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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比较文雅的习惯，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呢？埃利亚斯意识到，我们会以羞耻感的形式，把违背这些规则的惩罚（以及对更严重暴力行为的惩罚）内在化。也就是说，一如亚当·斯密所称，我们借助一位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并且，随着他越发挑剔，我们在人生中越来越早地学会从他的视角看问题。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埃利亚斯和平克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因：政府和商贸。随着政府权力日渐集中到国王及朝廷手里，地方军阀失宠，人们不能再像战士一般行事，而必须要表现得像朝臣一般。这就是说，不光要减少暴力，还要更加有教养。“利维坦”（国家）强行维持和平，以求有更多年富力强的农民纳税。报复杀人变成了国家一级的犯罪，要遭受惩罚；它不再是私人之间血债血偿的恩怨。与此同时，商贸使人们重视在交易中获得陌生人信任的机会。随着陌生人之间的金钱互动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邻居想成潜在的生意伙伴，而不是潜在的猎物。杀死店主毫无意义。故此，同理心、自我控制和道德成为第二天性，尽管道德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贯穿历史，它既能防止暴力，也很容易引发暴力。
2600年前，老子就理解了这一点：“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就贸易抚慰人类暴力、不宽容和仇恨的作用，孟德斯鸠说过，这是“doux commerce”（甜蜜的商业活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这一言论的正确性。社会越是走向富裕，以市场为导向，人们的行为就越是友好。想想1600年之后的荷兰人、1800年之后的瑞典人、1945年之后的日本人和德国人。19世纪的长期和平，正好与自由贸易的发展相对应。20世纪上半叶震撼世界的暴力癫狂，则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对应。
商业蓬勃发展的国家远比压抑商业活动的国家暴力行为要少。叙利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战乱，难道是贸易过度发达带来的？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新西兰大体和平，难道是因为它们回避了贸易？有一回，我当着伦敦一群观众的面采访了平克。有一位观众态度坚决地认为，利润也是暴力的一种形式，故此，利润增加，也就是暴力增加。平克对此做了一番热情的回答，让我深受触动。他以自己家族的故事作答。平克的祖父，1900年出生于华沙，1926年移居到蒙特利尔，为一家衬衫公司（他们全家在波兰都是做手套的）工作，大萧条期间遭到解雇。后来，祖父在祖母的帮助下，在自家公寓里缝制领带，最终赚到足够多的钱开了一家小工厂，一直经营到两人过世前一段时间。没错，这家小工厂的确要赚一点点利润（刚好够付房租，养活平克的妈妈和兄弟们），但他祖父连一只苍蝇也不忍心下手。平克说，商业不可等同于暴力。
“资本主义市场的参与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美德，让这个世界变得文明起来，”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在《小资产阶级美德》（The Bourgeois Virtues，也译作《布尔乔亚美德》）一书中写道。“和舆论杂志上有时候的论调相反，人们越是富裕，越是城市化，跟贫苦的农村人比起来，就越是 不那么物质主义，不那么暴力，不那么肤浅 。”
那么，传统智慧者（尤其是教师和宗教领袖）怎么会认为商贸是污秽之源，不美好呢？他们怎么会认为，经济越是发展，我们越多地参与“资本主义”，就会变得越自私、越个人主义、越不顾及别人呢？这种观点非常普遍，甚至会让人罔顾事实证据，认为暴力在增多。2013年，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发表训诫书《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认为“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缺乏对他人的尊重，暴力滋长”的原因。好吧，这就是那种错得彻头彻尾的传统智慧。暴力一直减少，而非增加；资本主义越是“肆无忌惮”的国家，这一发展倾向越是明显，而且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这回事儿。
我之所以这么详细地介绍平克对埃利亚斯理论的论述，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演变观点。哪怕平克认为“利维坦”（此处指政府政策）是暴力减少的功臣，但他暗示，政策只是在改变敏感性的过程中尝试反映敏感性的变化。况且，即便如此，利维坦也是在无意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的目的不是要带来文明，而是为了垄断。这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扩展，利用斯密的历史推理，设想道德感以及暴力和无礼行为习性会有所演变。它们的演变，不是因为有人强制规定它们应该这样，而是自发产生的。道德秩序自然形成，不断变化。当然，它有可能朝着更加暴力的方向演变，事实上，它也会时不时地来上一次，但基本上，它是朝着和平的方向演变的。对此，平克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证明。整体上看，过去500年，在欧洲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地方，人们逐渐减少了暴力行为，更加宽容，更加讲究道德，同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这样。直到埃利亚斯从文献中发现了这一趋势，后来又经历史学家从统计学上确认，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它就这么发生了，并非我们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