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

天钩依然存在，只是看不见。启蒙运动一次次地展现出折中模式：从上帝手里夺回了一座城池，却仍然坚持上帝永远把持着城池之外的地方。不管事实证明有多少天钩是出于幻想，总有下一个天钩会是真的。实际上，辛辛苦苦做了一大堆工作以说明自然出现更合理，却突然看到了设计（这太常见了），我只好给它借用个名字——偏离（swerve）。卢克莱修是偏离第一人。在一个由运动轨迹可预测的原子所构成的世界里，卢克莱修（顺着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开辟的道路）无法解释人类明显存在的自由意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任性地提出，原子必定是偶尔不可预料地偏离，因为神祇命令它们这样做。自此，诗人的这种前后不一就叫作“卢克莱修式偏离”，不过，我打算用这个词进行更一般性的指代：每当我逮到哲学家在自己难于理解的东西上强行解释，违背原本的立场，随意抛下天钩时，我就说，这是“偏离”。在后面的章节中，你将会看到许多卢克莱修式偏离。

牛顿的对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1710年的《神义论》中，尝试用数学证据证明上帝存在。他得出结论，罪恶在世上漫步，让人尽可能拿出自己最好的部分来。上帝总是精心地计算怎样将罪恶限制在最小值，如有必要，它会降下大难，杀死更多的坏人，虽然偶尔也杀死好人。伏尔泰嘲笑莱布尼茨的“最优主义”（optimism），当时这个词的意思几乎和现在完全相反：这个世界是完美的、无可改进的（“最优”），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导致60000多人死亡。万圣节的清晨，教堂里挤满了人，神学家按照莱布尼茨的解释说，里斯本罪恶太多，受惩罚是应得的。伏尔泰认为这太过分了，便写了一首诗讽刺地问：“那就是说，陨落于地震的里斯本，比处处骄奢淫逸的巴黎，能找到更多的恶？”

牛顿的法国追随者皮埃尔-路易斯·莫佩尔蒂（Pierre-Louis Maupertuis）前往瑞典拉普兰，证明地球在两极附近趋于扁平，一如牛顿力学所预测的。接着，他又否定了建立在大自然奇迹（或者太阳系运转的规律性）之上的上帝存在的其他论据，从牛顿的立场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但是走了这么远，他突然停下来（他的卢克莱修式偏离病犯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自己的“最小作用”原理（用于解释运动）展现了大自然的大智慧，故此，它必然是智慧创造者的产物。或者，用莫佩尔蒂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上帝和我一样聪明，那么它必然存在。这是何其不合逻辑的推论呀。

伏尔泰很生气（有可能是因为他那颇有数学天赋的情妇埃米莉，也即夏特莱侯爵夫人，曾跟莫佩尔蒂交往过，还撰文捍卫莱布尼茨），便在自己的小说《憨第德》（Candide）里创造了一个杂糅了莱布尼茨和莫佩尔蒂性格的人物——潘格罗士博士。哪怕一同经历了梅毒、海难、地震、火灾、奴役和绞刑架，潘格罗士仍然劝服了天真的老实人憨第德，这就是一切可能世界里最好的那一个。伏尔泰对自然神学的蔑视，很明显直接来自卢克莱修，因为贯穿其一生，伏尔泰都在借用卢克莱修的观点，有一阵子甚至自称“卢克莱修转世”。 PouuNOdupy/8Q06KdogJLJFXPlEZy4KhaC/mE1AlS/UFKU0rSHILCQ8kd5hyvx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