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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按照这一理念，不需要上帝的存在。斯密是自然神学课程（当然他也教授其他课程）的老师，并未自称是无神论者，但偶尔，他会危险地偏向卢克莱修的怀疑主义。他至少得动动嘴皮子功夫侍奉上帝，倒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三位前任教授，包括他的恩师哈奇森，都因未能坚守加尔文主义的正统观念被控异端。当时的神学家警觉性非常高。他的学生约翰·拉姆齐（John Ramsay）怀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斯密“上书元老院……要求免除一上课先祷告的义务”，遭到拒绝后，他的讲座又让学生“得出一个没有根据的结论，也就是，神学的伟大真理以及人对上帝及其邻居的义务，或许无须任何特殊的启示，就能从自然的角度发现”。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者加文·肯尼迪（Gavin Kennedy）指出，《道德情操论》的第6版（1789年）出版于他对待宗教虔诚的母亲去世之后，斯密在书中删除或调整了许多宗教引言。他既可能是一个“深柜”中的无神论者，也有可能是有神论者，只是不从字面意义上接受基督教义，而假设某个上帝把良心植入了人类的胸怀中。
按照斯密的观点，道德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现象，人在社会中寻找心心相通的愉悦，自行决定道德准则，接着道德家再观察、记录这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反过来又以从上至下的方式将之教导给人们。基本上，斯密的意思是，告诉你应该怎样行事的牧师，他的道德准则其实来自观察真正有道德的人怎么做。
语法老师是个很合适的同类例子，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编辑整理日常用语中所存在的模式，再把整理所得的结果重新教给我们。只有很少的时候（比如“分裂不定式”
），他们确定的语法规则才会跟优秀作家的用法存在矛盾。没错，牧师有可能发明、倡导一条新的道德规范，一如语言学家有可能发明、倡导一条新的词法或语法规则，但这其实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就这两种情况而言，用法发生了变化，教师逐渐认同了变化，有时候还假装是原创者。
下面举个例子。在我有生之年，从道德上来说，反对同性恋在西方世界越来越不可接受，而反对恋童癖，则日复一日地具有了道德上的强制性。很久以前，男明星/名人可以当众违背不得与未成年少女结交的规矩，不会遭到非议，放到今天，却会被告上法庭，身败名裂，而另一些男明星，从前跟成年男子约会，会让自己名誉扫地，现在却可以公开说出自己的爱。请不要误会我：对这两种发展趋势，我都举手赞同，但我想要表达的要点不在于此。我的观点是，改变不是来自某些道德领袖或委员会的规定（至少主要原因不在于此），更不是《圣经》上的训令促成了变化的产生。相反，普通人之间的道德磋商，逐渐改变了社会上的普遍观点，而道德教师反映了这些观点一路上发生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道德在演变。同样地，在我这一辈子里，“enormity”和“prevaricate”的词义发生了变化
，也不是因为有委员会考虑要调整词汇的含义，语法学家们也基本上无力阻止它们的改变（事实上，语法学家煞费苦心地谴责语言的创新）。奥特森指出，斯密在其著作中，将“brothers”和“brethren”（也即两者均为“兄弟”的复数形式）互换着使用，而且他还略微偏爱用后者。可到了今天，规则改变了，除非你是装腔作势的老古董，或者是语带嘲讽，你才会用“brethren”来表示“brother”的复数形式。
斯密敏锐地意识到了道德和语言的相似之处，故此，他坚持在《道德情操论》的第2版及后续版本中，加入自己论述语言起源的短文。文中，斯密提出，语言的规律是发明，而非发现，也就是说，这跟物理定律不一样。但它们始终是规律：如果孩子没能正确地运用“bring”的过去式，说“bringed”而非“brought”，父母或者小伙伴会加以纠正。所以，语言是一个有序的系统，是靠着人们努力尝试“让各自的需求为彼此所理解”，不断试错而自发产生的。没有人负责，但这套系统是有序的。这是个多么特殊和新颖的想法啊，又是一个多么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啊。如果道德不需要上帝，如果语言是自发产生的系统，那么，有没有可能，国王、教皇和官员，对社会的有序运作，不像他们装出来的那么关键呢？
美国政治学家拉里·阿恩哈特（Larry Arnhart）说过，斯密是自由主义关键原则的奠基人，因为他拒绝西方传统，认为道德必须符合一套超然的宇宙秩序，不管是上帝的宇宙，还是理性的宇宙或者自然的宇宙。“自由主义道德不是这种超然的宇宙道德学，而是建立在实证的人类道德学的基础上，也即道德秩序源自人类经验之内。”
最重要的是，斯密认为道德和语言可以改变，可以演变。奥特森指出，在斯密看来，道德判断是受过去经验的诱导所做的概括。我们会记录对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态度（赞成或反对），观察其他做相同事情的人。“频繁重复的判断模式逐渐披上了道德义务的外衣，甚至变成了上天所授的诫命，而重复次数较少的模式，（人们对它的）信心就差得多了。”正是在人类经验的混乱实证世界里，我们发现了道德。道德哲学家观察我们的行为，但我们的行为，并不来自他们的创造。