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烈敦促各位不要犯下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你们应该全力避免：

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们眼里最明亮的光芒，是为了让你们看到前方而设计；

我们的大腿和小腿，通过关节铰连在一起，扎在脚上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迈开大步走路；

我们的小臂妥帖地配合着粗壮的上臂，身体左右都配备着灵巧的手，只是为了让我们麻利地做完生活所需之事。

人们所得出的这一类理由，扰乱了因果，本末倒置……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四卷，第823～833行

查尔斯·达尔文不是在真空知识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探索科学的过程中，他深受启蒙运动理念的影响，这并非偶然。他身边全是启蒙观念。他读过祖父模仿卢克莱修所作的诗。“我研究的就是洛克和亚当·斯密”，他在剑桥大学曾提到这两位最提倡自下而上理论的哲学家。或许，他当时读的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因为在大学里，这本书比《国富论》更受欢迎。事实上，1838年秋天，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远航后回国，打算对自然选择概念进行具体阐述的时候，读到了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所写的亚当·斯密的传记，并从中获得了竞争和自发秩序的观点。同一个月，他读了（或者重读了）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论述人口的文章，着迷于生存竞争（一些物种蓬勃兴旺，一些则相反）这一概念（触发了他日后的自然选择洞见）。当时，他跟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交往甚密，马蒂诺是一个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也热情地支持亚当·斯密“奇妙”的自由市场理念。她是马尔萨斯的一位红颜知己。达尔文通过母亲和他未来的妻子所属的韦奇伍德家族进入了激进主义、贸易和宗教异见人士的圈子，见到了自由市场议员和思想家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等人。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甚至略微夸张地说，自然选择“应当视为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扩展类比”。古尔德认为，这两种理论都主张，平衡和秩序是从个体行为中自然形成的，而非受外力或上帝的控制。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古尔德在生物学领域赞同这一理念，但认为它不适合经济学领域：“真够讽刺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制度在经济学领域并不管用，因为它会导致寡头垄断和革命”。

简而言之，查尔斯·达尔文的思想本身就是从19世纪初英国盛行的观点（也即人类社会的秩序自发形成）演变而来的。有关演变的广义理论，出现在狭义理论之前。尽管如此，要让人们理解自然秩序不受指引，达尔文仍然面对着巨大的障碍。这一障碍就是基本上由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提出的创造论观点，而且佩利的提法十分巧妙。

1802年，神学家威廉·佩利出版了自己最后一本书，并提出了生物设计存在目的的观点。他凭借缜密的心思，为设计逻辑做了一番最为精妙的陈述。他想象自己在穿越荒原时，无意间踩到了一块石头。接着，他又想象自己低头一看，发现自己踩到的不是石头，而是一块手表。他拾起手表，得出了手表出自人工的结论：“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必然存在过一位或若干位技工，他制造了这块表，其目的已通过表本身做了解答；这个人理解手表的构造，设计了它的用途。”如果手表的存在意味着钟表匠的存在，那么，动物的存在，怎能不意味着造物者的存在呢？“存在于手表之上的每一种发明的迹象、每一种设计的表现，同样存在于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上，只不过，自然更宏伟繁复，超出了人的所有算计。”

佩利的设计论点并不新奇，就是把牛顿的逻辑应用到生物学上。事实上，600年前，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就提出了5个论点支持上帝的存在：“任何缺乏智慧的东西，都不可能朝着终点移动，除非受到某个有知识和智慧者的指引。”佩利的观点只是这5个论点之一的变体而已。1690年，常识“大主教”约翰·洛克就已经言之凿凿、不容驳斥地重申了同样的想法。洛克认为：“无法想象，完全没有思想的物质能够产生一种有思想的智慧存在，就如同无法想象，任何东西都不能够产生物质。”思想先出现，而非物质。一如丹·丹尼特（Dan Dennett）指出的，洛克对“上帝是设计师”的观点，盖下了一道实证的、世俗的、近乎数学的认可戳。 a4JBg8MUUkvnz12vvZp9Tfyl8MB14ui7RbTRNFC4LKfamX7qKeiHgZZ7iPxLxU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