的生命定价好像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认为可以不做这些决定，那就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了。政府推行某种政策时、你每次做出个人的选择时，其实都意味着已做出了一种价值的评估，尽管没人坦然表达这一点，甚至面对自己时也不敢承认。
从个人角度，我们不断做出决定，给我们自己的环境、时间，甚至生命定一个价。在租房或住旅店时，如果你为躲避嘈杂地区而多付钱，那么你就是给安静的环境定了一个价；如果你决定等公共汽车，而不是坐出租车，那么你就是在给自己的时间定一个价；如果你嫌麻烦不去购买烟雾报警器，那么你就是宁可让死亡的机会增加，也要节省相应的时间和钱。然而，当你做出这些决定时，你可能没向任何人甚至你自己坦白，你为安静的环境、时间、生命定下了价格。
政府在做决策时，也暗示出他们为我们的生命确定了价格。政府是应该安装更多路牌和标志，还是花钱安装更多测速摄像机，还是改进医疗保健体系，还是资助癌症研究——还是这些事情都不做，而是减税、提高大学的质量，或治理国家公园？这种决策必须做出，而当做出决策时，里面就包含着有关主观价值的假设，其中包括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假设。对外部效应费用的估价非常难，因为要定得恰当，就需要对那些假设进行证明和说明。如果不对它们进行证明和说明，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将受到政治进程的摆布，在最差的情况下，我们将默许某些利益集团的自私要求。
估计这些主观价值的最好方式之一，是研究人们实际做了什么。经济学家有一种“显示偏好”的理论，即人们的偏好经由其作为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显示出来。你买得起梨，但你买了苹果，因此你偏好苹果而不是梨。对经济学家来说，偏好不只是推测，而是由诸如此类的选择实际确定的。可以简单地说，人们碰到不太明显的因素时也是理性的消费者，甚至碰到与他们的健康安全有关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花5美元乘出租车可以节省20分钟时间，但你不愿这么做，那么卧底经济学家会得出结论：你宁可将这5美元花在其他方面。这不是个很重要的结论，但有些人还是觉得它可疑。他还得出结论说，根据你租房的决定可以看出，每周的平静和安宁对你来说值15美元；他还观察到你没有烟雾报警器，所以推测出，你不愿花1小时时间和20美元将你的死亡概率减少百万分之一。
两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透露出人们的偏好：房价和工资。房价包含了一些内在信息，即人们给其他附属设施赋予的价值——商店、草木、低犯罪率、安静的环境、早晨从窗户射入的阳光等等。其中有些可以相当准确地测量，例如，同一条街对面的两座相同房屋价格不同，其价差或许可以显示人们对向阳房屋的偏好程度。还有，如果两种工作所需的技能非常相似，但危险程度不同，那么两种工资就不同，这时工资就显示出某种信息。
这种方法也存在缺陷，尤其是，如果周围安静是因为这里是街道末端，这样就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地玩耍，而且因为抗风条件好，还能节省供暖费，这该怎么算呢？每周的15美元里面，有多少是真正付给安静环境的？钻井平台的一份工作收入高但有危险，还同时要求你连续6周不能喝酒，而且所有业余时间待在室内，这种工资如何计算？或许这种报酬与危险无关，倒是与不方便息息相关。要厘清这些因素总是很难的，而且不可能知道你的工作有多成功。但有了足够信息，经济学家就认为他们可以进行不错的尝试。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你购买烟雾报警器时，或许你认为，它只能将你的死亡概率降低五千万分之一，而非百万分之一。所以在贸然确认你为自己的生命确定的价格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你认为烟雾报警器救你性命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我们要确认：你相当理性地不去花太多时间去搞清这种可能性的大小。
虽然这些方法具有争议性而且不完善，但它们反映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没有人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切身利益。
在利用外部效应定价的方法时，要依赖一些不可靠的信息，即噪音、事故、污染、拥堵这些外部效应的减少对我们来说价值有多大。但这不是我们知识当中的唯一空白，我们同样不知道减少噪音、事故、污染、拥堵的最廉价方法。正是在这第二种空白方面，外部效应定价赢得了喝彩。
当碰到第一种不可靠的信息时，外部效应定价同其他政策一样糟。我们现在知道，任何政策——规定、定价、命令与控制、税收、“放任主义”，都包含模糊或明确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关系到污染、拥堵等外部效应的科学证据，也关系到人们在时间、便利性、健康方面的偏好。这些假设越准确，政策就会越成功。
外部效应定价的真正优势，就在于它填补了我们的第二种知识空白。没人知道解决交通问题的最便宜方法，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外部效应定价将污染、拥堵及其他问题放入“真话世界”中，而这个“真话世界”是市场为我们创造的。只要个人必须面对真话，或者至少面对我们对他们的行为成本的最佳估计，那么他们就会找出办法降低这些成本。他们做出反应所需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反应就越令人吃惊、越具有创新性。我们将会了解到这一点。
去一趟新奥尔良，我们就会知道人们对价格信号的反应有多深刻。新奥尔良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驼背”房屋，其目的是避税。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房屋税根据前排的楼层数征收，所以就有了驼背的设计：前排是一层，后面是多层。它们很有魅力，但如果那是一种实用的房屋设计，在其他地方也会盛行。英国也有类似的故事，那里有很多黑暗的房屋，因为在1696—1851年，英国政府根据房屋的窗户数目向人们征税。
拥堵收费的倡导者相信，劝人们想办法少开车总比劝大家采用浪费的房屋设计更容易。他们预计形势不会在几周内有很大改观，但数月、数年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那时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可以安全、快速驾车出行的社会。
拥堵收费会改变我们每周做出的一些小决定：是否开车去超市，是否乘公共汽车，是否步行去附近的商店，是否通过互联网购买食品，但它也会影响一些大的决定。每年，1/3的人会更换工作，1/7的人会搬家，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时，大家显然都有机会根据交通拥堵收费来重新考虑出行计划。
还有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人们的行为变化将相互强化。如果更多人乘公共汽车，街道上的空间就会更多，公共汽车就能更快地行驶，这样就能更节省成本、往返更多次。如果更多人合伙用车，每个人将更快地找到潜在的、路线更相似的伙伴。如果为了节省拥堵费，更多人尝试每周选几天在家办公，或在一天的不同时间上下班，那么更多公司将想办法满足他们。人们可能努力住得离工作地更近，或者，公司搬到市郊，让员工上下班不必交高额的交通拥堵费。
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外部效应定价的可爱之处在于，它对问题发起冲击，但并未对问题的解决做出假设。拥堵费向司机发出一个信号：如果高峰期时将车开进城市，你就是在给别人增加成本。然后司机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给予赔偿，要么想办法避免增加这种成本。规避这种成本的办法有很多，市场将推动人们发挥这方面的聪明才智。当不存在外部效应时，市场会自动计算成本，刺激生产者降低成本；当存在外部效应时，这类成本对市场来说是不可见的，但外部效应收费这种体系能够提供信号，显示出相关成本的存在。
2003年初，伦敦设立了一个交通拥堵收费区（向开进市中心的车辆每天收5英镑或9英镑），人们反应之快远超出很多评论家当初的预料。一年后，总出车次数下降近1/3。规避这种费用的现象更加普遍：乘公共汽车的人增加了15%，骑摩托车的人增加了20%，骑自行车的人增加了30%。不再进入收费区的司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25%的人绕过收费区，55%的人改乘公交车辆，20%的人改用其他方式，如骑自行车、合伙乘车，或某些天在家办公。在汽车出行减少的同时，交通拥堵造成的时间耽误现象更是大幅减少，这说明，交通拥堵费使街道的使用更有效了。而随着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调整这种拥堵费，处理这种外部效应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保署决定治理酸雨问题时，发现了外部效应费用在治理污染中是多么节省成本的手段。环保署想减少发电厂的硫污染。似乎减少硫的排放是有效的，但减少污染物排放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因此，管理者不能确定他们该要求减少多大量的污染物。
麻烦的地方在于，关于减少污染的成本，厂家会向管理者撒谎。毕竟，甚至呼吸都会排放污染物——二氧化碳。管理者总不能为了防止污染让大家停止呼吸吧？那么该减少什么污染物呢？如何减少？转而采用其他发电方式？问问造成污染的发电厂，他们都会告诉你，减少他们那里的污染物就像是禁止人呼吸——代价非常高，所以应由别人做出改变。
但是，逼出他们的真话并非很难。管理者可以找出减少污染物所需的成本，只要告诉他们，要么改变他们的排放方式，要么缴费。看他们做何选择，然后根据他们的行动进行判断。
环保署在硫排放的问题上使用了这种办法。他们组织了一次拍卖会，对二氧化硫的排放权进行拍卖，因为酸雨正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造成的。造成污染的厂家可以得到一定配额的排放许可证，他们要么在拍卖会上购买更多许可证，要么通过停产、安装硫净化器或购买清洁煤炭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以前，环保署让他们安装硫净化器时，发电厂都说这么做耗资太大，所以他们拼命游说，要求终止这一硬性规定。就连环保署都估计，减少一吨二氧化硫的排放，成本大概在250~700美元之间，还有可能高达1 500美元。但当1993年环保署举办拍卖会时，报高价的厂家寥寥无几。这些厂家当初夸大了他们的成本。到1996年时，许可证的价格已降到每吨70美元，甚至在这一价位上，很多厂家宁可购买清洁煤炭或安装净化器，也不愿购买许可证、继续排放污染物。
管理者发现，净化二氧化硫的成本如此低廉，以致没有什么厂家愿意出高价购买二氧化硫的排放权。到最后，愿意出高价购买许可证的只有学生环保小组，他们购买一张许可证，只为赢得15分钟的赞扬。这种拍卖行动的高明之处不在于降低了硫的排放——通过立法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于全世界的立法者发现了硫净化的真实成本。它为进一步的立法奠定了基础：制定规则时不再是两眼一抹黑，而是对（最恰当的）成本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这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例如中国的太原正在实施类似的计划。
目前经济学家正在设计类似的拍卖会，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气候变化的效应。减少排放需付出多少成本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但拍卖了油、煤、气的提取许可证后，结果就会出来。拍卖可以温和地开始：2007年，拍卖允许提取的碳的吨数与2006年的数量相同。这就是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碳的排放量不能增长。如果很多环境问题专家的话可信，这次拍卖会就可能无法售出所有的许可证，因为基本的节能措施并没有成本。我们拭目以待。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将拍卖越来越少的许可证。碳的排放量或许将比许可数量下降得更快，因为投机分子会购买许可证，将它们囤积起来。这不会造成问题：同样数量的排放到最后将会延迟。如果结果证明许可证价格很高，那么因为掌握了相关信息，我们就能进行一次心中有数的辩论。我们就会问：如果气候变化的成本比减少排放的成本高得多，那怎么办？但是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就像加利福尼亚的硫排放许可证一样，碳排放许可证将很快表明：脱碳的成本将比我们预料的更低。然而我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行动？
“今天你怎么到这儿的？”
“什么意思？”
我被搞糊涂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参加一个环保慈善团体组织的研讨会，可是还没走进大厅的门，一位认真的年轻工作人员就开始盘问我。
“今天你怎么到这儿的？我们在搞一个碳冲销（carbon offset）的项目，所以要了解这一点。”
“碳冲销的项目是什么？”
“我们想让我们的会议做到‘碳中和’（carbon-neutral）。我们让每位参会者说明他们从多远来的、使用了什么交通工具，然后我们计算出有多少二氧化碳被排放出来，种多少棵树能够抵消这些排放。”
卧底经济学家禁不住要跳出来。
“我明白了。既然这样，我是从澳大利亚坐无烟煤（anthracite）动力的轮船过来的。”
“对不起……anthracite怎么拼？”
“那是一种煤——非常脏，含硫量很高。哎呀！”
卧底经济学家的妻子在他的肋骨上狠掐了一下。
“别理他。我们俩骑自行车到这儿的。”
“噢。”
这是一个说明卧底经济学家有多气人的例子，同时我也希望，这个真实故事能够引出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环保慈善团体组织一个碳中和的会议？表面上的答案是“这样可以引发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讨论”。这话虽然没错，但容易造成误导。
卧底经济学家从效率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如果种树是对付气候变化的好方法，为什么不把会议扔到一边，尽可能多种树？（在回答问题时，大家都应该说是坐轮船过来的。）如果唤醒环保意识的讨论很重要，为什么不把种树的问题放在一边，多组织几次讨论？
换句话说，当你能够做到“碳优化”（carbon-optimal）时，尤其当会议没能做到苯中和、铅中和、颗粒物中和、臭氧中和、硫中和、交通拥堵中和、噪音中和、交通事故中和时，为什么要进行“碳中和”的讨论呢？该慈善组织还未说清楚是要直接地（通过种树）改善环境，还是要间接地（通过推动讨论）改善环境，就花大量精力保持自己的完全“中立”。但这并不是针对所有外部效应的完全中立，甚至不是针对适当范围内环境污染物的中立，而是在维护其中立性时，只针对一种明显的污染物——二氧化碳，而且他们是以公开的方式大张旗鼓地这么做。
友好的看法是，该慈善团体在树立一个“好榜样”——如果荒谬的行动也能成为好榜样的话。不友好的看法就是，它在故意摆出一种道德高姿态。
这种推理可能使经济学家显得太自以为是，但这是为了阐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环保慈善团体的道德炫耀行为直接关系到这样的事实：公共政策未能揭示我们的行为造成的环境成本。如果它们做到了这一点，环保专家就可以从经济观点阐明他们的意见，多数的道德论调也将从环保问题的讨论中消失，环境本身的问题也就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处理。
在环保主义只是道德问题的世界里，就连环保主义者自己也不清楚日常决定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一次性尿布（在垃圾填埋场比比皆是）与可清洗尿布（洗涤过程耗电、释放污染性的洗涤剂）相比，哪个更糟糕？就算你是世界上心眼儿最好的人，也很难知道如何做出正确选择。
更重要的是，像很多大大小小的环境问题一样，尿布问题肯定无法在一小撮人那里得到解决：他们总是从道德层面讨论什么是恰当的个人行为，但总是无果而终。作为少数派，绿色和平主义者缺乏正确的环境损失信号，无法号召大家采取恰当行动；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即使理解环境问题，也不愿给自己造成麻烦。信息和动力都是必需的，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市场能够提供这两种因素。
在分析环境问题时，经济学家一直站在前列，而正因为信息和激励机制的双重需要，他们才倡导采用外部效应定价的方法。经济学家关心环境，都梦想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不再是用来做道德表态的问题，而是与市场和“真话世界”恰当结合，因为只有市场和“真话世界”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激励机制，能够促使普通人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行事。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自身行为的成本都能以市场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塑料会被征税，因为它们无法被生物降解，在垃圾场只能进行填埋处理，这将打击塑料包装、一次性塑料袋、塑料衬里尿布的使用。只有在塑料制品的便利性超出多付的钱时，人们才会采用更贵的塑料制品——人们可能还会使用塑料衬里的尿布，但使用塑料包装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造成气候变化的发电方式也将被征税，这将抬高电费，除非我们能够发展出更清洁的燃料。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洗尿布的人和其他人将购买高效的洗衣机，从而减少耗电量。
不用再纠缠于我们的决定对环境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将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愿意为尿布等产品支付外部效应费用，那么我们就能补偿自身行为对他人的伤害。与此同时，我们满怀信心地知道，这种行为带给我们的方便大于它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甚至还会发现，不必老围着尿布转来转去，还有很多改善环境的更轻松方式，干吗老纠缠于这种脏兮兮的东西？
我们花很大篇幅探讨了经济学家所谓的“负面外部效应”——人们在未受惩罚的情况下，其行为造成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副作用。
一旦开始思考“负面外部效应”的概念，你很快就会认识到：肯定还有“正面外部效应”。这是人们在未获奖赏的情况下，其行为所带来的那些令人愉快的副作用。如果亚伯拉罕将他的房子粉刷一新，将他的花园修剪整齐，那么整条街道将显得更漂亮，但没人会提出为他的涂料和剪刀付钱；如果贝琳达开了一家漂亮的咖啡屋，人们经过这条街道时感到心情更舒畅，但她的顾客只愿为自己的快乐掏钱，不会为局外人的快乐付费；如果克雷格决定让儿子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的疫苗，那么其他儿童感染这些疾病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政府只愿鼓励克雷格这么做，并不想有更多表示。
“正面外部效应”看起来都是令人愉快的，但看到以下情况你可能改变想法：亚伯拉罕嫌麻烦，决定不去粉刷房屋；贝琳达怕生意不好，可能不开咖啡屋了；克雷格过于担心疫苗的副作用，决定不给儿子接种。如果他们那么做了，我们其余的人都将受益，但他们权衡之后都觉得那么做不值。就像负面外部效应往往造成更多污染或交通拥堵问题，正面外部效应也可能使我们面临以下情况：需要接种疫苗，与不爱整洁的人为邻，缺少一家宜人的咖啡屋。虽然负面外部效应吸引了所有注意力，但正面外部效应也许更重要。实际上，很多使生命具有价值的东西都取决于正面外部效应，而且是短缺的——不得病、公共生活中的诚信、谈得拢的邻居、技术创新。
一旦我们认识到正面外部效应的重要性，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将对付负面外部效应的政策反向使用：对应外部效应费用，推出外部效应补贴。例如，政府或援助机构常对疫苗的接种给予补贴；科学研究也经常得到政府的大笔资金支持。但我们需要现实地面对所有这种行动的“度”，因为虽然外部效应费用和补贴好像是针对外部效应的好办法，但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
什么时候的外部效应不能被称为“外部效应”？这里有个例子。邻居的树损坏了我的墙，我可以发出抱怨，但如果我真的为此烦心，我可以付钱给他，让他同意我把树砍掉。如果他拒绝我的要求，那么我必须得出结论：他从树中得到的快乐多于给我造成的烦恼，所以为公平起见，树应该保留。或者，我有权诉诸法律，强迫邻居把树砍掉。但这样的话，他可以付钱给我，要求我不动用这种权力，而我可以花一部分钱去修墙。如果我有决定的权力，那么我的钱会多一点；如果他有决定的权力，那么他的钱会多一点。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树对他的价值更大，树就会保留下来；如果树给我造成的麻烦更多，树就会被砍掉。
如果人们能够很容易地走到一起进行协商，外部效应就不再是外部效应。要记住，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外部效应”，正是因为它们在市场交易之外。但是，虽然有些问题位于市场之外，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纳入市场里面。
因为这些“伪外部效应”（pseudoexternality）实际上可以在私人领域内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如果政府也插手进来，设立一种外部效应费用，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将这种外部效应“解决”了两次——与根本不解决问题一样，这种效果同样不理想。其实，并不是发电厂的污染物太多，而是我们夸大了降低污染的成本，所以给予他们过度补偿：将我们的冰箱和路灯断电，每晚只有摸黑向餐馆走去。
你如何避免在使用这种治疗外部效应的药物时“用药过量”呢？提到亚伯拉罕粉刷房屋的例子时，我不假思索地说邻居们不会出钱补偿他的涂料，但在现实中，这种事情还的确发生过。最为普遍的情况是，房主购买涂料给房客，让房客完成一种正面外部效应。如果房客重新粉刷房子，他们就可拥有更舒适的房屋，而房主将来也更容易把房子租出去。考虑到房主和房客的好处，房子是值得粉刷的，但如果房主不出钱，房客可能会嫌麻烦。通过提供涂料，房主分担成本的同时也获得了收益。在这个例子中，表面上看起来有一种外部效应，但经过双方协商分担成本，外部效应被“内部化”了。
但是，如果政府一直考虑对正面外部效应进行补贴，那会怎么样呢？设想呆板的政策制定者错误地认为：在房屋被出租后，房主和房客极少重新装修房屋，任由它陈旧下去。房主或房客都觉得房屋不值得重新装修，但如果他们能够考虑对方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同意这么做。看到这种正面外部效应后，政府开始向重新装修房屋的房客提供500美元的外部效应补贴。如果你觉得这不可信，那就想想政府为改建节能房屋的人提供的补贴，这种改建就产生一种正面外部效应。
假设房屋重新装修为以下情况：房客觉得居住环境更清洁了，这值300美元；房主将来出租房屋的租金能提高500美元，但装修要花1 000美元。政府已完全确定了这种外部效应：带给房主500美元的收益（更高房租），并没有考虑房客。但请注意：由于300美元加500美元低于1 000美元，这笔补贴不足以说服房客进行重新装修——是不敢重新装修，因为无论对房主还是房客，重新装修显然麻烦大于收益。
遗憾的是，房客很想得到那500美元，所以他劝房主另出一笔钱，比如说350美元，然后房客就可以做得很好，自己只需出150美元就可以进行价值1 000美元的装修，因为85%的钱是房主和政府出的，而装修好的环境对他来说升值了300美元。房主也愿意掏钱，因为他出350美元就可以进行一次装修，而这次装修对他来说值500美元。但是，装修的事还是没有进行：毕竟，政府投入了500美元，但最终房客和房主的收益只分别为150美元，这不是提供补贴的有效方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正面外部效应被处理了两次，一次是政府的补贴，另一次是房客与房主的讨价还价。无论单独采用哪种方法，都代表了社会处理外部效应的有效方式，都能得到正确结论，而在这个例子中，正面外部效应不够大，不足以支持这项装修工作。两种方法合在一起用，就意味着给正面外部效应的补贴太多了。
对于负面外部效应来说，类似事情也可能发生。我的邻居有一个以汽油为动力的剪草机，如果政府为此向他征税，而我因为讨厌那种噪音和气味，也提出给他钱，让他把那东西扔掉。政府要收税，而我又愿意出钱，两者结合起来发挥了作用，他决定扔掉那个大家伙——虽然他从剪草机中获得的乐趣和方便超过给任何人造成的伤害，而且他真的应该保留它。
然而，很多外部效应还是相当现实的。在我们显示友好（如果已有裂缝）的花园围墙外面，在我们未粉刷的房屋外面，我们的街道仍然非常拥挤，令人窒息。交通拥堵不是坐下来喝杯咖啡、签一纸协议就能解决的问题。牵涉的人太多了，达成这种协议是不可能的，而且总有人想躲避高成本的谈判，同时希望免费享受好处。
在协商谈判不能对外部效应发挥作用时，如低空飞行的飞机发出噪音，政府强制性的外部效应收费要有效得多。人们坐下来将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越大，政府干预将问题搞砸的可能性就越大。首先，因为政府可能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所做决策不一定符合公众利益；其次，因为会产生“用药过量”的问题；最后，因为人们对自身成本与收益的了解远胜过政府。对于交通拥堵、气候变化这类问题，外部效应收费的办法非常有效，而个人协商谈判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较小规模的问题，我们必须问问：政府强加的药方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本章介绍了一些方法，用以对付我们社会中的一些痼疾：污染、交通拥堵、邻居之间的摩擦。我们了解到，对于市场无法顾及的很多问题，外部效应费用或补贴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前者如针对污染物或拥堵地区驾车征收的费用，后者如为科研或疫苗提供的补贴。外部效应费用既提供人们做正确选择所需的信息，也提供他们这样做的动力。这种收费并不自动回答管理应该多严格，或应该对什么实施管理，但一旦我们的政治程序了解到我们的需要，它们就能提供达到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
不过，你会经常听到所谓的专家抱怨说，针对驾车或污染物的税收将对经济造成危害。这听起来令人担心。但“经济”是什么？如果你经常看布隆博格新闻节目或经常读《华尔街日报》，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以为“经济”就是一大堆枯燥乏味的数据，如GDP（国内生产总值）之类。GDP计算的是一个经济体一年内生产所有东西的总价格，例如一杯卡布奇诺为GDP增加2.55美元，或者会少一点，如果其中某些成分是进口来的。
而如果你认为这就是“经济”，那么那些专家或许就说对了。污染税可能会使GDP这种数字变小。但是谁在乎呢？经济学家肯定不会在乎。我们知道，GDP算入了很多有害的东西（武器销售、拙劣建筑的高额修补费用、上下班的交通费），同时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如照看小孩或在山中漫步。
经济学大部分与GDP的关系不大。经济学研究的是谁得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在这种意义上，清新的空气和顺畅的交通也是“经济”的组成部分。 交通拥堵收费可能会使GDP增加，因为人们能更快到达工作地点，从而生产更多东西，同时因为商品配送更高效，商店里的商品价格可能会下降。但交通拥堵收费也完全有可能使GDP降低。实际上，这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确切地知道，这能在更深刻意义上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对于要往哪里去，要去做些什么，我们有了很多可能的新选择。相对于账面上记的东西，生活中还有更多内容，甚至经济学家都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