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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见，税收就像谎话：它扰乱这个“真话世界”。在本章中，我将阐述一种改进税收的方法，它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于为冬季取暖费发愁的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对泰格·伍兹来说则不然。
你可能没想到，金·凯利（Jim Carrey）的电影与经济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位橡皮脸的喜剧演员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想想主人公为弗莱彻·里德的电影《大话王》（ Liar, Liar ），因为儿子许下的生日心愿，弗莱彻·里德发现他要被迫在24小时里讲真话，这可给弗莱彻带来了大麻烦，因为他是一名律师——律师在他儿子心目中就是大话王。不出所料，随后就是一连串喜剧场面，惊恐中的弗莱彻面对每个问题都会不由自主地说出实话。自由市场并不是好看的电影，但它们就像弗莱彻·里德的儿子一样，强迫你说出真相。虽然电影中金·凯利扮演的角色丑态百出，但我们会发现，“真话世界”造就了一个完全有效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不可能在无人受损的情况下令某人获益。
在本章，我们将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真话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带来效率，以及为何效率是好的。我们还将研究效率的缺点：效率为何不能一直带来公平，以及为何我们要征税。正如我们所见，税收就像谎话：它们扰乱这个“真话世界”。但是我将阐述一种改进税收的方法，它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于为冬季取暖费发愁的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对泰格·伍兹来说则不然。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弗莱彻的儿子在许下生日心愿时，所针对的不只是他巧舌如簧的爸爸，还有全世界的人，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就这样，让我们到“真话世界”里买一杯卡布奇诺。在冲泡咖啡之前，那位咖啡师先将你上下打量一番，然后问：
“这杯咖啡你最多愿意付多少钱？”
你想撒谎，假装自己并不太想要这杯咖啡，但真话却脱口而出：
“我的咖啡瘾犯了，15美元。”
那位咖啡师满脸堆笑，准备借机狠宰你一次，但你是有备而来，已准备好了自己的问题：
“一杯咖啡使用的咖啡豆成本是多少？”
“你们的咖啡杯和塑料杯盖花了多少钱？”
“养一头奶牛花多少钱？一头奶牛挤多少奶？”
“这里的冰箱、取暖、照明所用的电费是多少？”
现在轮到那位咖啡师的“弗莱彻·里德时刻”。无论她多想回避这些问题或抬高卡布奇诺的成本，她都无法说谎。结果表明，那杯卡布奇诺的成本不是15美元，而是不到1美元。那位咖啡师还想讨价还价，但你使出自己的撒手锏，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30米之内还有卖这种咖啡的地方吗？”
“是的……”她绝望地说，同时“砰”的一声，头重重地撞到吧台上，她被彻底打败了。
你心里踏踏实实地走出咖啡屋，手里拿着那杯以92美分买来的卡布奇诺。
任何价格体系都包含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商家和消费者不用必须按照某种特定价格购买或销售商品——他们总可以选择退出。如果你只愿花50美分买这杯咖啡，没人强迫你抬高自己的出价，或者强迫咖啡师降低咖啡的价格。交易不会发生，就这么简单。
当然，有时你会听到人们抱怨，说他们如果想得到某种东西，比如说中央公园西路的公寓，那么就必须支付高昂的价格。这话不假，但是，虽然商品价格有时高得离谱，但你很少必须购买某种东西，你可以花钱在哈莱姆区买套公寓，或者在纽华克买一栋房子，或者买100万杯咖啡。
在自由市场中，人们如果觉得某种商品要价过高，超过其本身的价值，就不会购买。同时，人们如果觉得某种商品的价值超出买家的开价，他们就不会出售（或者，如果他们出售的话，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商店按照生产成本一半的价格出售咖啡，那么它很快就会破产）。原因很简单：没人强迫他们，这意味着发生在自由市场的多数交易都能够提高市场的效率，因为它们能够使买卖双方都受益，或者至少不会受损，而且不会伤害其他方。
现在你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说价格能够“说出真相”、透露信息。在自由市场中，所有购买咖啡的人都选择拥有咖啡，而不是买咖啡所支付的钱。也就是说，他们选择咖啡，而不是92美分可购买的其他东西。这就是说，对客户来说，这个产品的价值要么等于其价格，要么高于其价格；而对生产者来说，这种产品的成本要么等于其价格，要么低于其价格。这个道理或许十分简单，但其现实意义非常大。
我们知道，在自由市场中客户认为他们所购买的咖啡价值高于其价格。这种道理好像微不足道，但它看起来并非如此。首先，在市场之内还有这种“微不足道”的信息，而在市场之外的交易，大家的看法就很不一致，例如华盛顿特区引起巨大争议的新棒球体育场项目。棒球队蒙特利尔博览会队（Montreal Expos）同意搬到华盛顿，但前提是华盛顿市政府资助修建一座新的体育场。有些人说，补贴将高达7 000万美元，还有人说金额将高得多。或许这是个好主意，或许不是。我们如何确定这样花费纳税人的钱对不对？现在还没有定论。
在市场体系内部做决定时，就不会产生此类争议。如果我决定花70美元买张票去看棒球比赛，没人会问我值不值。我自己做出选择，所以很显然我认为值。这种自由选择透露出信息：我认为什么重要，我的偏好是什么。而当几百万人做出选择时，市场价格汇总起来，就可以反映出我们大家的考量和偏好。
因此，在自由市场中客户认为他们购买的卡布奇诺价值高于其价格，这并非微不足道的信息，而是很重要，但我们不能就此止步。
现在再重新想象一下：这个咖啡市场不但自由，而且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不断有创业者产生新创意、建立新公司，进入这个市场，对现有公司形成威胁。（竞争行业的利润只足以支付员工工资，并使创业者相信他们将钱投入这个行业比存在银行里划算。）竞争迫使咖啡价格下降到“边际成本”——咖啡屋多提供一杯咖啡时付出的成本，我们都记得，这一成本低于1美元。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咖啡价格等于咖啡的边际成本。如果价格低一些，就有公司退出，直到咖啡价格升上来。如果价格高一些，新公司就会加入，或者老公司扩大经营。突然之间，咖啡价格表达的不是一种模糊的现实（对买主来说，这杯咖啡值92美分或者更多，而对咖啡屋来说，它的成本是92美分或更少），而是确切的真相（这杯咖啡在咖啡屋的成本就是92美分）。
如果其他行业也是完全竞争，那会怎样？这就意味着，对每种产品来说，价格都等于边际成本。每种产品都通过一个超复杂的价格网络与其他所有产品联系在一起，所以当经济体的某个地方发生某种变化时（巴西出现霜冻，或美国出现购买苹果iPod的热潮），其他一切都将改变，以适应前面的变化。这种改变可能细微得难以察觉，也可能很大。例如，巴西的霜冻将损害咖啡作物，使全球的咖啡豆供应减少，这将增加咖啡店要支付的原料价格，直到咖啡消费减少的量等于咖啡减产的数量时，这种价格上升的势头才会停止。替代产品（如茶）的需求将上升一些，这鼓励茶价的升高和茶叶供应量的增加，互补产品（如咖啡伴侣）的需求将下降一些。在肯尼亚，咖啡豆种植户将获得更高利润，并投资改善自己的生活，如为自家房子装上铝制屋顶；铝的价格将上升，所以有些农户在购买之前决定先等等看。这意味着银行账户和保险箱的需求将上升。然而对于庄稼遭灾、运气不好的巴西农户而言，情形恰恰相反。自由市场就像一台超级计算机，处理着各种各样的需求和成本，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推动人们做出反应。
这看起来像在做荒唐的假设，但经济学家能够测量，而且已经测量出了某些效应：当霜冻袭击巴西时，世界咖啡价格的确上升，肯尼亚的农户的确在购买铝制屋顶，安装屋顶的人工费也的确上升了，而且农户们也的确调整了自己投入资金的时间，以免支出过高。即使市场并不完美，它们仍能够传递极其复杂的信息。
各国政府或其他各类组织发现，针对如此复杂的信息做出反应是很困难的。在坦桑尼亚，咖啡豆的生产不处于自由市场中，因此咖啡豆价格上升后，获益的不是农户，而是政府。从历史上看，该国政府未能认识到这种价格优势的暂时性，没有明智地花费这笔钱，而是用它为公务人员大幅提高薪金。
要理解市场为什么能够如此出色地处理复杂信息，首先要从客户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购买那杯卡布奇诺，是因为他认为那杯卡布奇诺的价值高于他用同样多的钱可购买的其他东西。但是，他用同样多的钱还能买什么呢？在我们的“真话世界”里，他能买到成本等于或低于一杯卡布奇诺的任何东西。如果他选择咖啡，那么他就是在说，在世界上所有与这杯咖啡同价的东西中，他最愿意得到的是咖啡。
当然，在其他地方，其他人将钱花在咖啡之外的其他商品上，如电影票、公共汽车票或内衣，还有些人选择不花钱，而是将钱存进银行。所有这些相互竞争的需求拉动生产商做出反应。如果人们想要电脑，那么生产商将建工厂、雇用工人、购买塑料和金属，这些原料本可用于其他用途，现在被用来制成电脑。如果人们想要咖啡而非内衣，那么更多土地将用于咖啡的生产加工，而不是用于其他用途，如建设公园或住宅，或者种植烟草，内衣店将被咖啡屋取代。当然，新兴公司将从银行贷款，利率将会上升或下降，这取决于存款额与贷款额之间的差额。利率是另一种价格——当前而非明年的支出的价格。你可能认为，利率是中央银行确定的，如美联储的艾伦·格林斯潘或英格兰银行的默文·金（Mervyn King）。实际上，格林斯潘和默文·金领导的委员会确定的是“名义”利率，真实利率是通货膨胀后的利率——由市场针对中央银行的反应所决定。
变化不会止步于此。价格体系内的波动继续向外延伸，它们极其迅速地刺激着经济领域的某些部分，从而在其他领域，如教育或科技领域造成缓慢但巨大的变化。例如，如果电脑生产中缺乏足够的熟练工人，戴尔和康柏等生产商就必须培训这类工人，或者提高岗位工资水平，从苹果和Gateway等公司吸引熟练工人。随着熟练工工资的提高，人们会看到有必要抽出时间去读大学；生产商有兴趣制造更廉价或更优质的电脑，这种兴趣将推动实验室和工程学校的发展；对塑料的更多需求将抬高原材料（原油）的价格，这又将刺激以石油为能源的企业转而采用廉价的替代燃料，或投资于节省能源的科技。而且这种变化在持续下去。这类效应中，有些非常细微，有些非常巨大，有些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些则在几十年内无法被认识到。但是在“真话世界”中，在完美市场的世界中，所有这些效应都产生作用。
像以上这样一系列完全竞争的市场相互紧密联系，会出现什么结果？
公司以恰当方式制造商品。 任何浪费资源、过度生产，或使用错误技术的公司都将退出市场。每个产品都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制造出来的。
公司都在制造恰当的商品。 产品的价格等于产品的制造成本。价格同时反映客户在进行选择时考虑的要素（两杯咖啡与一个丹麦酥饼的价钱一样，你选择什么），价格直接联系产品成本和客户偏好。
商品制造遵循了恰当的比例。 如果生产的咖啡太多，生产商将降价；如果生产量小，价格将上升。无论哪一种，现实将自我纠正。在竞争市场中，价格等于成本，没有因素刺激任何人少生产（放弃有利可图的销售）或多生产（制造产品的成本高于任何人乐意付出的代价）。竞争规则——价格等于成本、等于消费者认同的价值——使经济保持有效。
商品流向“恰当的”人。 购买产品的人只是愿意支付适当价钱的人。假设我从阿克塞尔那里收回一杯卡布奇诺，然后给鲍勃，在“真话世界”中，这是一种浪费。阿克塞尔愿意为这杯咖啡付钱，而鲍勃不愿意，这意味着阿克塞尔比鲍勃更看重这杯咖啡，而我的做法是低效的。请注意，在这里我将“恰当”和“有效”等同起来，稍后我们会探讨和质疑这种假设。
因此，如果以恰当方式制造出恰当数量的恰当商品，而且这些商品流向最看重它们的人，那么就不再有任何提高效率的空间。换言之，你无法做到比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更有效率。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完全遵循价格体系中包含的真相：价格是公司成本的真实反映，也是客户价值的真实反映。
因为西方社会高度依赖自由市场，所以我们会发现，很难设想没有市场的生活将会怎样，或者退一步讲，我们难以理解市场的影响有多么深刻。然而，现代民主国家提供了很多市场体系之外的商品，通过研究这类商品的提供方式，我们能够了解市场的优点和缺点。你可以想想当地亲切的警察部门，它们就是由非市场的税收体系来付酬的。非市场体系有一些好处——例如，当你拨打“911”时，没人会要求你提供信用卡的信息。政府应该向富人和穷人提供同等程度的保护，尽管它好像未能做到一贯如此。
然而，非市场体系也有一些缺陷。例如，如果一位警官作风粗暴或能力不足，你无法选择“购买”另一警察部门的服务。如果你认为警方提供的保护太过火，也轮不到你来削减他们的工作量。同时，如果你想要得到额外的服务，你也无法通过多付钱做到这一点。不，你必须游说当地的警方，希望他们考虑你的请求。
政府提供的学校教育是我们很多人接受的非市场的服务。在英国和美国，多数人都将子女送到政府创建的学校去读书，但这些学校各不相同——不同的氛围、不同的学科特长，最重要的是，有些是好学校，有些则不是。针对学校的市场解决方案类似于针对食物的市场解决方案：最好的食物流向愿意且有能力付最多钱的人。但是在政府主导的行业里，没有价格的分别。那么发生了什么情况？——家长们排队、争吵、抗议。他们搬家到有好学校的地区。在英国，政府主导的教会学校往往可以培养出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所以无神论者每个礼拜天带子女到教堂，以得到牧师的推荐，从而进入这类学校。
就像警察部门一样，这个非市场体系也具有一种暧昧的优势，它掩盖了一个事实：与富人相比，穷人无法享受到同等质量的教育。而且同样，这个非市场体系遭遇一个严重问题：关于价值、成本、福利的真话消失了，很难辨别哪些父母将子女送进教会学校是出于宗教原因，哪些父母这么做只是因为望子成龙。同样不可能了解的是：为得到更多教师和更好的教学条件，家长们愿意出多少钱。在市场体系中，提供好学校需要多少成本、谁愿意为这些成本付钱，有关的真相将自动浮现，而非市场体系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纠缠不清。
好像人们很乐意为好学校掏腰包，因为我们看到，好学校周围的房价总是高一些。这一非市场体系优先考虑本地学生，所以有些家长既然乐意掏钱送子女进好学校，当然也就愿意在有好学校的地区买房子，这样这笔钱就进了房地产商的腰包。这好像有些不合理。而市场体系将使这笔钱直接流向好学校，因此好学校会越来越多。
价格发挥两种功能，而不是一种。在市场体系中，价格提供一种方式，决定谁能享受有限的学校供应：谁掏钱最多就可以将子女送进最好的学校。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状态，因此，之所以设计政府主导的学校体系，就是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但价格同时释放信号：建更多学校，雇用更多教师或如果教师短缺就涨工资，购买更好的教学设备。长远来看，在价格体系的作用下，乐意为好学校掏钱的强烈愿望将转化成大批的好学校，就像在价格体系作用下，对咖啡的巨大需求将转变为大量卡布奇诺。
难道政治家不知道我们很看重好学校吗？他们不该让政府投资去建设好学校吗？难点在于：政治家不但听说我们想要好学校，而且还听说我们想要更多的街头警察、更好的医疗服务、大量宽敞的道路、出色的福利条件、低税收、大杯的香浓奶咖。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是很容易的，但是价格迫使我们言行一致，价格透露出真相。税收有其好处，但税收大多无助于显露真相，因为我们不能根据我们自己的消费愿望来选择是否缴税。因为价格是可选的，所以它们透露出信息。
这些都不足以证明，应反对以非市场的过程提供警察服务或学校体系。非市场的体系有其好处，但它们同时丢失了重要的东西——信息，有关短缺、需要、愿望的信息，有关不方便之处和成本的信息。有时信息的丧失是值得的，因为平等或稳定方面的收益能够予以弥补，但有时信息丧失后，会造成一个经济体、一个社会在浪费和困惑中挣扎。我们以为，我们从学校和警察部门得到的价值大于它们向我们征收的税款，但我们无法确定。卡布奇诺就不是这样。
完全竞争的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超级计算机网络。依靠惊人的运算能力和每个经济领域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甚至深入我们的头脑、读取我们的欲望，这个市场不断对生产进行重新优化，对生产成果进行完美的分配。要记住，当经济学家说经济处于无效状态时，他们的意思是：有办法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令某些人受益。虽然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有效，但效率并不足以确保社会能够公平，效率甚至不足以确保我们乐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例如，如果比尔·盖茨拥有全世界的钱，而别人都快饿死了，这就是个有效的社会，因为除非使比尔·盖茨受损，否则没有使其他人获益的方式。除效率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东西。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有时宁可选择善意的谎言。例如，要为明尼苏达州一位老妇人的房屋供暖需付出高额成本，但我们宁可补贴这部分燃料，而不想让她面对这笔费用的真相。
相对于补贴，税收是造成无效的更普遍原因：政府从市场交易中征税，将税收所得用于我们期望的好的事业中，如警察队伍和学校。为什么税收造成无效？因为它们破坏了完全竞争、有效市场中价格所携带的信息，价格不再等于成本，所以成本不再等于价值。例如，10%的销售税就在以下环境中制造了一个“谎言”：
• 一杯卡布奇诺的成本：90美分
•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一杯卡布奇诺的价格：90美分
• 一杯卡布奇诺的税后价格：99美分
• 愿意为这杯卡布奇诺支付的价钱：95美分
• 售出的卡布奇诺数量：无
• 征得税款：零
本来有一笔交易可创造5美分的效率收益（顾客愿出价95美分，卡布奇诺的成本是90美分），但因为销售税的存在，这笔交易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这笔税款也没有发生。如果政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免去这笔税款，那么政府不会遭受损失，但咖啡买家将获益——明显的效率收益。
税务官员很难了解何时该征税（在税收不会改变买家行为的情况中），何时该免税（因为潜在买家通过不购买咖啡，就会避免缴这笔税款）。但他们尝试做到这一点，采用的方法就是本书第二章介绍的价格定位策略。当价格敏感度较低时，税率往往很高。例如，政府对汽油和香烟征收高价税，这不是出于环境和保健原因，而是因为购买这些产品的人需要开车、对吸烟上瘾，即使在面对高额税收时，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我们想避免无效，因为在无效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机会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使某些人受益，而我们不想拒绝这种机会。但税收造成无效，而且我们多数人认为，我们需要用税收来实现收入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程度或大或小）。我们好像面临两种相互矛盾的紧迫任务：避免无谓的浪费即“无效”，但同时确保财富至少达到某种程度的均匀分配。我们所需要的，是使我们的经济体既有效又公平的方法。
完美市场的效率，政府善意干预制造的公平——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吗？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世界的各国政府好像觉得必须这样做选择。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扩大联邦政府的作用。在英国，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lee）的战后政府控制了医疗、钢铁、航空、石油、铁路、电话等大部分行业。国有企业之所以盛行，部分因为在战后那段贫乏困顿、筋疲力尽然而充满希望的年月里，经济学家对指挥那场战争的专家们抱有某种信心，认为他们同样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建设。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后来国有经济的垮台，无论是苏联这类庞大的经济体，还是坦桑尼亚、朝鲜之类的小经济体。但是，即使他们当时相信私营市场更有效率，这在20世纪40年代也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某种程度的无效意味着社会相对公平，那么战后英国的工党政府也会对这种无效感到满意。
但是，效率和公平这种古老的两难困境后来被一位纽约的年轻人解决了，他的名字是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十几岁时，阿罗亲眼目睹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业和所有存款，这使阿罗见识了所有这些不公平。追求社会公正成为阿罗的愿望，但是在理智上他知道，他无法忽略效率的问题。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以其逻辑头脑苦苦思考一种紧张关系：一面是不会出错的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面是实现某种公平的需要。他的解决方案非常精彩，突破了关于竞争性市场和效率的传统思维模式。他做出证明，不但所有完美市场是有效的，而且通过调整起点，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得到所有有效的结果。阿罗后来赢得了经济学家能够获得的各种荣誉，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是荣获该奖的最年轻经济学家，而且至今保持着这一纪录。但是，为什么他的洞见如此重要呢？
我称他的洞见为“领跑理论”（head start theorem）。不要只考虑一个极其复杂的真实经济体，想一种非常简单的体育比赛项目：100米短跑。速度最快的选手将赢得比赛。如果想让所有选手一起撞上终点线，你就得改变比赛规则，命令速度快的选手慢下来，然后大家手拉手冲刺。这是才能的浪费。或者，你可以将某些助跑器向前搬，再将某些助跑器向后搬，以使所有选手都尽快跑，在遵守其他通用规则和比赛目标的情况下，速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足更多的路，最后才能与最慢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
阿罗证明，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造成的过度行为时，同样的方法也能够奏效。这种方法不是干预市场本身，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和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
举例来说，一次性税收可以是政府向每个人征收800美元，或者向每位年满65岁的公民征收800美元，或者向出生证上姓氏以H开头的每个人征收800美元。关键之处在于，一次性税收不影响任何人的行为，因为你无法避免它。所以与销售税不同，它不会造成效率的损失。与此类似，一次性再分配的例子可以是：向姓氏以H开头的每个人赠送800美元，这项政策我肯定投赞成票
。
以百米赛跑做比喻，一次性征税就像把助跑器向后搬几步，所得税和销售税就像要求最好的选手在后面起跑，两种方法都可以确保一个更公平的结局，但向后搬动助跑器的方法不会令任何人慢下来。
在百米比赛的背景下，相当清楚的是，得到近似结果的方式之一是让速度慢的选手领跑。在一个经济体的背景下，由于有几十亿不同的商品、愿望、原材料、人才，领跑理论就成了一种相当大胆的主张。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你可以让竞争性的经济体利用每种本领和每种原材料，利用每一次贸易、合作、教育、投入的机会。通过改变起跑点，并让完美市场做其余的工作，仍能够得到公平的结果。
这里的含义就是，在一个完美市场中，唯一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是“领跑”策略——恰当地进行一次性征税和补贴、使每个人位于公平位置的计划。然后从调整后的出发点开始，完美市场找到每个使大家受益的机会。关键问题是：这在现实中行得通吗？
我们来举个例子。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据，用以反对“视正义为公平”，也就是说，他反对将某种特定的财富分配视为“最优的”或“公平的”分配。在写作时，诺齐克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名篮球明星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为例。张伯伦的才华使他变得富有，诺齐克认为这是正当的，因为张伯伦的财富来源于球迷的合法决定，而这些球迷愿意掏钱看他打球。这种情况或许是“正当的”——以诺齐克对这个词的理解，但导致现金分配高度不平等的任何情况都能被看作“公平的”吗？
或许对张伯伦的收入课以重税将使情况更公平，但诺齐克警告说，如果张伯伦并非真喜欢打篮球，而且他不堪忍受重税，他就可能放弃篮球。因此，虽然这种情况可能看起来更加“公平”，但税金不见了，有张伯伦的篮球赛也不见了——卡布奇诺销售税的问题又来了。所以，如果有关各方——球迷和球员，都想要“不公平的”结果时，怎么能说这种收入分配方式是“公平的”呢？
得益于肯尼思·阿罗的理论，我们现在知道，当面对泰格·伍兹这种体育明星时，解决方法就是向他一次性征收几百万美元的税。他仍有动力通过打高尔夫赚钱，因为他无法通过少比赛来避税，而要躲避高额的所得税时，他就会这么做。他赚的钱无疑足以支付税单，还足以购买家用轿车和一座不太招摇但挺好的房子。在这种情形中，没有浪费或无效，但其结果是“公平的”，因为财富的分配更加均匀。
这个方案的唯一麻烦在于，它行不通。问题并非不可能只针对一个人征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用79%的所得税税率时，其门槛非常高，以致只有约翰·洛克菲勒一人适用这一税率。问题更多在于：真正的一次性税收根本不应改变人们的行为。理想情况下，这笔税应在泰格·伍兹出生之前就决定下来，因为如果他能够预料他成功后需要交重税，那么他可能会选择另一种职业。
当然，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泰格·伍兹出生之前就决定对他收这种税，但我们不应完全放弃“领跑理论”。虽然我们不能总是采用一次性征税和再分配，但我们有时可以采用。而当我们能够采用时，这种方式就值得考虑，因为它保护了竞争性市场的效率和“真话”，同时加上了公平的元素。
“领跑理论”有更合乎实际的应用，例子之一就是帮助老年人冬季防寒，同时不损害环境。有一个冬天，因为供暖不足，英国有2.5万老年人死去。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征收的家用燃料税比其他商品税率低。但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有点奇怪，相当于“在后面起跑”的解决方法。如果政府需要提高税收——好像所有政府都这样，那么接近有效策略的第一个方法是：针对所有东西采用同一销售税税率，因为这不会太过改变人们的购买决定。如果想更加有效，就考虑第二章介绍的“价格定位”。因为客户无法轻易减少燃料消费，他们对家用燃料的价格就不会太敏感，因此政府应针对燃料多征一点儿税，同时针对其他商品少征一点儿税——客户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无效的程度将会降低。更加精密的观点（提前看过第四章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说明，家用燃料是一种不可再生能源，而且使用起来造成污染，所以更应该对家用燃料多征税。
家用燃料税率低、其他商品税率高的情况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但当老人们面对冷冰冰的燃气或燃油火炉发抖而无法承担这笔费用时，我们又开始担心。这必然会成为政府必须做出的艰难选择之一吗？不一定。不要根据这一错误税率对其他人进行征税，最好是选择一个合理税率，但同时给老年人以领跑的机会——因为他们的贫困和虚弱，他们对供暖有额外的需要。这个简单的补救政策就是：提高燃料税，但为老年人提供额外的补贴。他们可以利用这笔钱使火炉燃烧起来，保持身体的温暖。
根据“领跑理论”我们知道，得到这笔钱后，领补助的人会自己去找到有效的结果——这个过程可能无须燃烧更多燃料。并非每个领补助的人都感到冷，而的确感到冷的人会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有些可能利用这笔钱搬去佛罗里达，有些可能用它来增强房间的保暖效果。那些不感到冷的人会将钱花在其他地方。除非有必要，没人会燃烧更多燃料，而如果有这种必要，他们将有钱满足自己的这种需要。
“领跑理论”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碰到问题时，有必要先问问，是否可通过调整助跑器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干预比赛。这种战略并非总能适用，但因为自由市场是有效的，所以努力提高效率达到其他目标是值得的。
整个这一章，我们经历了一次幻想之旅，这次旅程像弗莱彻·里德的故事一样似是而非。在“真话世界”里，市场都是完整、自由、竞争性的。在现实中，要让全世界都是完整、自由、竞争性的市场，其可能性相当于巧舌如簧的律师开始向所有人讲真话。
你可能会问自己：这一章虽然短，但我为什么要去读某些怪异经济学家的幻想？答案就是：这种幻想帮助我们理解经济问题为何产生，也保证我们向更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知道，一个完美市场的世界再加上“领跑”的方法，这正是我们当前能够追求的最好目标。当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失灵时，我们知道要去研究市场失灵的原因，并尽量进行补救。
我们已经研究了市场失灵中的一种：有些公司拥有稀缺力量，能够将商品价格定得远高于其真实成本，也就是在竞争性市场里的价格水平。正因如此，经济学家相信，偏向市场还是偏向企业，尤其是特殊的企业，有很重大的差别。偏向市场的政治家相信竞争的重要性，愿意阻止企业获得太多的稀缺力量，而受企业游说者影响太大的政治家所做的事恰恰相反。
无论是否得到政治家的支持，公司拥有稀缺力量就是一种市场失灵，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市场失灵。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面对这两种市场失灵，同时将有趣的“真话世界”留在身后，重新面对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