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演变通论

“演变”（evolution）一词的本意为“渐次展开”（unfolding，也有“演变”之意）。演变是一个故事，讲述世事如何变迁。它是一个有着诸多其他含义的词，涉及特定类型的变化。它暗示一种东西从另一种东西里出现。它又有“增量式渐进变化”的隐含意思，与突发革命相对。它既是自发的，又是不可抵挡的。它表明从简单起点开始的累积变化。它意味着来自内部的变化，而不是从外部引导的变化。它通常还指没有特定目标、对在何处结束也持开放态度的变化。当然，它还特指生物体当中通过自然选择机制逐代修正的基因遗传。

本书认为，演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它是理解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变化的最佳途径。人类制度、人工制品和习惯的改变，都是渐进的、必然的、不可抵挡的。它遵循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叙述方式；它慢慢推进而非大步跳跃；它有自己自发的势头，不为外部所推动；它心里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具体的终点；它基本上是靠试错产生的，而试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以电光源为例。1712年，一位籍籍无名的工程师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碰巧找到了第一种把热转化为功的实用方法，虽然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发明（把水煮沸，生成膨胀的蒸汽）背后的基本原理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水在机器里，通过无数细小的步骤，变成蒸汽后可发电，提供第一道人造的光线：这就是热做功发电。从白炽灯到荧光灯再到LED灯的变化，迄今仍在展开。这一系列的事件，就叫作演变。

我的论点是，在上述所有含义中，演变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为常见，更具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局限于遗传系统，还能解释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改变方式：从道德到技术，从金钱到宗教。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增量的、无预定方向的、自然发生的，并受种种竞争理念自然选择的推动。对出乎意料的变化，人类往往是承受者而非肇事者。虽然文化演变并无目标，但针对问题所生成的巧妙功能性解决方案，丝毫不亚于生物学家所谓的适应。我们早就发现，若不引入蓄意设计之说，动植物在形式及行为上那些明显的目的性很难得到解释。眼睛难道不是专门为看而设计的？出于同样的道理，每当看到人类文化很好地解决了人类面临的问题，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有些聪明人存心设计了它。如此，我们常把太多的荣誉，放到了碰巧出现在那附近的某个聪明人头上。

人类历史的传授方式，也由此充满了误导，因为它太过强调设计、指导和规划，而太少关注演变。所以，打了胜仗的，是将军；经营国家的，是政客；发现真理的，是科学家；创造流派的，是艺术家；实现突破的，是发明家；塑造心灵的，是老师；改变思想的，是哲学家；布道的，是教士；做生意的，是商人；阴谋导致危机；神祇订立道德。不光是个人，也包括机构和制度：公司、政党、宗教——据说，塑造世界的，是它们。

当年，老师就是这样教导我的。现在，我觉得这么说恐怕错多对少。诚然，个人能够有所作为，政党或者大公司也一样。领导很重要。但如果说，世界上有一套延续至今的主流神话，我们所有人都犯过同一个惊天大错，存在同一个盲点，那就是：人人都以为，世界这个地方主要仰赖规划。这样一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弄错了因果：我们把船舶扬帆归咎于风，又误把旁观者当成了肇事者。一场战斗打赢了，那必然是将军打赢的（而非疟疾流行，敌军萎靡）；孩子学习，一定是老师教的（而非老师帮他找到了书籍、同伴和好奇心）；物种存活下来，一定是环保人士救了它（而不是化肥的发明减少了养育人口所需的土地数量）；发明的诞生，必然来自发明家之手（而非下一级技术台阶不可避免的必然成熟）；危机出现，一定是因为有阴谋（绝对不是编出来的）。我们描述世界的时候，总觉得人和制度是关键，可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一如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在《反脆弱》（Antifragile）一书中所说，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因”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怀疑：“这就是别太在乎报纸说什么的另一个原因，它们总是无休无止地为事情找原因”。

塔勒布无情地嘲笑他戏称为“苏联-哈佛错觉”的观点：讲授鸟类的飞行原理，就误以为是讲座造就了鸟类的飞行技能。亚当·斯密对自己笔下的“系统之人”也毫不客气，这样的人幻想“可以轻松地安排庞大社会中的不同成员，就如同一只手可以摆布棋盘上的不同棋子，”却完全忘记了：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棋子本身会做自有运动。

借用亚伯拉罕·林肯创造的一个说法，我希望，通过本书，能逐渐让你“释放”（disenthrall）对人类意图、设计和规划的痴迷。我想把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生物学理论，套用到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让你透过设计的错觉，看到潜藏在底层的，自然发生、未经规划、无情推进却又美丽动人的变化过程。

我常发现，人类很不擅长解释自己的世界。如果有一位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外星人类学家来到地球，提出一些深入的问题，他是得不到精彩答案的。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杀人率都在下降？犯罪学家对此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为什么全球平均收入达到了19世纪时的10倍以上？经济史学家为此吵成一团。为什么大约20万年前，部分非洲人开始发明可累积的技术和文明？人类学家说不明白。世界经济是怎样运作的？经济学家假装想要解释，但是说不出具体的细节。

这些现象都属于一个陌生的类别。1767年，一位名叫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苏格兰随军牧师首次对它下了定义：这些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的设计。它们是演变现象。这里的演变，用的是它的本意，也即渐次展开。而这样的演变现象，到处都是，无所不在，可我们无法分辨出这一类别的现象。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思想，把世界分成两大类：人设计和制作的东西以及不来自命令且并无功能的自然现象。经济学家拉斯·罗伯茨（Russ Roberts）曾指出，我们没有词汇可涵盖此类现象。倾盆大雨里帮你遮风挡雨、保持干燥的伞，是人类行为与人类设计的结果；万一忘了带伞，把你淋得全身透湿的暴雨，则两者皆非。但促成本地商店卖给你伞的系统，或是伞这个词本身，又或者要求你把伞侧向一边，好留出路来让别的行人通过的礼仪规矩，属于什么范畴呢？这些（市场、语言、习俗）都是人造事物，但它们无一来自人的设计。它们全都是计划之外自然发生的。

我们同样还把这种想法带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我们认为自然中也存在有目的的设计，而非自然发生的演变。我们寻找基因组里的层次结构，寻找大脑里的“自我”，寻找思想里的自由意志。要是出现极端天气事件，只要能找到一丁点儿有关人类自主性的痕迹，我们都会说那是罪魁祸首——不是怪罪巫医，就是怪罪人为原因造成全球变暖。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世界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变化的地方。模式自然出现，趋势逐渐演变。候鸟在天空中排队成V状并无意义，白蚁建造了宏伟的蚁穴却不需要设计师，蜜蜂修筑六角蜂巢不靠指令，大脑的塑造不来自“造脑师”，学习可以不靠传授，政治事件由历史塑造，而非反过来那样。基因组没有主基因，大脑没有指挥中心，英语没有指导员，经济没有首席执行官，社会没有总统，普通法没有首席大法官，气候没有控制按钮，历史没有五星上将。

在社会中，人是变化的承受者，甚至直接主体，但很多时候，成因来自别处——它们是自然发生的、不可阻挡的集体性力量。自然选择带来的生物演变是这些无情力量中的最强者，但除此之外，演变式无规划变化也有其他较为简单的形式。事实上，借用创新理论家理查德·韦伯（Richard Webb）提出的一个说法：达尔文理论是“特殊的进化论”；演变还有一套通论，适用范围远超生物领域。它适用于社会、资金、技术、语言、法律、文化、音乐、暴力、历史、教育、政治、神祇和道德等领域。通论认为，事物不会始终不变，它们不可抵挡地逐渐变化；它们表现出“路径依赖”；它们有着修改过的“血统”；它们试错，表现出选择性持久。对于这一内生变化过程，人类无功可邀，因为它并无从上至下的指挥。

左右两翼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回避这一真理，在事实上主张“神创论”。他们的痴狂不相上下，右翼拒绝承认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也即大自然之复杂，并不意味着存在设计师，而左翼否定亚当·斯密的理论，也即社会之复杂，并不意味着存在规划师。在本书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向各种形式的创造论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